圖為芭蕾舞劇《百合花》劇照。

上海芭蕾舞團供圖

最近，根據(jù)茹志鵑同名小說改編的芭蕾舞劇《百合花》在上海大劇院首演。該劇由上海芭蕾舞團藝術總監(jiān)辛麗麗邀請茹志鵑女兒、作家王安憶執(zhí)筆改編。從筆尖到足尖，這朵純潔的百合花，在歲月的長河中綻放如初。記者對話王安憶、辛麗麗，講述《百合花》臺前幕后的故事。

記者：小說《百合花》全文5000多字，是如何想到改編成芭蕾舞劇的？

王安憶：它是一部短篇小說，寫了解放戰(zhàn)爭期間一個動人的故事。上海芭蕾舞團能把它選作芭蕾舞劇，我很感動，因為我覺得這么久的一個作品，大家還記得它。當年創(chuàng)作《百合花》時，我母親才30歲出頭，這是一次青春寫作。今天演繹這段故事的主創(chuàng)團隊也是如此年輕，這是一種特別的對話。

辛麗麗：2022年冬天，我第一次向王安憶提出將《百合花》改編成芭蕾舞劇，她非常爽快地答應了，不僅提供小說版權，還執(zhí)筆改編，用了短短一個月就完成了劇本，并全程參與創(chuàng)作。感謝她用作家獨特的筆觸，把小說中那份純凈、清新的青春故事，搬上芭蕾舞臺。

王安憶：《百合花》的故事搬上芭蕾舞臺靠大家共同的努力。小說敘事淡淡的，線索也簡單，以芭蕾舞劇的形式呈現(xiàn)，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將其具象化。

辛麗麗：把《百合花》的文字變成舞劇，最難的在于沒有戲劇沖突，但故事里的情感立得住。總編導王舸一頭扎進對原著的研讀中，不斷與王安憶溝通，尋找適合舞蹈語言特點和舞臺呈現(xiàn)方式的創(chuàng)作突破口，質(zhì)樸又靦腆的通訊員、羞澀但心懷大愛的新媳婦等形象漸漸立體起來。

王安憶：我第一次寫舞劇的腳本。舞劇需要編導用大量的舞蹈語匯來充實，最有決定權、最辛苦的是編導，應該讓編導自由地去創(chuàng)作。比如，怎么在舞臺上“借被子”？這是小說最關鍵的戲劇點，太日常、寫實了，編導要非常有“招兒”，才能處理得生動。

記者：《百合花》里最家喻戶曉的內(nèi)容，確實是“借被子”。通訊員、新媳婦、文工團女戰(zhàn)士三個人物，因為這件事而產(chǎn)生了交集。大家可能想象不出來怎樣在芭蕾的舞臺上表現(xiàn)這個情節(jié)？

辛麗麗：《百合花》排了三年，光“借被子”這場戲，就磨了八個月，數(shù)不清排了多少版。最開始排練，拿的就是我睡辦公室時用的被子。當然最終在舞臺上呈現(xiàn)得很巧妙，“借被子”這件日常小事成為全劇的亮點之一。一床普通的被子在舞臺上被演繹得活潑有趣，讓觀眾體會硝煙彌漫歲月中綻放的溫情與美好。

王安憶：《百合花》聚焦了幾個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而且，這次創(chuàng)作的定位很好，它是紅色題材，也是一個青春劇，這一點特別好。青春總是最動人的。

辛麗麗：從主演到群舞，《百合花》演員們平均年齡不到24歲。他們在排練中不斷磨煉自己、突破自己，讓那個年代的記憶、故事里的人物，都鮮活了起來。我就感慨——我們的芭蕾舞演員會表演了。戚冰雪、許靖昆、郭文槿將三人從初次相遇到建立深厚情誼、如百合花般美好的情感娓娓道來。

王安憶：我最喜歡這三個孩子。三個年輕人的舞段，展現(xiàn)了美好的感情。《百合花》其實是個很單純的故事，我母親表達得也很質(zhì)樸，而舞劇純真歡快的風格與小說相當契合。讀小說時，三個主要人物在我腦子里的形象是很模糊的，但上海芭蕾舞團的三個年輕人出現(xiàn)在我面前，我當即覺得——這些人物就該是這個樣子。

記者：兩位老師也是多年老友，此次跨界攜手合作，默契和信任度也是很高的。

辛麗麗：我17歲就認識她了，此次創(chuàng)排《百合花》，第一個想到的編劇就是她。安憶老師很開通的，主動表示沒有什么不可以改，有點愛情也可以。那就好辦了，有愛情就可以跳雙人舞了。所以劇中那一段頗具浪漫主義色彩的雙人舞蹈，其實是在她的支持下創(chuàng)作出來的，是非常精彩的一段。

王安憶：我很清楚他們這三年是怎樣度過的、經(jīng)過了怎樣的努力，數(shù)次采風、刻苦排練、反復修改。我搜索母親的文字，其中有未曾完稿的電影劇本，文中有不少創(chuàng)作談，其中有句話給我啟發(fā)：“記憶的篩子啊，把大東西漏掉了，小東西卻剩下了。遙望中，真像一場舞蹈。”我看到排練廳里的他們和時間賽跑，克服地心引力，縱情飛躍。就這樣，小說里的人和事，朝我走了過來。

辛麗麗：我們希望觀眾記住的不僅僅是一個個性格鮮明的人物，更是那個年代普通人之間樸素、動人的情感。感謝所有主創(chuàng)給予作品的情感，他們真摯、可愛、忠誠，又充滿深情，讓硝煙里的青春與信仰在舞臺上閃閃發(fā)光。

王安憶：小說中，三個孩子的精神世界很簡單，現(xiàn)在的孩子們要面對的是一個千變?nèi)f化的復雜世界，要找一些不變的東西才能應對，我希望《百合花》能夠提供一些不變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