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氣讀完沈惠民所著《報人本色——周瑞金傳》，皇皇29萬字，實在精彩，欲罷不能。

結識周老堪堪33年，他是老領導，但待我向來沒有居高臨下的官腔，如師如友，讓我受教頗深，對他的人生故事也算熟識。然而讀了這部傳記，依然時有新的發現。書雖長，讀著卻一點不累，筆觸很是生動，細細鋪陳了這位傳奇黨報報人的人生軌跡與思想歷程。

在中國新聞史上，周瑞金無疑是一位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標志性人物：由溫州鄉野小書生而復旦大學新聞系高才生；由《解放日報》而《人民日報》的重要領導者；由“皇甫平”而“任仲平”，以重磅新聞評論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關鍵思想引擎之一。因此，這不僅是一部新聞大家的個人傳記，更是一部折射中國當代新聞史與改革開放進程的大特寫，資料翔實，人物眾多，臺前幕后，舉重若輕，于波瀾壯闊中有細雨輕風。傳記作者從周瑞金的個人成長、新聞實踐、思想貢獻、歷史定位等維度展開故事，記敘了這位“寧做痛苦的清醒者”如何以筆為旗，在時代變革的關鍵節點敢于并善于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

翻開這本傳記，新聞背后的故事迂回曲折、柳暗花明，甚至驚心動魄，一如中國改革開放走過的坎坷路程與峰回路轉，當真是如入萬山圈子間，一山放過一山攔。

從溫州騰蛟少年立志“去耕天下田”，到復旦大學新聞系親歷“師德仰彌高”，再到《解放日報》的報海沉浮中標新立異——這些章節，并非閑筆，要了解一個人，童年經歷和青年教養，是必然繞不開的。1939年出生于浙江溫州騰蛟古鎮的周瑞金，家境貧寒，在1957年靠著“人民助學金”，進入復旦大學新聞系一展長才。擱到當今，他也會被稱作“小鎮做題家”吧，是朝氣蓬勃的新中國，托舉了當年這位起點并不高的“小鎮做題家”，也奠定了愛黨愛國“茍利國家生死以”的勇氣擔當。

從那時起，周瑞金的人生數度轉折，都與中國現當代歷史的幾個重要階段高度重合。

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周瑞金走上計劃經濟時代傳統黨報新聞人的典型路徑，包分配進入《解放日報》，學寫“大紅旗稿”，在“文革”中踉蹌而痛苦，努力錘煉扎實的新聞業務能力，更孕育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政策理解能力。

“最早報道溫州模式”的章節，詳述了1985年周瑞金深入家鄉調研，主持報道《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并首次提出“溫州模式”概念。這一報道具有開創性意義，它突破了當時對私營經濟的意識形態束縛，為市場經濟改革提供了地方實踐樣本。值得注意的是，周瑞金作為溫州人，對家鄉經濟發展模式的觀察帶有“內部他者”的雙重視角——既了解家鄉實際，又能跳出地域局限，從全國改革大局進行思考。這種“地方經驗與國家敘事”的結合，成為他后來新聞評論工作的重要方法論，也從一個側面印證著中國改革開放一條重要的成功經驗——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的良性互動，這種互動，當年在很多關鍵節點是由媒體、由敏感的新聞人推動的。

周瑞金報人生涯中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即“皇甫平”系列評論引發的思想解放破冰之舉。傳記專章詳細還原了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必須站出來說話”“一看‘皇甫平’就知道有來頭”“姓‘社’姓‘資’引燃導火索”“既沉默，又未沉默”……這些章節的標題，就引人入勝地實錄了“皇甫平”的歷史背景、寫作過程中的思想交鋒以及刊發后引發的全國性大討論。在東歐劇變的國際環境下，國內改革方向的爭論異常激烈，“姓社姓資”的質疑聲此起彼伏。周瑞金主持在《解放日報》推出的皇甫平系列文章《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旗幟鮮明地提出“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改革不可動搖”等觀點，直接厘清了當時普遍存在的思想困惑。

傳記披露了大量一手資料，印證周瑞金“偶得”中透出的膽識擔當，以及他對鄧小平談話精神的深刻領會和前瞻性把握。他巧妙采取了集體筆名的策略，既保持了黨報評論的權威性，又為敏感話題討論提供了相對安全的表達空間。盡管如此，評論還是引發了相當激烈的爭論，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公開肯定市場經濟方向。歷史證明，皇甫平文章準確預判了改革走向，成為宣傳南方談話精神的思想先聲。周瑞金在回憶中強調：“改革開放不是一場輕松的郊游，其間充斥的思想交鋒、政治博弈、經濟變軌，讓這個大國且思且行，且行且思，披荊斬棘。”這種對改革復雜性的清醒認識，貫穿在他長久以來的新聞作品以及他所負責的報刊選題策劃中。

