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棟

在社交網(wǎng)絡(luò)時代，朋友圈動態(tài)，微博、小紅書、抖音點贊，外賣訂單，快遞信息……這些可能早已泄露你的個人信息，由此引發(fā)了種種網(wǎng)絡(luò)安全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人的安全感從何而來？我們是不是正處于另一個“楚門的世界”？青年作家邵棟在新作《不上鎖的人》中從現(xiàn)實出發(fā)，以香港為故事背景，記錄下當代青年生活實錄。

社交網(wǎng)絡(luò)時代，我們都是不上鎖的人

記者：第一篇《不上鎖的人》里有句話：人活著就是一場漫長的失眠。你平時會失眠嗎？

邵棟：好問題，從來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我其實從小就有失眠的問題，人睡覺什么都不想通常便睡著了，而我，一躺在床上就開始胡思亂想，越想越興奮，于是就失眠了。近年失眠常常是因為巨大的工作壓力和教學行政中讓人無比消耗且無解的一些問題。加班回來，腦子里全是那些怪東西。人在極度疲勞的時候，尤其是擔憂疲勞會影響第二天的狀態(tài)時，反而更睡不著了，所以有時候會服用一些褪黑素來幫助睡眠。

我后來聽到一個理論，就是人的大腦和身體不平衡會導(dǎo)致失眠，大腦太興奮，而身體因為在椅子上坐了一天完全沒被激活，所以會睡不著。這些年我增加了跑步和健身的強度和頻率，再加上盡量早睡，失眠的情況確實好很多。另外，我以前以為自己是不怕孤獨的，但如今回想，我失眠比較多的情況常常是單獨生活的時候，和家人住在一起，甚至知道家人就在不遠處的客廳玩手機、看電視。這件事情會讓平時容易有緊張感的我，感到安心。

記者：布克獎得主薩曼莎·哈維飽受失眠困擾，但也是失眠的時候，她的思緒充分被打開，寫下了《睡不著的那一年》并且啟發(fā)了她之后的寫作，那你覺得失眠對寫作會有特別的幫助嗎？

邵棟：薩曼莎·哈維還沒讀過，回頭要讀一讀，學習一下。實事求是地說，失眠其實是一種介于睡著和清醒之間的狀態(tài)，有點像但丁筆下的limbo（靈薄獄）。那些胡思亂想會霎時顯得極為有效且可行，甚至會覺得這個構(gòu)思寫出來，“拳打”托爾斯泰，“腳踢”莎士比亞，但后來發(fā)現(xiàn)不過是自己在被子里亂蹬。

那些和文學有關(guān)的妄想，需要實現(xiàn)，還是要靠一定的閱讀和練習，不能光發(fā)白日夢。但是不是真沒有一定幫助？也不是。失眠的時候，我還是想出來一些非常漂亮又聳動的小說名，雖然不知道要寫什么，但聽起來就很厲害，比如《笑死》《momo》等等。感覺如果都能寫出來，我能寫到2047年。此外，《不上鎖的人》以及《面試》這兩篇里面有很多關(guān)于失眠以及怎么和失眠和解的想法，都是我失眠的時候想出來的。

記者：你的小說有推理和懸疑的部分，并且這部分很吸睛，比如《白鱘》里一個細節(jié)，仲明去刷漆的那家竟然是他自己的家，他還翻出了自己藏著的照片。這樣的設(shè)置常常讓我的閱讀過程變得更為驚喜。

邵棟：我覺得小說好看是文體的題中之義。推理、懸疑作為調(diào)動讀者頭腦和情緒的小說元素，實際上是非常好用的。我常讀一些懸疑推理的小說，平時也在大學教授偵探小說，那些精巧的詭計非常吸引我，也對我的小說有幫助。

