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浮日》之后，作家吳然又推出了新作《懸月》。這兩部作品在故事脈絡、人物命運、情節(jié)發(fā)展等方面一脈相承，且在時間線與人物關系上具有連續(xù)性，均聚焦近現代以來幾個家族的浮沉，因此《懸月》需要與《浮日》共同閱讀才能完整把握其中深意。

家族敘事看似常見，實則卻極難駕馭。這類題材體量大、耗心力，稍不留意便會觸及作家的知識盲區(qū)。若無獨特的人生閱歷、深刻的生命感悟與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儲備，很難撐得起如此宏大的架構。而吳然的經歷恰好為創(chuàng)作奠定了堅實基礎：他出身文學專業(yè)，曾在部隊系統(tǒng)高校深耕當代文學研究多年，后轉入新的工作領域，參與影視、戲劇等文藝作品的籌劃與制作，由此練就了兼具深度與廣度的獨特眼光。這兩部作品均以不疾不徐的節(jié)奏、騰挪有度的筆法，鋪展了時、謝、桂、蕭四大家族及其成員在20世紀中國的命運軌跡，于家族興衰中自然勾勒出現代中國的變遷圖景。盡管同類主題已有諸多經典之作，這兩部作品卻能“特犯不犯”，在相似題材中獨出機杼，塑造出獨具個性的人物群像，講述別開生面的時代故事。

一般而言，不同家族的書寫及其人物命運的背后，往往寄托著作家對現代中國諸多問題的認知、分析與思考，這也是類似作品常被冠以“史詩”之名的原因。《浮日》《懸月》刻畫了多個家族，且各有其獨特性。作者沒有側重人物心理分析，而是格外注重人物命運的傳奇色彩。

蘇北人時昭明到上海的卷煙廠做工，憑借觀察與記憶掌握了外國技師嚴守的煙草配比技術，實現了階層躍遷。他與舞女趙翠娥結婚后，又被重金聘至安徽蚌山的卷煙廠。這是現代以來無數“上海灘”傳奇中的一個，但其獨特之處在于聚焦“煙草”。和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中的“茶”、張煒《古船》中的“粉絲”、周大新《第二十幕》中的“絲綢”一樣，“煙草”在此承擔著隱喻功能。能體現現代工業(yè)由沿海向內陸輻射的意象有很多，煙草無疑是其中之一。盡管它在書中只是背景，但其承載的“傳奇”恰是家族敘事中不可或缺的起點。蚌山有謝旺田、桂俊生兩大豪門家族，它們天然存在競爭關系，類似《白鹿原》中的白、鹿兩家。但小說卻反常地沒有鋪陳兩家的“明爭”，反而著重書寫了他們的友誼與聯姻嘗試，這其實更貼合鄉(xiāng)土社會的真實面貌。

貴州黔陽的蕭士余家族，是以往家族小說中少見的敘事類型。蕭士余曾留學歐美，學成后在京城擔任律師，后因厭倦時局歸隱家鄉(xiāng)；他有3個女兒，女婿均由自己親自物色。作為擁護新思想的代表，他的子女中多人投身革命：女婿范福增與女兒蕭萬芳是中共黔陽特支負責人，外孫女鮑云彤是首位走出黔江求學的新女性，曾在延安學習的外孫晏承德（后改名晏小楠）被派回黔陽從事地下工作。《浮日》《懸月》中人物的愛恨情仇，正是在這樣復雜的關系網絡中鋪展。由于有了外部現代中國巨變的時代背景，再加上內部如此精巧的人物設置，家族中父輩與兒女間的糾葛得以如龐大“水系”般分合流轉，在家國之間自如切換。這種空間與人物的設置，雖在故事開篇需耗費心力搭建，但一旦立住根基，便會催生源源不斷的敘事動力，讓作者如魚得水，得以盡情施展。

家族敘事中的第二代往往是懷揣新思想、象征希望的青年，他們的思想與行動也常被作家認同，這也是這類人物受關注的原因。但《浮日》《懸月》另辟蹊徑，寫出了“陌生化”效果。作品聚焦了幾位反抗命運安排、追求“純愛”的第二代。時茲禾與鮑云彤一見鐘情，雖歷經分分合合、數次離散，卻始終不渝。桂蘭14歲在吉隆坡與新搬來的鄰居黃一峰相識，被“終風且暴，顧我則笑”的瞬間打動，自此芳心暗許。黃一峰回國參加新四軍后，她牽掛不已，不料等來他在皖南事變中犧牲的消息，于是她動身返回故鄉(xiāng)蚌山，試圖以地理上的接近緩解對愛人的哀思。

這種古典敘事在愛情祛魅的后現代語境中已不多見，但置于“現代中國”的背景下卻并不違和，革命與戀愛本就是青年的專利。相比之下，當下敘事中那種沉浸在革命與戀愛里的一往情深的青年形象已很少見。正因如此，書中這些“過時”的愛情書寫，讓作品回歸古典審美，其筆下現代中國的底色也隨之顯得與眾不同。

在以往的很多作品中，家族敘事多被時代氛圍裹挾，《浮日》《懸月》的新意則在于，它試圖以家族史重塑或恢復一種“文化”。因此，無論是蚌山還是黔陽，其家族文化的厚重都超乎想象，它們強大到足以左右個體的命運。盡管在家族敘事中，第二代走出家庭尋找新身份本是使命，但他們兜兜轉轉，與故鄉(xiāng)始終藕斷絲連，最終還是選擇“回家”。《懸月》結尾，時茲禾心念：“俺爸、俺媽，用不了多久，我就要帶著建國和亞非去看望您二老了。”此時的他，已完成革命與戀愛兩件大事，與離家時相比脫胎換骨，但心中的家和父母卻絲毫未變，也無需改變。就此而言，吳然設置的龐大故事背景便不難理解：因為那是“文化”，如長河般磅礴奔涌、泥沙俱下，自有其來處與去處。個體對它的影響與改造其實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反之，它對個體卻有著基因般的決定作用。

好的文學作品，其衡量標準之一便是能提出有價值的問題。《浮日》《懸月》便展現了“家的宿命該如何看待、怎樣面對”這一命題。雖是老問題，卻似乎仍無標準答案。吳然的答案未必“正確”，卻一定獨樹一幟。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