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日記初刊本考略
葉圣陶兼具作家、教育家、出版人和社會活動家多重身份,畢生留下多達七百余萬言的日記,學術價值、史料價值卓著。近半個世紀以來,葉圣陶日記的版本及刊本層見疊出,僅筆者目力所及便多達三十余種,尤其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自2024年6月起陸續付梓的十卷《葉圣陶日記全集》,首次展示其日記全貌,引得學界與文壇矚目。
追本溯源,葉圣陶日記刊行之肇始當為連載于人民日報社主辦的《大地》(原《戰地增刊》)1981第1期至第3期的《東歸江行日記》。
這部誕生于1945年12月25日至次年2月9日的日記,文白交融,將抗戰勝利后那段東歸之旅娓娓道來。彼時,山河初定,葉圣陶與一眾親友歸心似箭,踏上木船順江東下,自渝至滬。其詳細情形,在這部日記的開場白中有明晰介紹:“那次乘木船出川完全是不得已。飛機、輪船、汽車都沒有我們的份,心頭又急于東歸,只好放大膽子冒一冒翻船和遭劫的危險。木船是開明書店雇的,大小兩艘載了五十多人,有開明的同事,有搭載的親友,有全家老小,有單身一個。”同樣據這則開場白云,該日記原本是葉圣陶在“文革”中閑來抄錄給開明書店老同事王伯祥作“臥游一番”用的,“這么個日記抄本讓姜德明同志知道了,他一定要借去看,看過后一定要在刊物上發表”。
與之相呼應的是,2025年3月,中國嘉德舉辦姜德明珍藏近代名家書信專場拍賣,內含葉圣陶致《人民日報》文藝部時任編輯姜德明的八十余通手札,不少內容涉及《東歸江行日記》,茲擇其誕生年代最早的一通迻錄如下:
德明同志:承惠《戰地增刊》兩冊,謝謝。不夠分配,可否再給四五冊,少些也可以。詢我那年長江里下水之作,記得還有一篇叫《川江里的橈夫子》,登在《周報》或《民主》上,記不真切了。因足下愛看這類東西,今將《東歸江行日記》奉上,請觀覽。此是日記,絕非有意為文,更見其真。請觀后擲還,為盼。前天寄上《倪煥之后記》,想蒙收閱。今天人文社同志來,我告訴他《后記》已寄與足下。匆匆,即請撰安。
四月二十日夜
落款無年份。查閱《葉圣陶日記:一九七八》(載開明出版在2021年12月版《葉圣陶研究年刊2021年》),4月18日條下有記:“今日專事寫信,共寫七通。中有一通將《倪煥之后記》寄與姜德明,問渠要否刊于《人民日報》之副刊《戰地》。”由此可將上述信札誕生年份鎖定在1978年。在此之前,姜德明因寫作需要,曾致信葉圣陶詢問他東歸后寫過哪些記述長江風情的作品。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引葉圣陶致姜德明手札均系同場拍品,皆存在落款無年份的情況,其年份系筆者根據書信內容所示線索,輔以葉圣陶日記考索推斷而來。
姜德明收到葉圣陶復函以及隨信而至的日記抄本,喜出望外。葉圣陶作為耄耋之齡的文壇泰斗,世人原本以為他的新作是一些詩詞短文,不曾想私篋內居然還有整本未刊日記。故而姜德明在依囑“觀后擲還”的同時,向葉圣陶表達了允許該日記刊于《戰地增刊》的愿望。
葉圣陶最初并未有太多遲疑,于4月29日以書信方式向姜德明明確表態:“我的江行日記在增刊上發表,我同意足下的主張。我想再把這本子呈上,由足下選擇,托人繕鈔,然后讓我看一下,看有無錯字,只要指明哪幾段刪去就可以。我一定作一二百字的短序。我處人力缺,不便鈔寫。再說,應該去掉哪幾段,還是由足下定持為好。”他當天的日記亦有相關記敘:“今日寫信四封。中有復姜德明之一封,同意其提議,將余之《東歸江行日記》刊于人民日報社所出之《戰地》增刊中。”
