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安東：契訶夫書信隨筆》

[俄]安東·契訶夫 著

童道明 譯

譯林出版社 2024年出版

相比精雕細琢的小說和詩歌，書信、日記、手稿等自陳性文字，往往因其感情充沛、自然天成，而被認為是直抵敘述者情感世界的本真書寫，也被當成是理解寫作者特定時期生活境遇、個人心境和社會環境的第一手資料。雖然以“毒舌”著稱的毛姆曾在《巨匠與杰作》一書中聲稱：“就本人而言，當我閱讀這些信件的時候，不時會懷疑，這些作家是不是在內心深處早有打算，日后要設法將之出版。”但那些在作家去世多年后才得以面世的個人自述，還是有充分的理由令人相信，他們和我們生活中那些侃侃而談的“話癆”、不著邊際的“槽友”一樣，擁有著迷人而有趣的內心世界。

生活的境遇

安東·契訶夫的一生不僅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還留下了4000多封彌足珍貴的信札，這些被稱為“19世紀俄羅斯文化奇觀”的書信，向世人展示出契訶夫超脫于“文豪”身份之外的更為簡單純粹的一面。用作書名的“你的安東”，既是契訶夫寫信時慣常使用的落款，同時也是暗示讀者，書信中的契訶夫如此親切，和我們的“身邊人”別無二樣。

契訶夫出身于農奴家庭，后通過寫作逐漸改善了經濟狀況，但又因感染肺結核再次陷入貧困。對物質的追求成為貫穿契訶夫諸多信件的重要主題。在常人看來，契訶夫這樣的偉大作家定然有著強烈的藝術追求和創作自覺，然而就像巴爾扎克的一生都在渴望通過寫作一夜暴富一樣，契訶夫在信件中也毫不避諱自己對于金錢的渴望。在給哥哥亞·契訶夫的書信中，他坦陳“我的生活很乏味，已經厭倦了這種爬格子賺小錢的活法”，又說“我想買彩票贏得四萬盧布，這樣就可以和討厭的寫作一刀兩斷”。契訶夫的率真可愛躍然紙上，倘若能夠跨越時代、國別的界限，契訶夫或許也會“加盟”巴爾扎克的“小說工廠”，和后者一起沒日沒夜地批量“生產”各種流行文體，借此擺脫“爬格子賺小錢”的窘境。

“為金錢勞作”是契訶夫為自己貼上的標簽，但卻不是作家心甘情愿接受加冕的“桂冠”。在給好友蘇沃林的信件中，他自責“我的靈魂在痛苦，因為金錢成了我事業的中心”，但轉念又說服自己“不得不過一種狹窄的鉆進討厭的錢眼里去的生活”。沒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決絕，倘若活在當下，契訶夫估計也會一邊自嘲“社畜”，一邊埋頭“搬磚”。在信件中，他多次自陳“等我有了錢，我要去彼得堡”，“錢！錢！錢！有了錢，我就去一趟非洲南部”，“要是有錢，我就從尼斯途經巴塞去阿爾及爾和埃及，我還沒有去過那里”……雖然曾經游歷過德法意奧等不少國家，但契訶夫仍舊期待著在更為廣闊的世界中尋覓到更多的精神慰藉。世俗的金錢是契訶夫的“生存困境”，但又只有自溺于這樣的困境，才能換取他最為向往的“個性自由”；正如他在給蘇沃林的另一封信件中對自我追求的概述——“渴望自由和金錢”。

為當權者效力是一些文人實現理想價值、擺脫物質困境的終南捷徑，在致友人的信件中，契訶夫也曾牢騷滿腹地提到：“我的大學同學有的已經當上五等文官了。只有我最不會當官，甚至連十四等文官也沒當上。”出生中產家庭且久居鄉村的英國作家簡·奧斯汀，則難以理解類似的價值追求，在給姐姐卡桑德拉·奧斯汀的信件中，她提到四哥亨利，雖然兄妹關系親密無間，但簡·奧斯汀仍然忍不住對亨利渴望“從新組建的八十六團謀得少尉軍銜”的愿望揶揄幾句，她戲謔亨利：“我衷心祝愿他像往常一樣，能夠事與愿違。”幽默直白的調侃足見簡·奧斯汀淡泊名利的秉性。

