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6年，針對近幾十年來的“年譜長編熱”，陳福康表達了一定的批評意見。[1]三年后，桑兵撰文回應，認為陳福康“同樣并未自覺分別年譜之后再做長編的價值和意義，只能回到長編的本義自我反省，未能進而探究發(fā)掘長編體裁的潛力”，并倡導借鑒陳寅恪等人關于“長編考異法”的論述，將“長編”建設為一種不可取替的學術(shù)體裁。[2]100筆者對此深以為然。由此回看《沈從文年譜長編》（李揚編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以下簡稱《長編》），就有了別樣的欣喜：一方面，《長編》可謂近十幾年來沈從文研究史料工作的集大成者，彌補了《沈從文年譜》（吳世勇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以下簡稱《年譜》）出版較早、材料遺漏較多的缺憾，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沈從文理應有“長編”行世；另一方面，《長編》也是“長編”體裁建設過程中的可貴嘗試，雖非盡善盡美，卻已足夠豐碩，探討其得、失，自然大有裨益。

一、“資料求全”：《沈從文年譜長編》的史料準備

“年譜”修撰力求“竭澤而漁”，“長編”當然更是如此。想實現(xiàn)這一點，相關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工作的系統(tǒng)性、持續(xù)性必不可少。作為深耕多年的沈從文專家，李揚無疑具備這項條件：從《沈從文的最后40年》（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到《沈從文的家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年）再到《長編》，時間跨度達二十年。在《后記》中，編著者自述：最初只是“為《沈從文的最后四十年》和國家社科項目‘沈從文后期思想、創(chuàng)作研究’做初步的資料整理工作”，但“《沈從文的最后四十年》和項目結(jié)項后，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積累了30多萬字的材料”，又率多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沈從文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失收或異于現(xiàn)有結(jié)論的材料，“對作家的行止、文章出處、版本流變等方面的表述多有補充”，便于2013年以“沈從文年譜長編”為題申報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并獲準立項，自此正式啟動撰寫工作。為使《長編》“更加系統(tǒng)、科學、準確”，編著者“先從核校沈從文文章的原始出處、版本入手，而沈從文又與文藝副刊聯(lián)系密切”，于是“陷入了報紙文獻的海洋中”，“遂向教育部社科司申請延期，社科司同意延期至2019年12月結(jié)項”。此后，編著者又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文藝副刊文獻的整理、研究及數(shù)據(jù)庫建設”的研究工作，“遂利用還在建設、完善中的‘中國文藝副刊數(shù)據(jù)庫’，不斷增補材料，從結(jié)項時的100萬字突破至120萬字”，故而《長編》姍姍來遲。[3]1231有趣的是，因為編著者長期浸淫于“后期沈從文”研究，在這一方面積累尤多，所以1946年之后的內(nèi)容在《長編》中比重偏高，總計78萬字左右，較諸《年譜》對應部分，增加逾50萬字。

總的說來，“沈從文研究文獻保障體系”的構(gòu)建起步較早，并在漸次完善中：1982-1984年，《沈從文文集》（12卷）由花城出版社和三聯(lián)書店香港書店聯(lián)合出版；2002年，《沈從文全集》（32卷）由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并于2009年推出修訂本；2006年，《沈從文年譜》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沈從文研究資料》（2冊）由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出版；2020年，《沈從文全集·補遺卷》（4卷）由北岳文藝出版社出版[4]70-72……其間還有許多集外文陸續(xù)披露出來。因此，《長編》的意義首先在于公開文獻的系統(tǒng)整合（包括搜集、甄別、校讎、考異、勘誤、注釋等），尤其是散落在各類報刊、圖書（如《新文學史料》《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收獲》《中國社會科學報》《澎湃新聞·上海書評》《王獻唐師友書札》等，還有地方資料如《云南文史資料選輯》、內(nèi)部刊物如《舞蹈論叢》）中的佚作及其他史料；此所謂“一人勞而萬人逸，一時勞而多時逸”（陳垣語）也。

