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文藝理論跌宕起伏的發展歷程中，文學本質問題始終是一個充滿張力與悖論的核心議題，其論爭軌跡既折射出學科范式的轉型，也映現了社會文化的變遷。邢建昌、蔣雪麗合著的《彰顯與遮蔽：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本質論的理論演進與評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5年，以下簡稱《彰顯與遮蔽》），以獨特的問題意識和方法論自覺，深入考察了文學本質論在四十年文學理論知識演進中的復雜動因與行進腳步。作者努力剖開40多年來中國文藝學的肌理，揭示出“文學本質”這一核心命題背后纏繞的時代語境、文化權力、知識模式等因素，著力考察在諸種因素的影響下，文學如何被定義、被爭奪，又如何試圖奪回自身的主體性。

《彰顯與遮蔽》的敘事架構突破了傳統學術史的線性模式，以問題為導向架構各種關于文學本質論的觀點，將形象思維、審美文論、形式本體論、人類本體論、藝術生產理論、象征、文學性、反本質主義等各種文學觀念置于具體歷史語境中考察，揭示其“出場”與“退場”的文化動因與時代選擇。在“形象思維與文學本質特征的艱難探索”一章，作者不僅從學理上梳理了別林斯基文學理論的中國化過程，更將其置于1978年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潮流中，揭示這種理論在特定時代被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界引用、移植、誤讀與創造的歷程。這種置身于特定語境的研究方法，使理論演進呈現出立體多維的圖景。每一次文學本質的論爭都在中國文論的傳統與現代、本土與世界的交匯點上被重新定義，這既是對特定時代文學實踐的理論回應，也是一代學者出于“思”的必然而對文學應當如此的想象。它提醒我們：文學本質論不僅是學術命題，更是文化場域、意識形態的話語實踐。

這不僅是對各種文學本質論的一種闡發，也是對每一種研究范式的重新理論定位。每一種理論范式都是在回應特定時代問題時的理論洞見的彰顯，也必然是拘囿于視點盲區和歷史局限而對問題的遮蔽，這種“洞見與盲見”“彰顯與遮蔽”的辯證互動，正是推動理論不斷演進的內在動力。20世紀80年代審美文論高揚文學“情感本位”，使文學獲得了審美自主性，但因抵制或無視“他律論”的影響而遮蔽了文學與意識形態的復雜糾纏；形式本體論呼應了先鋒文學的創作實踐，探索了語言形式對文學本質的重構因素，形成了符合藝術規律的創作觀，卻封閉于語言的迷宮，導致一些創作與現實經驗脫節；反本質主義回應文化思潮和大眾文化實踐，提出“文藝學擴界”的主張，以更為開放和包容的姿態擁抱現實，然而其“取消本質”的激進立場，遮蔽了文學與一般文化產品的本質性區別。作者認為，所謂反本質主義，并非徹底否定文學本質，而是亟需建構一種更具歷史性、包容性與反思性的文學本質觀。誠如作者所言：“歷史上無論哪種應對轉換而生的文論模式，都有著一條隱秘的‘本質主義’河流。”這種基于方法論的“彰顯與遮蔽”的辯證分析，超越了對問題的簡單肯定或否定，形成對文學本質論的“考古學”式勘探——每一次對文學本質的追問，都在逼近文學的過程中，刷新了對文學的認知。

本書最敏銳的洞見在于揭示了“文學本質”言說背后的權力博弈。文藝學的發展往往與特定歷史語境下的意識形態存在密切關聯，其發展動力源于人們在特定語境中不斷尋求對文學問題的解釋沖動。20世紀70年代末關于“形象思維”的討論，在某種程度上是為“文藝去政治化”進行合法性辯護的理論之戰；80年代的審美文論是知識分子借美學話語重建文化主體性的嘗試……可見，文學本質的論爭不只是真理探索的場域，也是各種力量角逐的戰場。作者敏銳意識到反本質主義帶來的關鍵轉向——“不是‘文學是什么’，而是‘什么讓我們將某些文本視為文學’”。這一轉向，消解了本質主義的獨斷，將文學邊界的劃定轉化為文化共同體之間意義協商的過程。由此，作者為困頓中的文學本質研究開辟了“第三條道路”：“文學本質是敞開的，等待在每一次歷史相遇中被重新照亮。”它要求我們拋棄追求“絕對本質”的形而上沖動，轉而擁抱“歷史性地理解文學”的多元視角，在動態發展中尋求理論共識。這一立場，既避免了本質主義的僵化獨斷，也克服了反本質主義可能導向的虛無主義。

此外，本書還透露著作者對文藝學學科現狀的憂思。作者“新境遇中的文學本質言說”一章是對“‘文學性’何以可能？”“文學與非文學界限”“常識中的文學與理論中的文學”等問題的持續叩問，直指當代文藝學的困境：文藝學告別了審美烏托邦，打破了學科壁壘，超越了本質主義與非本質主義二元對立之后，又陷入自我重復的怪圈。面對快速變化的網絡文學、AI寫作等文化現實，傳統理論反應遲滯。這種狀況被作者形象地比喻為“儲物室的舊家具”——雖保存完好卻脫離現實。這種自我批判意識，源于作者對學科發展的憂思。是的，文藝學不一定能成為經國之大業，但必須是時代的“守心人”。文藝學應當打破學科壁壘，與媒介研究、數字人文等新興領域對話，在歷史動態流變中堅守文學的“人學”根基。

《彰顯與遮蔽》以其深厚的學術積淀、翔實的史料梳理、敏銳的理論洞見與開放的研究視野，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本質論爭寫下了一部理論史、問題史。書中所展現出的理論勇氣和批判精神，可謂彌足珍貴。它提醒我們，任何單一理論均無法窮盡文學的本質，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文化現實，我們既不能固守過時的理論教條，也不能盲目追逐學術時尚，而應在深入的歷史理解和敏銳的現實把握基礎上，發展出真正具有解釋力和批判性的理論。文藝學的使命不僅在于解釋文學，更在于守護人類精神世界的深邃和富饒。唯有在遮蔽處追問，于彰顯時反思，理論才能穿透話語的迷霧，照亮那些未被言說的生存真相。

（作者系河北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