個人的心境

孤獨和衰老是世界文學的永恒母題，對孤獨的舔舐和對衰老的哀嘆，既是契訶夫、博爾赫斯、佩索阿等頂流作家深耕創作的情感滋養，也是他們內心世界的真實折射。

在契訶夫的短篇小說代表作《姚內奇》中，年輕醫生姚內奇原本朝氣蓬勃、活力迸發，但在世俗生活的浸染下，身體和精神卻走向了雙重衰老。虛構人物和作家本人“雷同”的醫生職業，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契訶夫對姚內奇衰老的審視，實則也是對自我衰老的審視。在《你的安東：契訶夫書信隨筆》中，1891年時的契訶夫感慨道：“衰老也漸漸向我逼近。”在兩年后的書信中，契訶夫再次言及“衰老”：“我也是個老人。當我已錯過了自己的青春年華，想過過人的生活而又辦不到的時候，我就給自己解嘲說：我是個老人。”兩封書信分別寫于契訶夫31歲和33歲之時，正是作家最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時期，但筆墨之間卻已顯露出一副達觀知命、隨遇而安的“長者模樣”。

作家比奧伊·卡薩雷斯的《日記中的博爾赫斯》，堪稱“博爾赫斯版的《論語》”，全書用日記形式，留存下了卡薩雷斯與博爾赫斯兩位偉大作家之間彌足珍貴的言談交往。這些點點滴滴的記錄，也涉及到博爾赫斯對衰老的認知，在1950年11月10日的日記中，卡薩雷斯記錄了博爾赫斯對一位30年前舊交的評價：“她現在已經老態龍鐘了，整個人完全是癡呆的狀態。這可憐人還堅信她現在年輕得別人都認不出她。”博爾赫斯用略帶刻薄的言辭，描述了這位女士窘迫的老態以及對于衰老的漠視，從側面也可見51歲的博爾赫斯已經把衰老歸為了人生灰暗和弱勢的時刻。在1955年6月7日的日記中，博爾赫斯和卡薩雷斯在聊到某故事主人公“還和從前長得一模一樣”時，又感慨道：“好像歲月不曾在他身上留下痕跡，而講故事的人已經老了，長出了皺紋。”“講故事的人”是博爾赫斯的自我指涉，但又不只是博爾赫斯。1985年，卡薩雷斯在和博爾赫斯生前最后一張合影的背面，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博爾赫斯比我大15歲。如果我按照目前的速度繼續衰老下去，15年以后我會是什么樣子呢？一具尸體吧。希望不是。”卡薩雷斯的留言可謂一語成讖，拍完這張照片后的七個月，博爾赫斯就走到了人生的終點；而卡薩雷斯立下的“15年”的flag也最終沒有實現，他在此后的第14年因呼吸衰竭離開了人世。

“孤獨”是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的關鍵詞，佩索阿最負盛名的詩歌《不安之書》《我是一座孤島》《我的心遲到了》，幾乎都落筆于“孤獨”；輯錄佩索阿未出版手稿的《憂夢集》，也同樣展示著作家一以貫之的“對于失落身份的追尋”。在這些手稿中，他以顧影自憐的方式慨嘆著“人生就是自己的外部條件的奴隸”，慨嘆著“我以一種巨大的痛苦對時間感覺遺憾”，也慨嘆著“我的習慣是孤獨的，孤獨把我雕刻成它相似的樣子”。但真正的智者從不甘心沉淪于孤獨，廣袤的自然和鄉村就是他們治愈內心的良藥，也是他們安置思想和靈魂的所在。因為夏日中午的“城市里有田野的寧靜”，佩索阿儼然覺得自己仿佛“滯留在一個無名的小村莊”，并“因為感覺是另一個人而幸福”。時常在書信中把“孤獨”和“憂傷”掛在嘴邊的契訶夫，也從不掩飾對于大自然的追求和向往，在1891年12月14日給友人的信件中，他寫道：“已經下了決心：從莫斯科滾出去！哪怕到大自然中去置一個狗窩。”兩個多月后，契訶夫夙愿成真，他感嘆：“在大自然中（確實）有某種神奇的、特別感動人的東西。”也正是這種“東西”，補償了契訶夫的包括孤獨在內的“生活中的種種不便”。

