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屆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的主論壇在雷士德工學院舉行。（受訪者供圖）

8月12日晚，第十二屆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的主論壇在雷士德工學院舉行。雷士德工學院地處北外灘，這一帶曾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群星璀璨之地，左聯作家在這里掀起中國現當代文學創作的熱潮，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的方向。在這個承載著中國文學史記憶、見證了中外國際文化交流史的特殊地理空間，今年的文學周主論壇圍繞“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展開，形成經典與當代、歷史與現實的文學復調。

愛爾蘭都柏林喬伊斯中心主任達里娜·加拉格爾、瑞典作家帕特里克·斯文松，馬來西亞作家戴小華、林雪虹，美國作家馬丁·普克納、張明皚，英國作家艾禮凱，韓國學者薛熹禎，韓國作家金草葉、千先蘭，德國翻譯家李棟，中國作家孫颙、郭爽、程婧波、張秋子，翻譯家余中先、戴從容、黃雪媛等輪流演講。論壇主持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方笑一引用《說文解字》的釋義，“經”即“編織”，這呼應著達里娜·加拉格爾的說法：經典的本質是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隨時吸收來自當代作者的新聲。來自中外作家、翻譯家和學者對“經典”的感悟，屢屢驗證著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何向陽的觀點，今天的詩人將在未來成為“古代詩人”，寫作者珍惜經典的最好方式是在當下寫出屬于這個時代的詩句。

古典不古，經典并不凝固

作家孫颙因為個人經歷格外感慨，70年前，幼年的他生活在東長治路，如今重回童年故地，長街物是人非，雷士德工學院建筑依舊，在“變亦不變”的環境里，“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對他而言是切身的生命體驗。他明確地提出“古典不古”的觀點，回顧《荷馬史詩》誕生于3000年前，《詩經》同樣有3000年歷史，無論西方東方，整個世界經歷滄海桑田的變化，在全面數字化的當代社會，印刷術面臨被淘汰。全世界的年輕人除了應付進入教科書的內容，多數人不會主動閱讀《荷馬史詩》或《詩經》這些遙遠的詩篇。但這些古典寶藏并沒有在當代社會中喪失它們存在的意義。因為在變遷的時代、技術和社會生活中，文學的硬核之心沒有變化，古典作品觀察和表達的人性，并沒有在3000年中發生本質變化。西方的游吟詩人吟誦的人類的貪婪、掠奪和暴力，依然能在今天看到；中國民間歌詠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今天依然在上演。人類社會的發展摧枯拉朽，技術變革翻天覆地，然而人的欲望和需求沒有變化，所以，古典作品依然能夠滋養著現代人的精神。這也是古典帶給當代的啟示，一切文學創作能否流傳的關鍵在于對人性入木三分的刻畫。

達里娜同樣在發言中談到《荷馬史詩》，她平行對照了荷馬和喬伊斯的寫作，后者的《尤利西斯》正是對《奧德賽》的再創造。喬伊斯創造了布魯姆在1904年6月16日漫游于都柏林，這是在20世紀愛爾蘭的背景下，創造性地改寫奧德修斯的歷險。喬伊斯不是第一個改寫荷馬史詩的人，更不是最后一個，經典的生命力在于不斷演化，經歷一代又一代作家的重述，每次重寫和改寫都是經典的新生，歷代讀者的閱讀體驗也是在不斷更新的。事實上，喬伊斯的研究者發現，他寫作《尤利西斯》的靈感來自童年閱讀《尤利西斯歷險記》，那是一部英語翻譯、簡寫的兒童文學讀物。所以，古典不是靜態的被膜拜之物，它是在時代變遷中不斷被豐富的、從過去通向未來的“光明之織”，對歷代的寫作者而言，經典是能夠不斷汲取靈感的源頭，也是一部隨時能把自己的聲音置入其中的發展中的作品。

翻譯家余中先進一步強調“經典并不凝固”的觀點。他分享了自己閱讀加繆的體驗：初讀《鼠疫》和《局外人》，他震驚于人類群體的不理性和荒謬；再度閱讀時，體會到加繆想要表達的“集體抗爭中的人性溫度”，也從中重建對人性的信心；到第三、四次重讀這兩部作品，他試著把兩部獨立的作品納入“加繆寫作”的完整系統，體會加繆在創作中的變化，作家對沉默和行動有了不同的理解，以及不同的書寫態度；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思考加繆的文學創作與他所身處的法國當代哲學語境之間的張力。余中先總結，閱讀經典意味著一場對話的起點，經典是一扇等待被打開的門，推門而入，但門后并沒有終點和標準答案。無論身份是作者、譯者或讀者，哪怕帶著疑惑和不解，“只要進門，就參與了經典的再創造。”

經典因不斷跨越而獲得持續的生命力

馬丁·普克納堅持跨文化思維的寫作，他在新作《文化的故事》里，回顧從歐洲巖畫到韓國女團的人類文化變遷。對于“流變與轉化中的古典”這個主題，他認為“經典”不僅意味著時間軸上的傳承和演變，更值得關心空間層面的“流變與轉化”，也即經典在跨文化語境下的挪用和共享。他認為，上海國際文學周創造了促成文明交流的場所。他談到，把文化視為特定區域、特定族群的“財產”，這種強烈的“文化歸屬地”理念固然能珍惜和捍衛文化遺產，但他推崇另一種更開放的文化觀——它不是被占有、被壟斷的資源和私產，文化是不同文明和文化相遇后的交集。他一直被玄奘的故事吸引，這位中國高僧旅居印度16年，把佛經手稿帶回長安，據說，在他離開印度前，當被問起一生的信念是什么，他提起童年受到的儒學啟蒙。他既是旅者也是譯者，最終成為佛學大家，是因為“儒”和“釋”在他的生命經驗中融合。普克納因玄奘的故事堅信，經典因跨文化、跨地域、不斷跨越壁壘而獲得持續的生命力，文化的借鑒、共享以及和合共生，非但不是自卑和軟弱的表現，反而是力量的象征。

作家郭爽分享了她的閱讀經驗，與普克納的觀點形成共鳴。郭爽提到她青年時期讀到兩則刻骨銘心的“變形記”的故事。其一來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講述一個青年變成蟋蟀，在皇宮斗蟋蟀比賽中戰無不勝，奇異地改變了他家人的貧苦命運。另一部是卡夫卡的《變形記》，格里高利變成甲蟲并被冷酷的家人拋棄。后來郭爽震驚地得知卡夫卡讀過《聊齋志異》，這讓郭爽既意外又感到釋懷，想到卡夫卡從無望的工作經歷中寫出絕望的《變形記》，“也許在他讀到距他200多年的東方《聊齋》時，蒲松齡的故事部分地化解了他的孤獨。經典的流變意味著，世間所有變形的孩子，終能藐視世俗規則，在語言和想象的世界里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