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卞之琳開始整理早年的譯詩譯文，先后出版了兩本選集：一是施蟄存主編“百花洲文庫”中的《西窗集（修訂版）》（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一是彭燕郊主編“詩苑譯林”中的《英國詩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3月版）。《卞之琳集外詩文輯存》里，收錄了他寫給兩位主編的信。

1982年4月20日致彭燕郊信中說：“最近江西出版社寄來《西窗集》修訂版，封面太不像話，我簡直不好送人。”5月7日信中又重復提及：“江西人民出版社請施蟄存同志主編的‘百花洲文庫’收入了我的《西窗集》，最近寄到了一些本，封面設計太不像話，害得我不愿意送人……”

同年8月24日致施蟄存信中也直言不諱地寫道：“‘百花洲文庫’第一輯各本我都已早接到，封面設計實在惡劣，出乎意外，而《西窗集》里我也不及更正阿索林兩本書名我自己的注解錯誤，所以都沒有送人，等重印了再簽名奉贈留念。”

卞之琳一再表示不滿《西窗集（修訂版）》的封面設計、不愿將書送人，連叢書主編、好友施蟄存也沒有“簽名奉贈”，但最近網上一家舊書店竟有一冊他的簽贈本出售。“商品詳情”內附有書影照片多幅，內封頁可見卞之琳的親筆題詞：“霞村同志：這本書封面不堪入目，內容也我（？）自己注錯的兩處原書名，先奉贈一本過目，更正重印又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當再送。”

這位受贈人“霞村同志”，應該就是翻譯家徐霞村。1930年，他與戴望舒合譯出版阿索林散文集《西萬提斯的未婚妻》，1982年更名為《西班牙小景》再版。《西窗集（修訂版）》里注錯了兩處阿索林的原著書名，所以卞之琳特意告訴他，是擔心同行看到未及更正的錯誤，會笑話自己。

網店提供的《西窗集》題簽本書影照片相當清晰。卞之琳在書籍封面上留下多處涂改的筆跡，讓人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情緒。左邊流線型的裝飾圖案上打了兩個大叉，書名三個字外加一個大圈，書名下叢書名的大寫拼音字母上劃了兩條橫杠。他還在“百花洲”與“文庫”兩組拼音字母之間添加空格符，并在“文”字拼音中間補寫漏掉的字母“E”。

慶幸的是，《西窗集（修訂版）》于1984年10月出版了二印本，上述封面的遺憾和注釋的錯誤都得以補救。

大約十年前，我編一冊《西窗集》增補本，收入花城出版社“文學館”叢書。我將《西窗集》各種版本搜齊備選時，便發現“百花洲文庫”中的《西窗集》有兩種封面。當年，我并不知道卞之琳本人的態度，只是憑印象覺得二印本封面的視覺效果較好，故而在新編《西窗內外》一書中作為插圖使用了。這回找出來翻看，才發現由于自己的無知和大意，僅將這個封面注為修訂版，沒有明確是一印還是二印。

二印本的封面較一印本有很大改善。首先是刪除書名下方比原來書名字體還大的一排拼音字母，再將書名三個字放大、加粗、居中。封面上的底紋圖案基本沒有變化，但整體畫面顏色淺淡，反襯出深黑色的三字書名，顯得分外醒目。另外，封底所印“百花洲文庫”第一輯目錄中，《西窗 集》后 括 號 里 原 有“歐美散文集”幾個字，也改為“西歐散文集”。這些應該都是接受了卞之琳的意見，才做出的調整。

二印本對書內文字做了更正，挖補的痕跡非常明顯。具體涉及阿索林兩組文章的出處，包括目錄和正文的標題，例如《〈安托尼奧·阿索林〉九章》改為《〈小哲學家自白〉九章》，《〈西班牙〉一章》改為《〈鄉鎮〉一篇》。注釋中相應之處的西班牙原文和原書出版年份，均有更改。查《西窗集》商務印書館初版本，這些文章原來都是單篇列出標題，并注明譯自美國《日規》雜志，是據英譯文轉譯的。重新修訂出版時，卞之琳想是去核對了西班牙文原著，不知注釋何以會錯？

新編《西窗內外》中相關文章，底本依據《卞之琳譯文集》。譯文集所收《西窗集》前有一段“出版說明”：“本書一九三六年三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刊’）初版。改編后新版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百花洲文庫’）印行。現據一九八四年十月新版訂正本，加初版譯者題記及附錄重排。”

三卷本的《卞之琳譯文集》，是譯者生前親自編定的。可考慮到出版時間正值譯者去世的當年當月，后期的文字校訂工作恐怕主要由責任編輯完成。或許正是因此，盡管聲稱“現據一九八四年十月新版訂正本”，兩者文字還是存在一些差異。例如，阿索林書名《鄉鎮》改為《村鎮》，還有“普如思忒”改為“普魯斯特”、“喬埃思”改為“喬伊斯”。其間哪些是出于卞之琳本人意愿，哪些是責編根據所謂“規范”自行修改，不得而知。

《西窗集》的版本大致可分為兩個系統：一是商務印書館初版，一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修訂版。鑒于初版后來被卞之琳拆散重組，不好再說什么“版次貴初”。現在看來，《西窗集（修訂版）》一九八四年的二印本，無論是封面設計還是文字校訂都有卞之琳本人的深度參與，且符合“印次貴后”的原則，真正算是“作者生前最后一個版本”，即所謂“決定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