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金暉的結識，始于他為我一篇小說寫的評論。一日偶然在刊物公眾號讀到，先是訝異，繼而涌起重重感激——素昧平生的人肯為文字費神，總讓我生出“何德何能，何其榮幸”的惶愧。我此刻落筆，絕非出于回報，而是打心底喜歡《先生》這篇小說。我不懂評論文法，不過是寫些讀后的零碎感觸罷了。

大約我是《先生》的第一個讀者，這篇發表在《人民文學》第三期的小說，早在金暉構思時，便有幸聽過他斷斷續續地講述。此前只知他善寫評論，竟不知小說也寫得這般好。

《先生》這篇小說情節并不復雜，講了一個一輩子守在鄉鎮中學的余老師，去省城找昔日學生辦事。開篇從南京長江大橋寫起，“汽車在橋上走，火車從中間過，輪船在橋下行”。這句看似漫不經心的話，實則為全文定了調，暗喻著人各有其階層軌跡。他懷里揣著妻子李梅泡的青梅酒，要送給如今成了“大人物”的學生丁小義。這趟尋常的省城之行，原是一場穿越30年的精神還鄉，讓我們在玻璃瓶的反光里，窺見一代教師的命運底色。

那瓶青梅酒，從一開始就注定要碎在地上。李梅泡制時的虔誠，層層塑料袋浸出的汗漬，余老師懷抱時的小心翼翼，都在為最后的破碎蓄力。當溫和到近乎窩囊的余老師遇上兒子的工作難題，當師道尊嚴撞上現實困厄，這壇酒成了他唯一的指望。

余老師在丁小義單位門前的徘徊，打電話時的語無倫次，飯店里等待時的坐立不安，都透著知識分子面對權力場域的本能局促。小說里反復寫塔鎮中學的水杉林，與文末省城校園的水杉林遙相呼應。35年前，青年余老師踩著滿地細長杉葉走向講臺，“像根粗壯、筆直、近乎透明的蠟燭”；35年后，老年余老師在相似的樹蔭下趔趄，看綠色扁刺蛾墜落，手中酒瓶應聲而碎。兩個時空在水杉的木香氣里重疊，讓人看見一個教師如何在日復一日的課堂里，把自己熬成“燈芯將滅，蠟油耗盡”的模樣。

這條水杉道是余老師的精神原鄉。他在這里挨過學生的惡作劇——紙團砸后背，紙條貼脊梁，被喊“慢一拍”；也在這里見過教育的微光——王武每年的短信，丁小義模糊的記憶，留守少年的成績進步。鄉鎮中學的升學率不高，學生們“如泥牛入海”，但這些散落天涯的名字，湊成了他全部的人生刻度。

余老師的“慢”貫穿始終。騎車時“不緊不慢地哧啦聲”，被學生捉弄時“不緊不慢撕下紙條”，妻子催得緊了便“一拖再拖”，連生氣都“虎頭蛇尾”。這種在功利世界里格格不入的性格卻是他最珍貴的質地。拒絕培訓機構的邀請，堅持不收留守少年的輔導費，在飯店里反復調座位只為得體見學生——這不是懦弱，是近乎固執的尊嚴。

這種“慢”與時代的“快”形成尖銳對比——汽車在城里“左沖右突”，丁小義“忙得半路返回開會”，連李梅都急著用青梅酒換取現實利益，而余老師始終站在原地，用40年的光陰證明：教育是農業，不是工業，需要等待，需要包容，需要“慢一拍”的耐心。

青梅酒最終流淌在水杉下，濃烈的香氣卻意外地成為全文最明亮的意象。青梅帶著“清冽、熱辣又甘甜”的滋味，在余老師的口腔里綻放。這未嘗不是一種解脫——當禮物的功能消失，酒才回歸酒本身；當功利的訴求落空，人情才顯露本真。余老師終于可以為自己品嘗這壇酒，就像他終于可以接納自己平凡的一生一樣。

金暉沒有給故事一個俗套的結局——丁小義沒有出現，兒子的工作沒有著落，余老師必將帶著空酒瓶回到塔鎮。但正是這種不圓滿，讓故事有了穿透人心的力量。在物質主義盛行的當下，余老師的“失敗”反而成了精神的勝利。

金暉的《先生》，像一壇封在時光里的青梅酒，初讀覺得清冽，細品才知醇厚。文中有許多值得回味之處，青梅酒，水杉林，南京長江大橋，都是巧妙隱喻。夢境也可謂神來之筆，電話是否真實——或許這一切只是金暉對余老師的極度悲憫。當然，為這篇小說增色的還有它的語言，準確而克制，三言兩語便把人物立起來：“頭發稀少，頭頂漸禿，‘蠻好的’是他口頭禪”——這是余老師；“女人總能找到一些捕風捉影的事情，對于吵架，李梅有兩件輔助武器，即回娘家和搟面杖。前者用來對付余老師，后者用來對付兒子。”——這是李梅。字句落處，人就活了。

此時我想起作者本人，因為從余老師身上我看見了金暉的影子——善良，本分，兢兢業業，對學生的牽掛，對教育的熱忱。我曾看過一段他上公開課的視頻，視頻沒有聲音，他在講臺上“揮斥方遒”。不知那堂課金暉講了什么，卻令我想起小說里余老師講“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的片段，這一刻，金暉與余老師的形象重疊了。“先生”不光是指余老師，是金暉，也是無數個在教育事業中默默奉獻一生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