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一道光穿透朱燈腦海中的霧靄。朱燈從父親望向母親的臉上，看見笑紋如菩提般綻開。那是一張充滿神性的臉，如一位俗世佛陀。這是胡學文長篇小說《龍鳳歌》中的一個場景，這部跨越兩代人的鄉土長篇，在一家人的相互注視中完成了一個神性時刻。欲將當代鄉土與鄉土史重新“賦魅”，點染出堅實的傳奇性，胡學文可謂用心良苦。

在當代的農村規劃中，土地不是費孝通所謂“占著最高地位的神”[1]，而是生產資料與勞動資料。于2025年農業政策文件及其相關解讀中 ，我們可以看到，糧食、畜牧和宅基地是被作為產品與產業等生產要素進行規劃與探究的。[2]經濟學、科學技術與管理學術語構成了探討土地問題的語境，也顯現出現代土地觀念。在一種技術化的前景中，土地承擔著生產力的質與量，而數學意義上的數字和統計學意義上的數據，則負責提供可量化基礎。人與土地的關系維系于一個面向生產力運轉的供給與技術系統。人面對土地不會安時處順，不追尋更不追隨靈性的感應和菩提的微笑，而是對其進行計算、統計、規劃和改造。

大地神性消隱的背后，是1990年代以來中國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資本化，以及城市經濟發展帶來的城鄉發展不均。市場經濟的推進伴隨著大面積的信息、資本與人口流動。在2023年一篇論述農村人口變化與農業強國的文章中，作者總結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隨著城市經濟發展，農村常住人口的高速下降，并梳理了多位學者對這一趨勢將持續的預測。[3]在這一背景下，《龍鳳歌》以一個圓滿穩固的家族共同成就的鄉土傳奇，就充滿了神話意味。一面是效益與產量，一面是隔絕與低沉，《龍鳳歌》卻要寫傳奇與永恒，這使得小說儼然成為一部神話前史。

本雅明論波德萊爾時談及的瞬間永恒，是意識到注定永遠失去的告別時刻。在《龍鳳歌》里，神性的終點也始終帶著莫名命定的色彩。然而，區別于波德萊爾式現代性的悲劇意識，《龍鳳歌》是一首屬于鄉土的悠遠歌謠，它要存活和綻放。結尾的完滿時刻是兩代人以其生活鍛造出來的。胡學文將兩代人的生命重寫為一種“史前史”，希望可以逃逸現代時間面向死亡與否定的那一面，從而使鄉土的當下如大鵬飛向堅韌的神性大地。

02.

小說開篇，馬秋月走出家門，夢游在夜晚的鄉間，追尋一只白兔。白兔的光芒和農作物的涌動仿佛相互感應，召喚著馬秋月的參與。這只白兔在結尾處成了一只真正的兔子，躺在馬秋月懷中。白兔的實體化完成了鄉土神性的顯象。

位于虛實之間的白兔作為象征符號，唯美而飄忽；作為預示性的“象”，又帶有失真的傾向，指向混雜。它作為歷史的召喚，暗指命定的唯美世界，也散發著不祥的氣息。夢游總由一些家庭生活的打擊引發，白兔的出現因而伴隨著挫敗感。以賽亞·柏林把德國文化經受的打擊和受辱感，作為浪漫主義的一個重要起源。[4]在受挫者的心里，一面是對龐大未知的偏執和妄想，另一面是永不抵達的精神還鄉。[5]馬秋月的白兔也是挫敗的產物。丈夫朱光明家在20世紀50到70年代屬于“成分不好”的家庭。婚后的種種麻煩觸發了馬秋月的夢游，夢游自然也給新家庭帶來負擔。除了命中注定的神性召喚，小說還需要更多的鄉土坐標凈化馬秋月走向白兔的虛幻與危險性。否則，誰知道白兔的未知面是否會膨脹擴大，進而吞沒那獨行的夜游人？

引誘馬秋月走出家門的另一坐標，是村中的故事大師麻婆子。麻婆子是最后一個“講故事的人”，以口耳相傳的故事連接傳奇和說教，過去與未來。馬秋月癡迷于她口中意義與可能性的萬花筒，在麻婆子家流連忘返。麻婆子家是馬秋月的“煉心爐”，讓她學會與“可能發生的事”生發感應，而不沉溺于“已經發生的事”。

麻婆子的故事譜系除了王侯將相，還有神仙志怪，她的述說穿行于生死之間。麻婆子難以劃為某個固定的階級，也不在世代傳承的族譜中。她是舊社會的妓女，偶然嫁到豆莊后又成了寡婦，吃百家飯，從此不離開豆莊。麻婆子的家是一個頗有意味的意象。在馬秋月的幻象中，墻體轟然倒塌又恢復如初。而多年后在馬秋月之子朱燈看來，那座老屋仿佛從來都是廢墟，一開始就未曾存在過。麻婆子是另一空間的掌門人，背后是被“十七年”主流敘事壓抑的狐仙女鬼。故事大師的傳奇性本身也就兼具圣人和幽魂氣息。

