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閻晶明的《同懷：魯迅與中國共產黨人》，頓覺眼前一亮。談魯迅離不開他生活的時代，當然就會談到與他接觸、聯系過的共產黨人。北京期間，新文化陣營中信仰共產主義者很多。上海時期，魯迅與共產黨人的聯系亦很頻繁。總之這并不是一個人們從未關注的話題，但卻是少有人作為專題來研究梳理的話題。由此，這部著作就有了題材與方法論方面的貢獻。

閻晶明并不是把所有或大部分接觸過魯迅的共產黨人一一介紹，而是主要研究了那些沒有實際接觸的人——魯迅與他們之間并沒有見過面或者僅僅是偶然相見，但相互之間卻有著極為深刻聯系的共產黨人。他關注的是一種“無”接觸的“接觸”。這給研究帶來了許多困難。比如北京期間，魯迅是《新青年》最重要的撰稿人之一，與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等屬于同一陣營。但魯迅到底有沒有見過這些人，與他們是否存在直接的實質性的接觸就很難說，還需要進行嚴謹細致的考證。作者在紛繁雜亂的、貌似清晰而實際上很模糊的歷史景象中選定了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話題。

按照閻晶明的梳理，這本書中除瞿秋白與陳賡外，其他人基本與魯迅沒有實質性的接觸，甚至相互之間也沒有見過面。這就要求作者對相關的歷史、細節有廣泛而深入的了解，從中發現那些有意義的內容。所幸的是，閻晶明在魯迅研究的領域有長期的努力與眾多的成果。這使他能夠方便地進入具體的歷史情境之中，發現相互之間存在的某種聯系，哪怕是間接聯系的實證。如魯迅到底有沒有見過陳獨秀？ 這可能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新文學運動興起之時，《新青年》是主陣地，陳獨秀是主持《新青年》的核心人物，魯迅是《新青年》的重要撰稿者。他們能不見面嗎？ 一般認為應該是經常見面的。但這只是一種推測，沒有實證。閻晶明查閱了大量的日記、書信，以及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發現他們并沒有相互拜訪過。但這并不能排除在會議、活動等其他場合見面。根據閻晶明的考證，魯迅在日記中至少記有六次與陳獨秀的書信往來，但都是在陳獨秀離開北京之后。所以二人近距離的密切接觸還很難說。沒有見面，或者沒有近距離的密切接觸，并不能說他們沒有聯系。陳獨秀請錢玄同向魯迅約稿，魯迅才寫了《狂人日記》，使周樹人成為魯迅。陳獨秀還通過周作人表達對魯迅小說的欽佩，希望為魯迅出版小說集。

魯迅也常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陳獨秀，特別感念陳獨秀對自己創作小說的催促。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談到，陳獨秀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他們是一個戰壕中的戰友。不論個人之間直接的聯系密切如否，推動新文學運動的努力卻是一致的。閻晶明認為，他們之間的關聯，“并不以在現實層面的交往多少為主要依據。思想上的趨同，觀念上的一致，精神層面的相互信任，才是他們保持往來的最重要依據”。也許，我們考證清楚他們是否見過面、聊過天這些細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看到他們那一代人相互之間的情感形態——超越了世俗功利而升華至事業與理想的共同追求。這是那一時代肩負使命之先行者們的崇高品格。他們看重的是相互之間的“神交”，即“精神上的相通相知”。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同懷”——對中國歷史、現實、未來，以及走向未來的道路有著共同的認知與追求，亦因此感到相互之間是“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雖然這是魯迅談他與瞿秋白之間的關系時說的話，但實際上也包括與陳獨秀在內的對中國未來充滿責任感的其他共產黨人的情感形態。

由此也可以看出閻晶明在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即注重對史實的考證，特別是關鍵細節的研究。不武斷、不主觀，態度謙卑、立論嚴謹，輕易不做絕對化的結論。他說自己的文章也只是一種寫成的“文章”，不敢確定也確實不是“研究”而成的“論文”。為得出某種結論，閻晶明往往抓住具有關鍵意味的細節進行討論。比如魯迅是否與方志敏在同一期的報紙上發表過文章。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這種細微之事很能夠體現“神交”的意味。人們大都知道方志敏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十軍的主要創建者，以為他在獄中“寫”的那些文章如《可愛的中國》《清貧》等只是偶然為之。但很少有人知道方志敏曾經是一個熱愛文學的青年作家，早在青年時代就發表了大量的詩歌、小說，甚至還創作過劇本，扮演過劇中的角色。

按照閻晶明的研究，方志敏與魯迅可能產生關聯的有兩件事。一件是稍早時，方志敏在《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上發表過詩歌《哭聲》，而魯迅恰恰也在此報發表過翻譯的愛羅先珂所作的劇本《桃色的云》，以及魯迅所作的序言與魯迅翻譯的日本作家秋田雀的評論。不過，對于他們是不是發表在同一期上有不同的觀點。閻晶明詳細查閱有關資料得出了肯定的結論。但他們是否讀到過對方的作品，閻晶明卻認為只能是一種推測。因為可資實證的資料很難找到，甚至永遠也找不到了。另一件是方志敏曾在1922年《覺悟》副刊發表過小說《謀事》。這篇小說被選入上海小說研究社刊行的《小說年鑒》之中。同書還收錄了魯迅、郁達夫、葉圣陶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可見方志敏的小說絕不遜色。他考證這樣的細節只是要從一個層面回答為什么方志敏要把自己的文稿交給并不相識的魯迅。閻晶明認為，很大程度上“正是文學上的情愫讓方志敏對素無聯系的魯迅產生精神上的格外信任”。由于文學的緣由，方志敏更愿意把自己的文稿托付給并不相識的魯迅。當然，這并不僅僅是因為文學，還包含著方志敏對魯迅立場、思想與所處環境、人際交往等多方面的慎重考慮。而最根本的是他們在思想與精神上的一致性。

閻晶明在梳理魯迅與瞿秋白的交往時談到，魯迅曾手書清人何瓦琴的兩句話來表達自己與瞿秋白的情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所謂“知己”，就是有共同的心領神會般的價值認知；所謂“同懷”，就是有著共同的追求與情懷——理想、價值觀、世界觀，以及建立其上的行為，是超越血緣的價值關系，也是超越功利的理想追求。這可能是閻晶明把這本書名為“同懷”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