除了“索引”“目錄”功能，新資料占有量也是衡估“年譜”“長編”價值的重要尺度。在修撰過程中，李揚發(fā)掘了若干重要材料，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1947年1月18日天津《大公報》（另載1月21日滬版《大公報》）刊出的《新書業(yè)和作家》與云南省經(jīng)濟委員會印刷廠1944年4月初版《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根據(jù)前者，李揚撰寫了《從佚文〈新書業(yè)和作家〉看沈從文與郭沫若關系》，通過文本細讀、版本校勘、論爭史爬梳，還原了沈、郭交惡“迭次累加”的過程[5]；根據(jù)后者，李揚撰寫了《沈從文〈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的一個獨特版本》，經(jīng)由一系列邏輯縝密的勘考，指出此書系“沈從文的一部自編文集，具有很高的版本價值，應該引起研究者的重視。”[6]160事實上，有鑒于“無論是沈從文全集的編纂，還是各種沈從文年譜、傳記，尚不能全面、系統(tǒng)地反映沈從文作品的版本變遷”的現(xiàn)狀，編著者在著手《長編》近20年的時間里，將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沈從文作品諸版本的搜集、匯校工作上[7]153，僅就其系統(tǒng)性而言，《長編》的版本學貢獻已不容忽視。

所謂新資料之“新”，不僅顯現(xiàn)為“輯佚”（包括譜主撰寫的小說、詩歌、散文、雜論、書信、批語或其他檔案文獻），更指向一種考察視野的拓寬、取材范圍的擴大，諸如《年譜》未收、《全集》難收而《長編》“擇要采擷”的“訪問記”或“訪問紀要”，無論是1933年11月30日《庸報》刊登的《素描——北大國文學生茶話會上巴金、沈從文、楊振聲剪影》，還是《新文學史料》2012年第4期發(fā)表的《文聯(lián)舊檔案：老舍、張恨水、沈從文訪問紀要》，都是“能反映譜主的思想發(fā)展、精神狀況和心理動態(tài)的材料”，也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理解譜主生活的世界。”（《長編·編寫說明》）《長編》取材的開放性，還體現(xiàn)在周邊史料、非譜主文字的征引中，如各類報刊上的編者按語、編輯余話、出版預告/廣告、文藝消息等，及蔡元培、胡適、楊振聲、丁玲、巴金、施蟄存、趙家璧、張家姊弟、常風、蕭乾、卞之琳、季羨林、汪曾祺等人的日記、書信、回憶，通過豐富史料的“聚合反應”，以求重建歷史“原境”及其“感覺結(jié)構(gòu)”，尤其是風云激蕩的20世紀中國歷史語境中多面、多變、色彩駁雜的人物形象。有關這一點，只要你翻開《長編》的“主要參考文獻”，即可直觀地感受到后者取材何其“廣”，編纂何其“苦”了。

二、“識斷求精”：《沈從文年譜長編》的編撰追求

毋庸置疑，“一部年譜的成功與否，水平高下，首先看作者處理史料的能力”[8]131，而“長編”尤其需要這種“識斷力”。所謂“識斷之精”，語出陳寅恪《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這種境界，“寧失之繁，無失之略”（司馬光語）的“長編”如何抵達呢？就《長編》而言，其“精”主要體現(xiàn)為材料引用的詳略合宜，因為“所有材料都要入譜，只是根據(jù)材料的重要性對其內(nèi)容做多寡的處理”，要先“判斷出材料于譜主的意義，再根據(jù)這些意義處理材料”，“引用材料之詳略，即取決于該材料在譜主生平、事業(yè)中的重要性”。[9]132正是編著者的“識斷之精”，決定了《長編》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史料擴張”或“資料長編”，而是種別開生面的“學術(shù)文體”。