白兔和麻婆子鬼氣森森的一面，暗示的自然是馬秋月一家作為“十七年”邊緣人的唯物史。馬秋月面對種種斗爭——家族之間的斗爭、與丈夫的斗爭，等等——總是陷入眩暈、昏迷，并走向夢游的霧靄。胡學文借此刻意避開了“十七年”主流敘事中的斗爭場面，那些關涉正統與背叛，先進與落后，力量與力量的正面角逐。拋開那個中心敘事，馬秋月的“十七年”個人史本來只屬于沉默。

胡學文不愿簡單地拒絕那段歷史，又要激活白兔與麻婆子的超越性。這種寫作的困難體現在小說前半部分的一些生活細節描寫中。胡學文借用了大量馬爾克斯式的濃墨重彩，又盡力以中國古典美學的細膩幽微，調和“馬爾克斯模式”的高昂宏大，避免與“十七年”經典敘事混為一談。最終借用更多的人物情節，和凝聚著多義性的白兔與麻婆子這類關鍵形象，胡學文才甩掉了粘在手背上的馬爾克斯，行文逐漸找到了自己的節奏韻律，讓馬秋月的心曲流動起來。

從借用馬爾克斯，到“甩掉”馬爾克斯，胡學文尋根書寫的用力之處在于，白兔與麻婆子的故事不能是隔絕于本土生存現實的唯美主義產物。神性意象與故事的召喚最終是歷史的召喚，要讓“美學鄉土”扎根于“生存鄉土”，其關乎的是鄉土抒情傳統下的行動與情動，是鄉人和大地、鄉人與鄉人的靈性連接。

馬秋月的父親馬天毅然走向的大地之“根”，是他心中早已迷失的鄉土圣地。讓馬天如癡如醉的棗紅馬與白兔不同，本是一個屬于白天的意象。無人知曉棗紅馬的來歷，這意味著它是只屬于大地的產物，來自外在于“十七年”農村社會關系的茫茫山水。馬秋月第一次見到麻婆子，就格外留意她那雙深淵般的眼睛。馬天也是從棗紅馬的眼中看見某種莫名的感召。棗紅馬的第一次出走讓馬天遇見了朱家。馬天決意將女兒許配給朱家四子，是欲讓棗紅馬的幻夢扎根于家族的未來。棗紅馬的第二次走失，就暗示出馬天心系的那片大地與鄉土史的分離。當棗紅馬站在暮色的河岸，它就和波德萊爾筆下擦肩而過的女人一樣，只屬于必然的訣別與現代的暗夜。依然走向棗紅馬的馬天，也就走向死亡。不過，馬天自己對此安之若命，那是他與大地的自然之道，從祖祖輩輩傳襲而下。在大地的歸宿中，方死方生，何來永別一說。馬天的還鄉使他宛然成為尋根的殉道者。

03.

1980年代的尋根小說，可提供一個當代尋鄉與還鄉書寫的參照譜系。《龍鳳歌》欲將馬秋月的臆想癥傾向、麻婆子的鬼氣和馬天的殉道點石成金，可以回應汪曾祺在《大淖記事》結尾“當然會好”的高呼——《大淖記事》可讀作和斗爭唯物史直接對話的寫作。

更具有悲劇性的書寫可見于李杭育發表于1983年的短篇《最后一個漁佬兒》。隨著自動化機械，魚塘養殖，工廠和自由市場的發展，以手工工具打漁的福奎成了最后一個漁民。全篇流溢著無可奈何的挽歌氣息，福奎已是一個活著的遺產，生生看著屬于漁民的逍遙世界離他遠去。在小說結尾，當福奎躺在江心的船上，福奎想到了自己的死亡，和馬天一樣走向必定的終結，成為一首悲歌。不過，我們沒有忘記福奎還“精壯得像一只硬邦邦的老甲魚”[6]，他并未耗盡自己的生命力。死亡也許只是外在性的歷史，富有內在沖動的福奎至今還浮乎江湖之上，一個沒有抵達也未消亡的中間地帶。最后一個漁佬還沒有耗盡他的歷史潛能，等待著未來的認領。

