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不僅顯著改善了我們的物質生活條件，其引發的結構性變革也深度滲透至文化生態與個體精神層面。在《西湖》《民族文學》《萬松浦》《芒種》《浙江作家》等文學刊物的近期新作中都可以觀察到現代化進程對城市與鄉鎮帶來的不同變化。

在鄉鎮場域，現代化浪潮深刻影響著地域性生態平衡與鄉土文化傳統。張道德《銀杏樹下》（《芒種》2025年第6期）里的寶山公司為了攫取資源利益對龍牙山進行無節制的礦產開采，帶來山體瘡痍、水源污染、粉塵飛揚等嚴重的環境破壞。覃姜華《布柳》（《民族文學》2025年第5期）中的巴定村在積極進行油茶產業轉型的同時，也面臨“桉樹種植與水源爭奪”的困境。當“杉木耗水量大”成為砍伐理由時，鄉村產業轉型已不再是簡單的技術改良，而是對土地生態平衡方式的重構。傳統技藝、倫理與信仰體系也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萬松浦》2025年第3期中艾瑪的《槌不離幾》與曉蘇的《鐵匠世家》共同揭示了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技藝與倫理根基的蛻變。機械化生產使得效率翻倍，無論是木匠的法槌還是鐵匠的鐵器，許多傳統技藝方式都在現代性標準的沖擊下與身體經驗和個人智慧逐漸疏離，新一代傳統手藝人在新舊夾縫中迷失方向，師徒心傳的傳承方式和傳統技藝的價值亟待被重新審視。

作家筆下在鄉鎮生活的個體大都面臨經濟發展的某種困境。如張道德《銀杏樹下》里老喬頭和二坨作為山喬村村民，本是鄉土倫理的守護者，卻為了金錢利益變成環境暴力的執行者，二坨也因違規爆破而付出生命代價。又如陳斌先《蓼風》（《芒種》2025年第6期）中四位鄉村青年在初入蓼城時懷揣理想，在離鄉的時候卻因為求學、就業、婚姻等不同原因，各自面臨不同困境。與之相對應的是，在都市生活的個體有著相對豐足的物質基礎，卻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經常陷入精神上的“擰巴”，主要體現為情感聯結的疏離、身份認同的焦慮以及存在意義的追問等。何田田的《北歐玫瑰》（《西湖》2025年第3期）以四位女性的視角展開，在光鮮亮麗的表面之下是一地雞毛的生活，物質生活的豐富并沒有減輕她們的精神壓力。“00后”青年作家黃昶在《西湖》2025年第4期的《叫殺》和《馴服河流》兩篇小說中，都寫出了現代城市青年的掙扎與孤獨。無論是《叫殺》里的“空無一人的鏡像房間”“螞蟻消失”，還是《馴服河流》里“馴服河流的失敗”，都暗示著個體在高度社會化、數字化的宏大社會結構中精神“存在感”的缺失。現代青年的精神困境沒有簡單的解藥，真正的出路或許在于以積極的心理狀態勇敢直面虛無、反抗失望的過程。楊小玲的《桃花水母》（《浙江作家》2025年第3期）里，通過相親結婚的蘇小前和李光明之間少有交流。蘇小前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條、珍愛自己的女兒稚稚，并不特別在乎李光明是否是一名合格的丈夫和父親。但當女兒患病去世后，蘇小前的生活平衡被完全打破，精神世界近乎崩塌，甚至將肚子里的畸胎瘤當成自己的女兒，變得精神失常，迷失在身份認同的泥沼中。閔芝萍的《雙下山》（《西湖》2025年第5期）里，女主角拒絕被婚姻契約定義，男主角放棄藝術理想落入俗套的生活軌跡，以及他們關于名字的討論，都指向關于“我是誰”的追問。“上山的路只有這一條”隱喻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判斷標準，主角們在爬山過程中的交談、迷茫、試探和共鳴，體現出他們對情感復雜性的體悟和對簡單化人生劇本的反思。胡安焉在《夜泳》（《西湖》2025年第5期）中通過看似平淡的日常敘述，展現了一次不斷向內蔓延的、自省式的精神探索。“我”的內心在不斷對規則做出考量和判斷。結局的“夜泳”代表著自我價值的追求和堅持，也代表著渺小個體在龐大世界中的處世姿態。

在現代化高速運轉的當下，是否還存在一種純粹、堅韌的人性力量，能夠穿透層層迷霧？作道的《不速之客》（《民族文學》2025年第5期）與王華的《康復》（《萬松浦》2025年第3期）為我們照亮了這種可能。《不速之客》里來討債的韓春苗有著與現代都市格格不入的質樸與善良，她討債時采用的“笨辦法”喚醒了韓成元潛藏的良知，她最終能討債成功，表明在冷峻的規則體系之外，還有更基本的人情和道義需要被看見。《康復》里的呂正午作為康復村里唯一的醫生，有一種超越職業、近乎神圣的責任感與人道關懷。他與麻風病人趙大祥、朱迎香都對這個康復村有著“家”的歸屬感，他們的堅守與尊嚴是對單一價值標準最沉靜也最有力的反思。

現代化進程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更應通過文學的話語去引發關于“何為進步？何為人性？何為有價值、有意義的生活？現代化要把人的心靈帶向何方？”等問題的根本性反思，這些問題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聆聽也最難回答的。

（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