在《編寫說明》中，李揚自述其編撰原則：“譜主撰寫的文學作品、書信、檔案文獻等，凡未收入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全集》者，為反映譜主生活、思想、精神全貌，凡屬書信、詩歌、雜論等篇幅較短的文字，均原文照引；篇幅較長的小說、論文類散佚文獻，則加以考訂后，注明出處。”此處，“引”與“不引”的分梳標準，一個是史料性質(zhì)（是否集外），一個是篇幅長短。換言之，已入《全集》的作品一般不引，只寫明文體、標題、原始出處及卷期數(shù)、署名、《全集》收錄情況等基本信息，例如1924年12月22日條：“散文《一封未曾付郵的信》發(fā)表于《晨報副鐫》1924年第306號，署名休蕓蕓。這是沈從文公開發(fā)表的第一篇文學作品。收入《全集》第11卷《遙夜集》。”[10]31未入《全集》的“短”文獻勘誤后全篇引錄，如1931年6月30日《文藝月刊》第2卷第5-6期合刊上的詩歌《給一個醫(yī)生》、1957年4月10日《新聞與出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主辦）第13號上的《我如何編大公報星期文藝》、《收獲》2013年第1期上的《沈從文書簡》等。未入《全集》的“長”文獻考訂后注明出處，如1971年6月1日條：“完成《來的是誰》。這是作者擬寫的家史兼地方志類型小說的‘引子’部分。……本文未收入《全集》。收入劉一友著《文星街大哥》（漓江出版社2007年版）。”[11]871你不難看出，這一層面的資格認定，暗含了編著者對文獻史料價值梯度的判斷；散佚文獻、稀見史料，在價值光譜中一向位置較高。但《長編》并非“為輯佚而輯佚”，首先是因為《男女談》“對理解沈從文的性別觀有重要作用”，《我如何編大公報星期文藝》系“沈從文專門討論文藝副刊的一篇長文，對理解沈從文的副刊編輯理念有著重要意義”，所以才全文征引；而這些佚文的“作用”“意義”，又必須在沈從文研究的總體視野中加以把握，這就對編著者的“識斷力”提出了較高要求。

應該說，以珍稀程度來裁決引錄與否，并不難辦。“識斷之精”的更高一維，在于一般性文獻（已入《全集》者）的價值估定，凡是能夠反映譜主寫作史、生活史、交游史、精神史、情感史、生命史的基本面貌、遷變過程及其內(nèi)在邏輯的材料，均應視其意義大小而予以不同篇幅的摘引，乃至全錄。如1929年6月沈從文“為中國公學教職事”致胡適信，已收入《全集》第18卷，但因其“關涉沈從文生平重要史實”，“特錄全文如下”。[12]82再如1951年9月2日沈從文致青年記者信，已收入《全集》第19卷，但因其“貫注著沈從文對文學創(chuàng)作、政治時局、個體生命的不同流俗的理解”，故“摘引如下”。[13]583在此意義上，《長編》仍然發(fā)揮著“資料書”的作用，使讀者不必通讀《全集》《補遺卷》即可了解沈從文的人生歷程與思想脈絡，使研究者能夠更直觀、連貫地感受沈從文某些內(nèi)在參數(shù)的“變”與“常”，同時也方便其引用文本。總體上，《長編》很少征引譜主的文學類文本（如小說、詩歌等）而較多征引實用類文本（如雜論、序跋、題識、書信等），因為后者更具現(xiàn)實性、直接性，構(gòu)筑了我們探討特定歷史語境下沈從文的文學生產(chǎn)、生命體驗、思想觀念及其流變的堅實基礎。

此外，“周邊史料”的征引與否、摘錄多少、聚焦什么，也將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們對于歷史的認知。比如1936年10月25日“《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發(fā)表于天津《大公報·文藝》第237期”條后面，編著者不僅征引了《大公報》的“編者按”，對《清華周刊》《希望》《通俗文化》《文化動向》上甄奚、喬木、林珂、北鷗的文章標題進行著錄，還引錄了1937年1月15日《書人》創(chuàng)刊號上重點推介該文的《中國文化界兩個重要的宣言》，又在1937年2月21日“《一封信》同時發(fā)表于天津、上海《大公報·文藝》301期”條后面介紹道：“沈從文的《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發(fā)表后，引發(fā)了強烈反響，編者為此特意在本期組織了‘討論：反差不多運動’專刊，《一封信》是沈從文對‘反差不多’運動討論文章的回應，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14]276從譜主的文章到編者的態(tài)度再到引起的反響，從分散的“反應”到集中的討論再到譜主的態(tài)度，層層遞進，構(gòu)成了“接受史”與“思潮史”的基本面目。美中不足的是，以上種種均系公共空間內(nèi)的言說，缺乏私人場域（日記、書信或私人間交談）的參照，而后者或許攜帶著歷史深處的更多復雜性、模糊性。

三、“長編考異”：《沈從文年譜長編》的“眾聲喧嘩”