《龍鳳歌》結尾那個佛陀的笑容是綻放在朱天臉上的。馬天初見朱天，就為他被束縛的潛藏生命力所吸引。他從朱光明的鋒銳言辭中看到了一種雄辯術，有直接和主流歷史敘事對話的可能。馬天在棗紅馬的眼中感應到丟失的美妙傳統，也在朱光明的雄辯術里，找回了那個尚未死去的漁佬的勃勃生機。把女兒嫁給他，或許就能重新激活心中正在消逝的鄉土。

馬天考慮的是讓被壓抑的歷史主體帶領家族重回歷史。爭奪“十七年”的歷史舞臺，往往就涉及強力與斗爭，激昂與悲愴。朱光明做了一輩子的木匠，我們不妨再看1983年刊于《文匯月報》的中篇《魯班的子孫》，作者是王潤滋。小說中的木匠黃志亮自是傳統鄉村社會的象征，以手藝和人品贏得尊敬。黃志亮念念不忘傳統的熠熠光輝，不斷講述魯班的故事傳承著古老的倫理秩序。養子秀川入城后帶回了一個陌生而隱約帶有摧毀性的“現代”世界，資本、現代工商業契約和個體成功是那個世界的中心法則。在父子沖突中，不知“暴起的青筋上面到底凝結了多少力量”[7]的老木匠以驚人的強力，徒手拆毀秀川的定價標牌。時而又哭嚎，懺悔，以至于在極端情動的拉扯中陷入嘶啞。黃志亮不僅是魯班的子孫，也是充滿激憤與苦情的“十七年”斗爭史敘述的直系后代。

在《龍鳳歌》里，木匠朱光明就被消解了盤根錯節的肌肉和大悲大喜的抒情。婚后馬秋月發現朱光明的雄辯術成了哄自己安定的柔情私語，頂多算是無傷大雅的詭辯。朱光明的故事是俏皮的，樸素的，不具有麻婆子充滿魅惑力和令人沉溺的說教。朱光明的口才沒有帶來任何斗爭意義上的勝利，而是讓家族仇怨化作綿綿的夫妻耳語。面對貧窮與欺壓，朱光明往往平淡如水，安之若素。

朱光明勸慰家人的口頭禪是“向前看”。芝加哥大學漢學家葉紋（Paola lovene）曾注意到“未來”在塑造中國當代文學體制和書寫中的重要作用，為此專門著書論述。[8]且看一組“未來”書寫的對比。“十七年”文學中一個經典的未來展望，是《山鄉巨變》里陳大春的烏托邦式狂想。陳大春在對未來的激情講述中，陷入了宗教式的迷狂，其關于農村機械化發展的未來想象帶來的超越和自足，讓他足以克服與無視當下的窮困情境，進而全情投入革命事業。[9]而在《龍鳳歌》里，當馬天聽霍木匠說到酒水從地下自動涌上來的暢想，他只是輕笑附和，二人都不過在做一種娛情的閑談。馬天的“未來”，小說反復強調只在一個“盼”字。故事不過給個盼頭，叫人“順心”，而與生活是否“稱心”無關。胡學文承認了“未來”對國民生活的正面作用，卻避開了其強烈的功利性。把馬天的“未來”轉喻為“盼”，胡學文將狂想式激情消釋為平常人的平常心，關注的是細膩的情感和生命的安定。

因此，胡學文并不強調朱光明在無盡勞作中的受苦與隱忍，朱光明似乎總是輕松釋然的。朱光明結交霍木匠自是為了習得手藝，但二人的頻繁往來逐漸只為了溝通心曲。他們始終沒有確立師徒關系，朱光明不必為魯班傳承的斷代而悲慟欲絕。實際上，朱光明最終沒有什么出將入相的傳奇，甚至沒有完成復活舊戲臺的心愿。如果結尾處的馬天當真成了佛陀，胡學文看中的是他對技藝、歷史和他人的態度。朱光明沒有做成“大國工匠”，他最珍貴的人性只在于“泰然處之”。

04.

在涉及“十七年”的敘事中，更多時候只能作為美學象征的朦朧啟示，就需要改革開放后的第二代族人從尋根走向“生根”。朱光明之子朱燈更多繼承了馬秋月的神經官能癥。朱燈視角的關鍵詞是走神和“怕”。馬秋月和朱光明都一度為他缺乏行動力和勇毅的表面性格擔憂不已。《魯班的子孫》里老木匠的兒子極快學會了市場經濟的生存法則，卻一去不返，讓老木匠苦苦等候著兩代人——也即兩種文明——的和解。朱光明的兒子就在他眼前，卻似乎缺乏任何走進新時代的金剛手腕，是個“靠不住”的兒子。

朱燈的“靠不住”卻恰恰因為他沒有“忘本”，始終和豆莊心系一處。這讓朱燈眼中的“走出豆莊”充滿了不可知的威脅，他能看到現代化與安穩的鄉土世界分離的危險，也相通于上一代鄉村人在新歷史下的脆弱。

