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常被定位為文學理論經典。作為中國近代詞學的巔峰之作，它以“境界說”集傳統詞話之大成，又因融入西方美學被視為現代詞學的開路先鋒。學界論及此書，或聚焦“詞以境界為最上”的美學建構，或探討“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理論分野，或爭議“隔”與“不隔”的評判標準。這些雖切中其文學批評價值，卻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書名中“人間”二字的深層意蘊。超越“詞話”文體局限，王國維實借歷代詞作之評點，搭建溝通詩詞藝術與人間世相的精神橋梁，其宗旨在于尋覓“境界”，超越、安頓并構建一個理想的“人間”。

一

探究《人間詞話》中“人間”的內涵，需結合王國維的時代背景與生命歷程。其一生（1877—1927）經歷甲午海戰（1894）、戊戌變法（1898）、庚子事變（1900）等重大事件，構成他思考“人生之問題”的現實語境。甲午戰爭時，他自杭州崇文書院肄業，國勢衰微，前途迷茫，直接引發對人生意義的哲學追問，后來他坦言“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謂學者”（《三十自序》一）。戊戌變法時，他在上海任《時務報》校讎，見證維新思潮起落，自述“體素羸弱，性復憂郁，人生之問題，日往復于吾前”（《三十自序》一）。東渡日本求學時，明治維新后的現代化圖景與清廷陳腐貧弱形成強烈對照，更促使他思考“世變日亟”（《靜安文集續編》）的“人間”。

除了時代跌宕，個人生命起伏也深刻影響他對“人間”的體悟。據《王國維年譜長編》，其4歲時生母凌氏病逝，由祖姑母及叔祖母撫養；11歲時祖父王嗣鐸病卒，父親王乃譽歸鄉課子。王國維雖“詩文時藝，早洛洛成誦”（《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卻“兩應鄉試不售”（《王忠愨公事略》）。戊戌變法后他傾向新學，遂棄舉業赴上海《時務報》工作。在《人間詞》與《人間詞話》寫作的1904至1908年間，他先后經歷父親、妻子莫氏、繼母葉太夫人相繼辭世等家庭變故。這些經歷都成為他詞作中的感傷：“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蝶戀花》）、“人間事事不堪憑，但除卻、無憑兩字”（《鵲橋仙》），其中充滿對生命流轉與世事變遷的深沉思考。

家庭變故與時代震蕩相交織，構成王國維對“人間”的深層體驗。他在《虞美人》中寫下“人間孤憤最難平，消得幾回潮落又潮生”，將個人遭際與古今興亡相聯系，使“人間”內涵超越個體成為普遍的思考對象。這種體驗在《人間詞話》中轉化為對詞之“境界”的觀照，如第十五則評李煜詞“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通過對后主之詞的感發，將“人間”意象延伸為所處時代與人生的具象隱喻。

二

《人間詞話》以“人間”命名，據趙萬里《王靜安先生年譜》，源于《人間詞甲乙稿》中“人間”一詞的反復使用，后撰寫詞話便沿用此名。羅振常在《人間詞甲稿序》跋文中也指出：“《甲稿》詞中‘人間’字凡十余見，故以名其詞云”，并提及“時人間方究哲學，靜觀人生哀樂，感慨系之”，點明王國維曾以“人間”自號，足見“人間”一詞寄寓了他對生命本質的哲思。

東文學社期間，王國維開始接觸康德、叔本華，遂以哲學視角觀照“人間”，這成為其詩詞中“人間”意象頻出的重要原因。他融合叔本華的唯意志論與中國詩詞的感發特質，以生命論的哲學視野審視“人間”，《人間詞話》第二十五則言：“‘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詩人之憂生也。‘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似之。‘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詩人之憂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系在誰家樹’似之。”這種對詩詞中“憂生”“憂世”主題的提煉，既源于現實生命體驗，也來自哲學觀照下對詩詞深層意蘊的發掘。