提到“長編考異”，不由得想起洪子誠在《材料與注釋》中的試驗：“嘗試以材料編排為主要方式的文學史敘述的可能性，盡可能讓材料本身說話，圍繞某一時間、問題，提取不同人，和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情境下的敘述，讓它們形成參照、對話的關系，以展現(xiàn)‘歷史’的多面性和復雜性。”[15]2而“長編”體裁所追求的，不僅是“某一時間、問題”的多重互證，還要在“時間、問題”的連綴中貫徹這一原則。

前面說過，《長編》取材開放，征引了大量非譜主文字。編著者或許意在豐富歷史細節(jié)，但不同主體、視點的引入，卻客觀上造成了歷史敘事的張力，也避免了以譜主的是非為是非。如1933年6月14日條：“因沈從文不守時，張兆和頗為生氣。”支撐這一敘述的，并非沈從文、張兆和中的某一方，而是旁觀者張宗和的日記，其中有這么一段記載：“沈先生就夸他自己怎樣的威嚇她，要她吃飯，又說她本來就想吃飯了，但又不得不下臺……三姐也不辭，我猜其中一定有假話。后來我問三姐，她說‘他本事大么’。”[16]177日常生活、家庭關系中的譜主形象便在一種三維結(jié)構(gòu)中立體化了。再如1935年2月1日“巴金的散文《沉落》發(fā)表于《文學》第4卷第2號”條后面，編著者援引巴金的一段回憶來說明兩人的分歧所在：“從文讀了《沉落》非常生氣，寫信來質(zhì)問我……從文認為我不理解周，我看倒是從文不理解他。可能我們兩人對周都不理解，但事實是：他終于做了為侵略者服務的漢奸。”[17]235還有1949年4月8日卞之琳致巴金信中所說的“私交上講他太對不起我”[18]552，雖不知其所指，也不確定孰是孰非，編著者還是將這樣一條可能“不利于”譜主的“待考”材料照錄無遺。不溢美，不隱惡，此史家之所為也。

最能體現(xiàn)《長編》問題意識、對話意識的，是對丁玲、蕭乾的反面意見的征引。丁玲、蕭乾同沈從文的交惡，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兩樁公案，對于我們透視沈從文生命史與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不同側(cè)面，乃是一種特殊存在。《長編》的處理辦法，便是“陳述事實、征引文獻，不作主觀闡發(fā)和議論”，“偶有按語，只是對相關問題的分析、對比。”（《長編·編寫說明》）如1931年2月9日“上午，為營救胡也頻事，與左恭一起去面見陳立夫”條后面，《長編》分別引用了沈從文《記丁玲續(xù)集》（1939年）和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記胡也頻》（1950年）的不同敘述，觀點、態(tài)度、傾向多有不同，而《年譜》僅列出“見陳立夫”這一事實，多少缺乏心靈史的參照與歷史縱深感；再如1936年6月14日條：“《京報》第7版發(fā)表消息《傳聞失蹤之丁玲女士現(xiàn)已來平寓于沈從文處，平婦女團體將開會歡迎》……《丁玲年譜長編》中的記載與此消息不同，丁玲后來未提及此次北平之行見過沈從文，但據(jù)張兆和、劉祖春回憶，丁玲此次來平，到過沈從文家。何者為確，待考。”[19]261不動聲色的表述背后，似乎有大的隱含，但編著者的主體意識并未溢出、越軌，不致左右讀者判斷。美中不足的是，1980年代丁玲對沈從文的批評（如1980年《詩刊》第3期上的《也頻與革命》）被遺漏了；在筆者看來，《長編》不僅需要摘錄相關內(nèi)容，甚至該全文征引，以存其真。由此亦可見出，“長編考異”的書寫實踐，需要更多時間才能臻于成熟。