接下來,葉圣陶又與姜德明商討具體的發表事宜。
德明同志:……
江行日記再當寄上。作如下的次序安排,請看好不好。(一)首先請足下重看一遍,從編者的角度考慮。把應刪的語句或段落記下來,告知我。(二)由足下托人繕鈔,刪去的語句或段落就不須鈔。(三)排出之后請把校樣寄我,讓我自己校一遍。我見增刊第一期很有些排錯的字,自校一遍可以放心。(四)小序稍緩 奉 上,大約百把字就可以了。——這樣安排好不好?待有人去郵局,就把本子寄出。
雜事稍多,沒閑暇寫字。請寬假時日,踐鈔詩的諾言。往四川參觀學習,倘有短文,隨即寄上,盼望迅速獲得刊出。但是未必可靠,不過有此想耳。即請大安
葉圣陶五月八日
誠如尺牘所言,當月之末,葉圣陶入蜀參觀,歷時近月。返京次日即6月27日,他又因膽結石癥,入首都醫院施治,淹留百日有余。作者沉疴在身,當然無法親理筆墨。姜德明情急之下,求諸葉圣陶長子、同為出版界耆宿的葉至善相助。在中國嘉德姜德明珍藏近代名家書信拍賣專場上,也上拍了葉至善致姜德明的一通手札,專述此事:
德明同志:
我父親還在醫院里,大致沒有危險了,健康恢復很慢,看來國慶節前不可能出院。醫生還不準他多接待客人。《江行日記》,您一定要發表,能不能等我父親出了院,讓他自己刪定,并稍作補充。反正是不急之務,發表早晚無多大關系。而我父親的認真勁,您是知道的,公開發表的東西,連一個標點也不肯馬虎。遲復為歉,敬祝
編安。
葉至善
8月26日
倏忽兩載光陰流轉,姜德明復向葉圣陶舊話重提。葉圣陶深為這位編輯的職業精神所感動,提筆回復道:
德明同志:
……
承您再提起《東歸江行日記》,感極。前次之收回,并非有何顧慮,只因日記里提到的人和事,大多都非讀者所知,讀者看見一鱗半爪,將有摸不著頭腦之感。倘若逐一作注,則不勝其煩。因而以為不登載為好。此次您重又提出,遂與至善商量如何是好。商量的結果是在前面寫一段“小引”,把那次順江東歸大概說一說,主要說結伴的是些什么人。想來幾百字也夠了。現在請提出個期限,這段“小引”至遲在何時必須交卷。我即在期限前寫好呈上。
……
葉圣陶 八月十八日傍晚
依然是在《東歸江行日記》開場白中,作者對自己的遲疑不決有更詳盡的說明:“我老是猶豫。日記本來是只備自己查考的(其實也未必查考),所以記個大略就夠了,來龍去脈自己心里有數,用不著多寫;提到熟人,更用不著注明性別、籍貫、年齡、身份和相互關系等等。這樣脫頭落襻的文字,給熟朋友伯祥先生看看是無妨的,因為我經過的事他大體知道,我交往的人他也大多熟悉;登在刊物上給廣大讀者看可就不大相宜了。還有一點,我主張公開發表的文字必須用普通話寫,寫日記不避文言,因為日記本來不打算給別人看,用文言卻可以少寫幾個字。現在把這樣半文不白的文字發表在刊物上,我總覺得有點兒不負責任。”
姜德明是如何說服葉圣陶的,我在這位藏書家公之于世的文字中,尚未尋得相關記述。所幸花城出版社首任負責人蘇晨,在其暮年所著《遐荒集 我與文壇大家》(新華出版社2020年11月版)里,有一段回憶:“德明兄說服葉老答應交他在《大地》上連載的‘理論’是因為他覺得,‘這種原來沒打算給人看的文字,不遮不掩,不藏不掖,便是常說的敞開心扉,直抒胸臆,推心置腹。于是其言也真,其言也誠,往往更啟人至深,感人至深’。”