偵探小說或懸疑故事是一種非常成熟的彌合類型小說和嚴肅小說的路徑，不論是那些社會派偵探故事，還是波拉尼奧，莫迪亞諾，乃至當下的新東北文學，其實都是一種非常成功的嘗試。如特雷弗所說，短篇小說是瞬間一瞥的藝術(shù)。這一瞥，是要揭示某種生活的真相，這是契訶夫，海明威，塞林格，乃至特雷弗都在做的。他們揭示的不是案件的秘密，而是生活的秘密。這一瞥，足以讓人獲得某種穿透性，這一瞥，可以是醋栗，可以是一封信，也可以是一個或一群從未有機會在小說中開口的人。

記者：《不上鎖的人》里寫到女大學生吳懸在網(wǎng)絡(luò)上搜索自己喜歡的人蔣山的信息，而在隱秘的地方，她的暗戀者林森也在悄悄搜集關(guān)于她的一切信息。這篇實際上探討了社交時代人的隱私安全的問題，但你采用了一個特別的角度，就是寫了一個不上鎖的人，這樣的人如你所說，是放棄自己隨波逐流。人的隱私安全和邊界感似乎形成了一種張力。

邵棟：香港有一個樂隊叫做南洋派對，有首歌叫做《indie師兄》，在情緒和想法層面上，給了我很多啟發(fā)。歌曲提到了一種當下人的狀態(tài)，應(yīng)該也是世界性的，就是反正大趨勢都這樣了，不如大家也免去繁文縟節(jié)，直入主題吧。在我的小說中，不上鎖的人有兩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已經(jīng)一無所有，便不必防備；第二是提出一個疑問，在社交網(wǎng)絡(luò)時代，我們都是不上鎖的人，毫無秘密和安全可言，那么我們是不是還有心靈空間可以上鎖？

第二方面的意思，其實是和第一方面的意思在對話，或者說是兩個我在對話。就像你說的，人的隱私安全和人的邊界感似乎形成了一種張力，如我在《面試》中提到，大家都需要一塊玻璃或者一個罩子，只有自己可以看到別人，但別人不能看到自己，這塊玻璃可能就是我們的手機或電腦。社交網(wǎng)絡(luò)在模糊的地帶，賦予我們偷窺的權(quán)利，但同時也賦予了別人偷窺我們的可能性。我們在網(wǎng)上追蹤一個明星，一個喜歡的同學，一個讓我嫉妒的天才的時候，可能正有人在窺看我。大家都屬于一個不設(shè)防的狀態(tài)，會帶來過去沒有的很多傷害與沖突，我對此非常感興趣。

認清了人間的真相，依然要去熱情地生活

記者：看到你是常州人，我不得不聯(lián)想到最近熱度很大的“蘇超”。

邵棟：如果時間不沖突，我是一個幾乎每周都會踢90分鐘11人制足球的人，也因為很多朋友知道我踢球，都會來調(diào)侃一下。我覺得足球這項運動對于健康生活的普及，社區(qū)文化的鏈接是很有意義的。村超也好，蘇超也罷，實際上是在大家越來越富裕的情況下，普通人對于社區(qū)生活的參與可能。

其實世界性的趨勢是，我們更多地在家玩手機尋找屬于我的信息繭房，或者眺望著地球另一邊的美景和美食。所以，人類學家項飆講“附近”這一概念，是很有意義的。在個人與世界之間，參與家鄉(xiāng)的足球活動，美食活動，和好朋友逛公園觀鳥，看電影散步，其實對社會有著很多的好處，是紓解情緒壓力、互相幫助的場域。

此外，關(guān)于“蘇超”，我覺得常州的流量，某種意義上也是輸贏之外的意義，代表一種比較有趣的被觀看、被討論、被喜歡的可能，這不僅是一種體育精神，也是一種多元的價值觀。

記者：雖然你是常州人，但你在香港讀書，工作。對于當代年輕人來說，流轉(zhuǎn)和遷徙是一種常態(tài)，你在遷徙中感受到什么？

邵棟：我高中的時候是班長，因此在畢業(yè)十周年的時候統(tǒng)計過所有同學的去向，讓我相當意外的是，留在常州的基本只有兩種職業(yè)，公務(wù)員和銀行職員，且基本上都是已婚狀態(tài)。而在北上廣深的同學們，幾乎都沒有結(jié)婚，從事的工作也五花八門。所以我還是認為去大城市，離開原有的地方，會提供更多元的機會和可能（家人催婚也沒有那么方便），沒有好壞之分，只有不同的體驗之分。