社會的環境

在與親友的往來書信中，契訶夫不僅時常嘆息著自我的貧困，同時也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對社會上其他群體所遭受的貧困感同身受。在向法學家阿·科尼傾訴見聞時，契訶夫以令人扼腕的痛心陳述著薩哈林流放地的慘狀，他說：“我見到了挨餓的孩子，見到了13歲的妓女、15歲的孕婦。”并斥責“教堂和學校只是紙上談兵，真正起教育作用的是環境和流放地的現實”；而在給好友蘇沃林的信件中，他談到自己擔任督學的一所村小，學校里的教師月薪只有23盧布，“家庭負擔那樣折磨著他，不管您和他談什么問題，他都要把話題轉移到教師的薪金問題上”。契訶夫所言及的當然不是教師們的趨利，而是財政保障的缺位，極其微薄的收入根本無法讓鄉村教師們安心教育，這也正是薩哈林流放地種種慘狀的肇因之一。契訶夫對教師教育問題可謂念茲在茲，高爾基在回憶錄《文學寫照》中也曾記錄過契訶夫的相關言論：“如果我有很多錢，我就在這里為生病的鄉村教師建造一座療養院。您知道嗎，我會建造一所很敞亮的房子，窗子很大，天花板很高……”無獨有偶，卡薩雷斯在1971年5月17日的日記中，也記錄了一段博爾赫斯對教師微薄待遇的申訴，他怒斥社會上那些別有用心的言論，指責他們：“想要表達如今這里的工人狀況很糟。不，這里狀況很糟的是中產階級，是教師，他們比工人賺得還少。”

長久以來，簡·奧斯汀被普遍認為是一位專注于婚姻、家庭、社交等“小我”書寫的作家，在《愛瑪》《傲慢與偏見》等代表作品中，簡·奧斯汀的目光總是聚焦于中上層階級的精致生活，文學界對其最大的抑貶便是她對底層人民苦難和重大社會變革的選擇性忽視。用夏洛蒂·勃朗特的話來說就是：“（簡·奧斯汀）不用任何強烈的東西來騷擾她的讀者，不用任何深刻的東西來使他不寧。”然而，這樣的評價并非公允，在《簡·奧斯汀書信集》中，我們時常能夠感受到她對國家命運，以及裹挾在國家命運中的個體命運的關注。1814年9月，當英國在第二次美英戰爭中的敗勢已成定局，簡·奧斯汀仍然執著于“相信上天的佑護，讓我們能有更好的期待”，并堅定地反駁著“他們認為那是必然，認為那將毀滅我們”的消極論調。她在1813年1月24日致卡桑德拉·奧斯汀的信件中談及游記《西班牙之旅》時，也不禁感慨“我第一次為士兵而嘆息”；此時的英國正陷入長期膠著的戰爭，簡·奧斯汀的有感而發，也正是她對卷入戰爭的普通士兵的感懷。早在1809年1月10日的信件中，她就曾祈愿皇家軍艦“圣奧爾本斯號”快些出發，其目的并不是期望軍艦的起錨可以扭轉戰局，而是希望可以“幫著把我們的可憐軍隊此時剩下的人員帶回家”。

當文學史對經典作家的評論幾乎已成定勢，我們卻可以從書信、日記、手稿中窺見“批判現實主義大師”標簽之外的契訶夫、“浪漫寫實主義者”背后的簡·奧斯汀、“幻想迷宮構建者”身份之外的博爾赫斯、游走在寫作和生活之中的“永恒的孤獨者”佩索阿，并得以窺見他們的真實和自我、可愛和純粹，藉此感受到他們作為“人”的獨一無二的鮮活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