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中，曾細細描繪了諸多偉大人物在歷史轉折關頭的剎那光芒，一瞬，便成永恒。人們或覺偶然，歷史卻在拈須微笑：選中此人，必有機鋒——“皇甫平”亦是如此，剎那鋒芒，已成中國新聞改革史的永恒經典。圍繞皇甫平文章動議、寫作以及發表的前前后后，傳記還原了周瑞金所體現的那種政治敏感和洞察力，對時機掌握的分寸感，不“連累”領導的擔當精神和操作技巧，特別是后來面臨著極大的政治壓力而不后悔不后退的勇氣，包括策劃寫作評論的功底、實錄歷史的預見以及超強的記憶力，令人讀來欽服不已。

1993年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后，周瑞金的辦報平臺從上海擴展至全國。從地方黨報到中央黨報的跨越，使周瑞金的新聞實踐轉向更廣闊的政治、外交領域，其“政治家辦報”的理念也日趨成熟。傳記披露了他在《人民日報》創立了至今眾口相傳的“任仲平”文章體裁，為改革大聲疾呼；他決策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出《一位母親強烈呼吁掃黃打非不可手軟》，一封普通讀者來信如此突出處理，非常罕見，他和編輯部領導及同仁的心心相印、惺惺相惜，果敢而不失穩妥，創新而又持中守正，均躍然紙上；他接棒人民日報華東分社，創新迭出，攪動華東報壇一池春水；他分管國際部工作，部署報道炸館事件，“以最快速度報道北京大學生抗議北約暴行的游行活動”……果然，報道和評論背后的故事往往更精彩。

這本傳記，告訴了讀者一個真實的《解放日報》，一個真實的《人民日報》。也讓讀者通過一位努力擊中社會和時代“繃緊的那根弦”的新聞前輩故事，洞悉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生態中，黨報在歷史關鍵時候是怎樣發揮壓艙石與定盤星作用。

傳記用了很大篇幅，記敘了周瑞金離開報社領導崗位之后的人生故事，他依然鍥而不舍為改革鼓與呼。2006年，當改革再次面臨質疑時，“皇甫平”重出江湖，在《財經》雜志發表《改革不可動搖》。傳記將這一事件與1991年的評論相呼應，勾勒出周瑞金始終如一的改革立場。不同的是，新世紀的文章更加關注社會公平、腐敗治理等改革深層次問題，反映了其思想隨時代變遷而深化的軌跡。《周瑞金傳》不僅記錄事件，也深入挖掘了傳主的新聞理念與文化追求。在新聞觀方面，周瑞金堅持“政治家辦報”與“實事求是”的統一，這其實并不總是一帆風順。他主張黨報既要當好“喉舌”，也要成為“耳目”，這種雙向并重的觀念，在當下也頗具現實針對性。

傳記還詳述了周瑞金在“新聞人”之外的“文化人”特質，他的詩思，他的游記，他對人生的諸般感悟。但是，于我而言，最觸動我的，是傳記的結尾部分，記載了周瑞金的最新思考：“新聞要與人站在一起，而不是與流量站在一起。無論技術如何改變表達方式、傳播渠道和商業模式，關鍵時刻‘我’在現場，探究真相，破除繭房，內容為王，向讀者提供真實的有價值的信息，這才是新聞人永恒的追求，也才是新聞強大生命力之所在……”

《報人本色——周瑞金傳》的面世，恰逢媒體格局劇變、輿論環境復雜的“驚濤駭浪”裹挾著新聞業艱難探索，回望這位“改革鼓手”的職業生涯，令人深長思之：媒體人應如何繼承這種敢于發聲、善于發聲的傳統？如何在全媒體條件下重建媒體的公信力與影響力？周瑞金的故事宣說著這樣一個事實：真正的新聞人永遠與時代同頻共振，他們的筆尖既記錄歷史，也參與創造歷史，“看見”是一種推動時代前行的積極力量。

當然，作為一部人物傳記，本書在史料挖掘與敘事平衡上仍有提升空間。例如，對皇甫平事件中不同觀點的呈現可以更加多元，對周瑞金在《人民日報》期間的具體工作也可進一步細化，晚年的記敘稍顯零亂。但總體而言，本書達到了“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的境界，成功刻畫了一位在關鍵時刻以筆墨推動時代前進的報人形象，為中國新聞史研究提供了寶貴個案。在改革步入深水區的今天，這份“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新聞人擔當，值得珍視與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