相較而言，《長編》對沈、蕭失和中“楊振聲事件”的交代更全面、細致，也更凸顯出一種內(nèi)在于學科的問題自覺。相關內(nèi)容集中于1978年11月15日“寫作《我所知道的楊振聲先生》”條與1982年3月“赴荊州參觀前，寫了幾段回憶楊振聲先生的文字，無標題”條，“由于這些文字均曾引起非議，而又未曾收入《全集》”，兼以“蕭乾對沈從文晚年對待楊振聲的態(tài)度頗有微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這樁公案的理解”，“為使讀者了解真相”，編著者從《楊振聲編年事輯初稿》（黃河出版社，2007年）中全文著錄了三篇稿件，又通過摘引張兆和、蕭乾、楊起的書信、文章，基本厘清了這樁公案的來龍去脈。[20]1015-1017，1133-1137相關文本及其來源并置一處，判斷權(quán)就交到了讀者手中，所謂“整理史料，隨人觀玩，史之能事已畢”（陳寅恪語）。似乎稍有“出格”的是，在材料爬梳之后，編著者還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從這些文字來看，顯然不是先生為《楊振聲文集》出版而作的序，只能是為寫楊振聲先生傳記提供材料。”“蕭乾信寫于1991年2月1日，從當時的政治情勢而言，似不應引出那么嚴重的斷語，顯然，蕭乾帶有他自己對沈從文的成見。”“且不說上述文字是否為‘序’而寫，雖然沈從文的這篇文章確實有些問題，但結(jié)合20世紀80年代的時代思潮，所謂‘牽連’‘大批判’‘惡毒’之語，似乎與實際情況不符。”[21]1137可在筆者看來，這正是“長編”體裁區(qū)別于一般性“資料長編”的特出之處，即事實上的敘述主體（編著者）的位置、姿態(tài)，即如余英時所言：“每個人既然不能避免主觀，那么最可能做的事情，就是把主觀的問題，把基本的假定提到一個明確的境地來，提到一種自覺的狀態(tài)來。”[22]87一方面，編著者的敘述相對克制，且以“注釋”的形式明確和限定了自身位置；另一方面，敘述主體也參與著“眾聲喧嘩”的形構(gòu)，為我們理解這樁公案提供了一重視角，而研究者本就掌握較當事人為多的材料，有著相對超脫的心境，更可能在整體觀照中超越具體的糾葛、纏繞，為一團亂麻捋出線索，使一團混沌顯出澄明，其意見同樣值得參考。

結(jié)語

毋庸置疑，《沈從文年譜長編》是近十幾年來沈從文研究史料工作的重要收獲，并在“長編”體裁的建設過程中邁出了堅實一步。如果說白璧微瑕，問題主要出現(xiàn)在校對上；因其體量之大，字體、排版偶有錯置，但也無傷大雅。作為“一項宏大的系統(tǒng)工程”（樊駿語），沈從文研究史料工作難有止境，因此《沈從文年譜長編》的出版，并非沈從文相關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與研究工作的“終點”，而是“沈從文研究文獻保障體系”不斷完善與“沈從文研究”不斷深化的新“起點”，一條新的歷史地平線。

注釋：

[1]陳福康.“年譜長編”的“長編”是什么意思？[N].中華讀書報，2016-3-23.

[2]桑兵.長編考異法與編年體的演進[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100.

[3]李揚編著.沈從文年譜長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1231.

[4]此處僅舉其要者，詳參邱儀.從文學到歷史到心靈的探尋——沈從文研究與書寫的當代進路[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70-72.

[5]李揚.從佚文《新書業(yè)和作家》看沈從文與郭沫若關系[J].新文學史料，2012（1）.

[6]李揚.沈從文《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的一個獨特版本[J].新文學史料，2024（1）：160.

[7]李揚.沈從文《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的一個獨特版本[J].新文學史料，2024（1）：153.

[8]宋廣波.對年譜、年譜編撰的新思考[J].東吳學術(shù)，2024（2）：131.

[9]宋廣波.對年譜、年譜編撰的新思考[J].東吳學術(shù)，2024（2）：132.

[10]李揚編著.沈從文年譜長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31.

[11]李揚編著.沈從文年譜長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871.

[12]李揚編著.沈從文年譜長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82.

[13]李揚編著.沈從文年譜長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583.

[14]李揚編著.沈從文年譜長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276.

[15]洪子誠.材料與注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2.

[16]李揚編著.沈從文年譜長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177.

[17]李揚編著.沈從文年譜長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235.

[18]李揚編著.沈從文年譜長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552.

[19]李揚編著.沈從文年譜長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261.

[20]李揚編著.沈從文年譜長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1015-1017，1133-1137.

[21]李揚編著.沈從文年譜長編[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1137.

[22]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新亞書院研究所、新亞書院文學院聯(lián)合舉辦中國文化講座第二講記錄（1973年12月2日）[A].余英時文集（第1卷）.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87.

（注：本文是山東大學首屆青年學生基礎研究項目“1930年代以來山東大學中國現(xiàn)當代作家文獻史料的搜集、整理與研究”[SDU-QM-B202404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