受叔本華悲觀意志論影響，他將“人間”視為欲望與痛苦的載體。叔本華認為“人生是一團欲望，欲望不能滿足便痛苦，滿足便無聊，人生就在痛苦和無聊之間搖擺”（《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這在其詩詞中表現為“偶作山游難盡興，獨尋僧話亦無聊。歡場只自增蕭瑟，人海何由慰寂寥”（《拚飛》）。《人間詞話》第三則闡釋“有我之境”時舉例“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指出此類詞句“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其人生經歷與時代背景，恰為此境界提供了現實注腳，其《人間詞》中“蠟淚窗前堆一寸，人間只有相思分”（《蝶戀花》）、“人生只似風前絮，歡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連江點點萍”（《采桑子》）等句，均體現對生命本質與人間狀態的深刻體認。

面對“人間”的欲望與痛苦，叔本華主張以藝術審美暫時擺脫意志奴役。王國維以“人間”自號，正是對這一理論的回應：他將自我抽離為“人間”觀察者，《蝶戀花》中“說與江潮應不至，潮落潮生，幾換人間世”的書寫，便是以藝術距離觀照世事變遷的嘗試。這種“靜觀人生哀樂”的姿態，使“人間”從物理空間升華為審美境界。《人間詞話》第六十二則提出：“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這里的“宇宙人生”即“人間”，既要入內感受真實，又要出外靜觀。《人間詞話》即是以“詞話”為載體，既以真情擁抱“人間”，又在美學“境界”中實現對“人間”的超越。

三

現實的“人間”充滿紛亂與變故，哲學的“人間”見證欲望與痛苦，王國維于是轉向文學，欲于其中尋求“人間”的超越與安頓。他在《靜安文集續編?自序二》中直言：“余疲于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于文學，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這種“慰藉”即《人間詞話》提出的“境界”。王國維自信“境界”為詩詞之精髓，“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第一則）。而“境界”核心則是“真”：“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第六則）。結合其心路歷程，“真”不僅是文學批評標準，更承載其對“人間”現代國民性的期許，即以“真感情”“真思想”直面人間，打破虛偽麻木，重塑國民精神，使《人間詞話》的“境界”最終指向理想“人間”的建構。

王國維認為符合“境界”的詞作需具三要素：一是真誠的情感，這是“境界”的內核。他反復評說李煜詞“不失其赤子之心”（第十六則）、“真所謂以血書者也”（第十八則），肯定其亡國之痛升華為普遍共情的真誠；批評“美成（周邦彥）詞多作態，故不是大家氣象”（附錄第27則），因其缺乏真切的生命體驗。這種對“真感情”的推崇，與梁啟超“詩界革命”、黃遵憲“我手寫我口”等主張呼應，構成近代文學的改良脈絡，體現對人性本真的呼喚。二是真切的語言，這是“境界”的載體。他以“隔”與“不隔”為評判標準，追求“語語都在目前”（第四十則）的直觀。如評姜夔詞“雖格韻高絕，然如霧里看花，終隔一層”，指出“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第三十則）。“不隔”即情感自然流露，如評納蘭性德“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第五十二則），“自然”“真切”是抵達生命本質的路徑。三是真淳的哲思，這是“境界”的終極指向，表現為對生命本質與理想人格的普遍思考。第二十六則借晏殊“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柳永“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辛棄疾“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三句，將男女相思升華為“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賦予詩詞超越具體情境的精神啟示，希冀實現個體與民族精神的雙重提升。

“人間”始終是貫穿《人間詞話》的一條精神線索。王國維的獨特之處在于不逃避亦不沉溺于“人間”困境，而是以詩詞為憑借，在時代洪流中開辟通向理想“人間”的路徑。我們今天重讀《人間詞話》，不應僅視其為文學理論經典，更應在“人間”的多重內涵中，體察一位知識分子對生命意義的執著追問——這種追問本身，便是“人間”最動人的“境界”。

（作者：朱子輝，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