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主編的《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1949—2019）》（以下簡稱《小說理論編年史》）共8卷本，近期由武漢出版社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國當代小說理論轉型和成熟時期的樣貌，推動了中國特色小說理論話語體系的建構。

在體例上，“紀傳體”和“編年體”是中國古代兩大傳統，前者以《史記》等二十四史為代表，后者以《左傳》《資治通鑒》等為代表。兩種體例在文學諸史中都有運用，但就中國現代小說理論史來說，《小說理論編年史》具有開創性。它克服了以往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史的一些困難，比如“主觀性”問題、細節呈現問題、時間的連貫性問題等，充分發揚“編年體”嚴格書寫事實、觀念隱藏于材料中的優點，從而呈現出歷史的復雜性。

作者在“前言”中說：“要避免以‘主觀性’觀念統領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史，就得創新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的敘事模式。經過思考，我們擬采用‘編年體’來敘述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史。”該書通過對當代小說理論歷史節點的敏銳捕捉，通過創新述史模式在“長時段”視野的映照下勾連起“短時段”的文學“事實”，動態地演繹了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向，以及在關鍵節點上爆發出的思想能量，描繪了當代小說理論在時代褶皺中的流轉軌跡，再現了當代小說理論演變的內在肌理與發生現場。

《小說理論編年史》關注的首要“事實”是關于小說的諸種觀念，理論觀點、理論形式、傳播媒介、語體等都在輯錄范疇之內。它雖然是編年體，但在寬泛的意義上建構了中國當代小說理論譜系，這尤其體現在它對史料廣度與深度的雙重追求上。

該書史料種類豐富全面，尤為注重邊緣史料的搜集與打撈。“編年史”并非簡單的資料長編，而是包含著文獻真偽的考辨、理論內涵的精準提煉，以及歷史現場的深度還原，足可見編者精深的史料整合能力。史料種類包括小說理論著作與論文、小說評論、小說創作經驗談、小說譯介、序跋、書信、編者按語、編輯手記，以及影響小說理論發展的政治事件、文藝政策、國外文學理論譯文等，這些涵蓋了諸多領域與交叉學科的史料，為小說理論研究搭建起多維度的參照框架。在爬梳、辨析、校準原始文獻時，編者發現大量以往被忽視的地方性、邊緣性史料。該書以重要文學期刊的經典文論、作家創作談等為主體，同時也將一般性文學刊物的評論納入其中，從而讓那些被遮蔽的理論與聲音浮出歷史表面。

《小說理論編年史》的史料內容翔實，著力于經典史料在歷時維度上的呈現。它收錄的理論材料有小說本體、小說功能、小說文體、小說語言、小說形式、小說體式等，在時間的經緯中客觀還原文學史論整體面貌的同時，精準概括出富有洞見的理論觀念，力求勾勒出現當代小說理論發展的基本圖景，既有系統的理論闡釋，也有零散的觀點陳述，為研究者提供了有價值的原始材料。

作為一門現代藝術，小說是未完成的現代人生活的史詩，充滿著巨大的潛能和活力。小說理論編年史不僅要占領理論高地，構建中國未來小說發展的理論框架，更要在新的歷史語境下賡續中國古典文脈，融通古今。這不僅是“長時段”視野觀照下中國文學繁榮的必要條件，更關乎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主體性的建構。

該書在多個層面回應了中國小說理論的主體建構。“文以載道”的傳統依舊根植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觀念中，深刻反映現實社會生活的現實主義小說理論，雖然受不同時期政治、社會、文學思潮的影響，卻始終構成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發展的重要文脈。抒情小說理論深受中國古典抒情傳統影響，發展軌跡揭示了中國現當代文學在不同歷史階段對個體情感、社會現實及民族命運的獨特表達。在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下，由語言本體論、敘事形式本體論、符號學本體論構成的形式本體小說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興起的理論流派，后又在形式本體小說理論的基礎上，整合文化理論與形式主義而形成的“文化—形式”的小說理論，構建了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敘事理論傳統。這四種小說理論在賡續中國古典資源脈絡基礎上，揭示出在世界文學版圖里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所抵達的深度，也展現了中國現當代小說理論本土化、民族化的歷史進程。

總之，《小說理論編年史》以事件為目，將小說理論的史實融入歷史長河，深度還原小說理論的歷史現場，以時間為綱，在“長時段”觀照的歷時視野中，展現了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動態演變，厘清了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的知識譜系，創造了中國當代小說理論編年史的新范式。

（作者：高玉，系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