我自己本科的時候，放棄了大學的保研資格準備申請香港的院校，當時有很多長輩勸我留在南京，說，年輕人其實就是喜歡出發(fā)的感覺而已。其實我想說，不是年輕人喜歡出發(fā)，有些人什么年紀都會出發(fā)的。當然，我很清楚，現(xiàn)在的年輕人面臨的壓力比我那時候大多了，存量的競爭亦很殘酷。換我現(xiàn)在，可能不會那么堅決地遷徙，但最后可能還是會選擇出發(fā)。

反過來說，流轉(zhuǎn)遷徙背后還有一個語態(tài)，是放棄。放棄家鄉(xiāng)的人脈，放棄語言的舒適，放棄一種穩(wěn)定與可能的優(yōu)越，真正成為一個現(xiàn)代的個體，成為沒有歸屬地的異鄉(xiāng)人，我們都把家鄉(xiāng)背在身上。

記者：把這種遷徙和你的小說聯(lián)系起來，會看到你寫了很多粵語世界的故事，特別是香港。但我感到好奇的是，你的故事比起我們常說的“作家的文學地理”這樣的說法，香港更像是你的小說的發(fā)生地，它更深的是書寫現(xiàn)代人的生活境況。也就是說，如果你不在香港生活，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發(fā)生這樣的故事。

邵棟：我在香港其實也不一定能夠說自己就屬于這里，沒有任何人屬于任何地方。林青霞說來香港拍電影最大的感覺是，香港電影中主人公總是一個人。我認為她某種程度上勘破了香港作為一個現(xiàn)代都市的真相。

我來香港之前，以為香港也會和電影中一樣，到處都是古惑仔以及各種浪漫故事，但其實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樣，香港人比我想象的更友善，更靈活，更倔強，更刀子嘴豆腐心。

回到小說文本，因為在內(nèi)地出版，照顧讀者的閱讀門檻，所以沒有加更多香港的時事或者太過專門的元素，即便不了解香港也完全不影響閱讀。當然，我也很在意香港的讀者，所以好幾篇小說中，都設(shè)置了不同的閱讀層次。如果最近十年在香港住，或許能在表面的故事背后看到一個更豐富、更熟悉的世界。不是一種供消費的奇情元素，也沒有那么“港風”，是在香港生活能了然的默契。我也不是在故弄玄虛，這是小說作者的基本技能之一，相信諸位讀者親身閱讀一下，或許能感受到。

記者：小說集附錄了一篇《后記高手》，你直言“最擅長也最喜歡的文體是后記創(chuàng)作談一類的東西”，但有的作家就不擅長寫創(chuàng)作談。不過以我的經(jīng)驗來看，大部分作家都很擅長寫創(chuàng)作談，創(chuàng)作談對作家來說，是真的比寫小說更容易嗎？

邵棟：因為我要上班，以及經(jīng)常加班，所以我寫作的時候非常有限，因此諸種文體我也只寫小說。我喜歡在小說中隱藏自己，像一個刺客一樣，隱沒在環(huán)境中。除非必要，我很少在小說中表達自己，或許是隱藏，也可能是沒有安全感的自我保護機制，就像是一面單向的玻璃。但基本上我認為，沒有一個寫小說的，是不自戀的。如果不夠自戀，你根本無法和曹雪芹、托爾斯泰這樣的人做同行，自尊和自信早就瓦解了。那我的自我與自戀如何表達呢？可能就是創(chuàng)作談這樣的文章。因為憋久了，所以可能表達自我起來格外順暢，而且創(chuàng)作談是可以“胡說八道”的。小說雖然是虛構(gòu)的，但實現(xiàn)的過程卻是極其精密而危險的，不可能亂寫或胡說八道。我失眠時那些妄想，以及那些自己編的毫無意義的段子笑話，就可以通過創(chuàng)作談來實現(xiàn)，某種意義上更自由也更容易。但我發(fā)誓，這篇訪談十足認真，并沒有胡說八道（好像我發(fā)誓也不是很有效力）。