另據葉圣陶1980年12月8日日記(見《葉圣陶日記:一九八〇》,載開明出版在2024年12月版《葉圣陶研究年刊2024年》)披露:“余所抄之《東歸江行日記》前年姜德明欲刊載于渠所編之《戰地》,既已排版,而至善以為如此日記,一般讀者于其中之人與事皆不甚接頭,未必愛看,遂未任發表。近月來姜德明再伸前請,且謂已刊列篇目,于明年之預告中,乃不得不任彼刊載。開首須作一小序,至善代余為之,今日下午交余。其作甚好,富含感情而語言至平淡,可謂佳作。為潤色一過。”此則日記為我們揭開了兩個秘密,一是《東歸江行日記》之所以未能在1978年發表,葉至善心存顧慮是關鍵因素;二是葉圣陶年事已高,這則開場白實由葉至善代筆,葉圣陶僅稍加潤色。不僅如此,最終殺青的此文并非如葉圣陶當初所設想的那般只有“幾百字”甚至“百把字”,而是長達一千二百余言。翌日,他便將開場白隨信郵寄姜德明。信如下:
德明同志:
《江行日記》的開場白已經寫成,今寄上請審閱。也不必寫“序”或“小引”,排在題目和署名下就是了。
排成之后,希望連同日記交給我自己校對。
即請近安。
葉圣陶 十二月九日下午
姜德明不敢懈怠,當即遣人排印與校對。未及數日,開場白連同1945年12月25日至次年1月3日共計十天的日記清樣,便來到葉圣陶書案上。這位作者伏案細校罷,回復編者:
德明同志:我不贊同用阿拉伯數字在文篇里,故令至善一律改為漢字。還有我不寫“一九八〇”而寫“一九八零”,因為一個圈兒不是字,讀不出聲音。懇請照鄙意改動。還有求于校對同志,務望細校,不要有一個錯字或錯的符號。題目字寫就呈上。即請刻安。
葉圣陶啟 十二月廿三日上午
所謂“一九八〇”,指《東歸江行日記》開場白的落款原本為“一九八零年十二月記”,然而清樣上排為“一九八〇年十二月記”。而且葉圣陶還吩咐長子將文稿中阿拉伯數字悉數改為漢字。由此可見前文所引葉至善書信中“而我父親的認真勁,您是知道的,公開發表的東西連一個標點也不肯馬虎”之語,誠非虛言。至于信中提及的“題目字”,指該文刊本的篇名和署名,皆依葉圣陶手跡摹印而成。
次年1月,《戰地增刊》改刊號即《大地》1981年第1期亮相京華。《東歸江行日記》的篇目作為“招牌產品”榮登封面,成為“連載”欄目“頭條”,以整整兩個內頁刊出,其題頭不僅刊有葉圣陶手寫的篇名和署名,尚配有知名畫家苗地專門創作的水墨題畫,描繪一艘大木船穿行于三峽間,意境悠遠,與日記內容相得益彰。同一期雜志上,還刊有茅盾、丁玲、夏衍、柯靈、新鳳霞等名家作品。
幾乎是在《大地》1981年第1期問世的同時,又一批《東歸江行日記》清樣送到葉圣陶手中。然而,葉圣陶的身體再次亮起紅燈,無法繼續親自校對。他于2月2日致信姜德明:“《江行日記》有無排校之誤,我自己看不準。已經做不到親自校,實在難。”半月后,他再度向姜德明去函:“《江行日記》已由至善校對,今將校樣寄還,請檢收。這兩大張大概是登兩回吧。”這兩大張清樣實則均用于同一期連載——與第1期僅用兩個頁面刊發開場白及日記不同,第2期連載占用了三個半頁面,篇幅較之前一期差不多翻了一番。
1981年3月,《大地》第2期出版,登載1946年1月3日至22日《東歸江行日記》。至于1月23日至2月9日日記,發表在當年5月出版的《大地》第3期。至此,共計四十七天的日記得以完整公之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