記者：我選擇相信你。你說自己是被萬尼亞舅舅、被索尼婭“要去熱情地生活”所感動才重啟了擱置了五年的寫小說這件事，這其實是非常珍貴的時刻，比起流行的“躺平”“擺爛”，“去熱情地生活”對年輕人來說似乎更難。

邵棟：青年評論家劉欣玥老師有本新書，叫《迎向熱情消逝的時代》，這是一本文學評論集，是我最近看過的一本很好的書，推薦給大家。我看完之后，有被她的熱情所感染，這種對學術(shù)的熱情，和文學本身的力量，其實是大家最初出發(fā)的原因，但認清了人間的真相，依然保持這種感覺，是格外不易的。

但我也認為人是不可能一直保持高強度的熱情的，按照我最喜歡的契訶夫的話來說，“我認為休息一下是合法的”，間中躺平一下，擺爛一下也沒什么問題。關(guān)鍵在于熱情是可以互相傳遞的。我說的熱情，那幾乎是和信仰有些關(guān)系的，可能變小但也不會熄滅的東西。就像在讀這篇訪談的讀者一樣，他們有鼓舞過我們的時刻，我們也在創(chuàng)造或準備創(chuàng)造一些，有可能鼓舞他們的時刻。我想我們有時為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陌生人觸動，這是網(wǎng)絡(luò)互聯(lián)的意義；我們也與遙遠的古人曠百世而相感，這是閱讀的意義。

記者：從各篇小說的靈感來源來看，閱讀、教學生活等都給了你很大啟發(fā)，你平時會注意收集小說素材嗎？畢竟你是相信寫作是可以練習的，而不僅限于天賦。

邵棟：我手機上有一個備忘錄，想到什么好玩的東西，奇怪的趣味會記下來，相信很多作者都是這樣。我手機上大概有40個短篇故事的梗概，還沒寫出來，主要是因為要上班，受限于時間問題，想的速度比我寫的速度快多了。

我每天吃飯、坐車、刷小紅書的時候，經(jīng)常都在想一些小說細節(jié)，有時候會自己笑起來，聽起來就有點恐怖。這些小說其實并不會都寫，因為過了一段時間，覺得這個想法不成立或者有點俗，我就放棄了。或者我覺得其他作者可能也能寫這類故事，我寫的也不會有什么特殊之處，我也就不寫了。

我其實是一個生活上崇尚隨機，但小說上非常認真且有計劃性，甚至相當自律的一個人。這種寫作的迫切和認真，有時候也是和現(xiàn)實關(guān)切有關(guān)的情緒所致。我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有一些世界的變遷與不變，深深擊中了我，所以我的憤怒與憂愁都在其中表現(xiàn)，比如《文康樂舞》以及《示巴的女兒》的寫作，都與鋒利的現(xiàn)實有關(guān)，與香港，與高校的現(xiàn)實有關(guān)。

其實天賦和后天的努力不是二元的東西，我認為天賦的發(fā)現(xiàn)也需要一個過程。先舉個例子，有的作家20歲就天下無敵，然后不斷退步，迷失自己；也有的作家40歲后才開始寫作，暮年詩賦動江關(guān)。前者可能靠本能，后者可能靠閱歷。是這樣嗎？對也不對，前者可能窮盡了閱歷，后者也可能重新發(fā)現(xiàn)了本能。

格非老師認為，如何鑒定自己能不能寫的方法很簡單，先寫30萬字再說。我覺得很有道理，寫到一定數(shù)量一定會對自己的寫作有所感知，自己是什么風格，適合什么，障礙何在也會逐漸清晰。有時候可以進行長期的寫作訓(xùn)練，忍受寫作過程中必要的煎熬與捶打，也是一種天賦。其實現(xiàn)在文學獎，期刊，平臺對寫作的扶持是很多的，還是那句話，想寫的人是攔不住的，就像吃飯睡覺一樣，沒有人可以阻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