朱燈走向仕途的第一站是給鄉書記羅響寫材料。羅響這一“新社會主義新人”若給人一種太過完美的感受，是因為他除了擁有“喬廠長式”的鐵腕能力，胡學文還讓他充溢著一個鄉民的普通情愫。胡學文以諸多纏綿的細節力圖表明，羅響的人情味不是干部的自我表演，他需要和朱燈午夜漫談，也糾纏在婚后家庭生活的種種喜怒哀樂之中。在啞女這一指向原鄉人倫的關鍵人物身上，羅響沒有拿出足夠“狠”的手段進行“處理”，一時疏忽就被撤職。中年病死的羅響沒有成就英雄主義敘事，他的“社會主義新人”之路被市場經濟稀釋為生老病死的平凡。朱燈對啞女的猶疑注視，不同于路遙《人生》里高加林非此即彼的愛情選擇，朱燈不過以一種難以言說的敏感，目睹和體會了走向現代和堅守鄉土之間殘酷的齟齬。

由大量朱燈個人視角展開的1990年代后的都市書寫，因那“怕”與走神，往往被帶入一些邊緣與另類地界，仿佛朱燈和同時代的逐浪人并不生活在同一時空。朱燈一度不敢走進鄉政府的大門。他在夢中一次次跟著母親追尋白兔，白天也常常走神，以至于讀者和朱燈自己都常常恍惚，不知身在何處。構成1990年代以來個人進取敘事的關鍵地標，那些事關升官發財的酒局和會議室，都只是朱燈故事中虛化了的背景。朱燈的恍惚總是伴隨著都市帶來的緊張感。只有在偶然走入公園，或一個秋日的還鄉途中，朱燈得以有一刻放下他的警惕，找到一個剎那的悠然禪意。當朱燈穿梭于現代城市，他始終是“內視”和“回視”的，在記憶與未來的混亂成像里尋求啟示，并始終使心靈朝向故土。朱燈的城市敘事，是一個尋鄉者的故事。

朱燈最終從旁觀者的身份跳了出來，從離鄉到還鄉，完成了鄉土賦魅的關鍵一環。弟弟朱丹死后，朱燈回到豆莊，向父母編造了朱丹遠走他鄉的美麗故事，永遠以童話替代了父母心中的現實。實際上，父親朱光明的第一次出場，就透出被歷史遺忘的書生氣息。馬天眼中的他仿佛來自傳統深處，那口才背后似有王侯將相，兵馬才能。朱燈的文學夢從這一潛在的文人脈絡上隱秘地傳承了父親。胡學文真正借之為鄉土賦魅的，是一個“講故事”的“賦權”。從麻婆子，馬秋月的白兔，朱光明再到朱燈，故事若真能通往另一乾坤，從而救贖和創造現實，那個權力就在活著的人手上。書寫朱燈背后文人和“講故事的人”這兩條傳承譜系，胡學文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和所有寫作者對話：如果你相信鄉土的傳奇和故事的魔力，尋根的對象不必在你之外，而在你的筆尖。當舉起那支筆，你就是文學，你就是“講故事的人”。

05.

三弟朱丹駕駛著超載的貨車飛向田野，這時誰在追他，朱丹從哪里來，為什么到了這里，以及這場死亡的意義，都同那輛貨車一起，在未知的暗夜里失控與失重。這是1990年代的一副面孔。

表征1990年代的另一場所是朱丹為客車拉客的車站，“只要沒上車，客就是公共的，誰都可以搶”[10]。1990年代市場經濟的資本化發展正重新劃分領地。公與私的問題內含于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和現代性的起源之中。其本就尚未被充分打開的內在含義，在1990年代語境下變得更加模糊，也更迫切地擺在眼前。這是一個重新協商、爭奪和探索的時期，倫理、法理和情理都在被重新界定。圍繞朱丹之死，胡學文書寫了第二代豆莊人如何參與這一重構。

在家族中，四處闖蕩的朱丹看似最身處1990年代之中，實際上也最是隨風飄搖，輕如鴻毛。他失卻了父親那顆安穩的心，既不是最有野心和手腕的惡棍或英雄，也不立足于任何抵抗歷史野性的鄉土之“根”，只能被時代的渾濁輕輕帶走。

朱丹死后，追逐他的攔路人消失，留下了一個懸疑故事。如今，懸疑已成為獲得巨大商業成功的幾種文學類型之一，在純文學之外擁有了龐大的讀者群。這自有價值失序的時代背景。《龍鳳歌》中的破案是由一些自發的善意推動。朱丹超載本身已經違法，是否要追問其死前經過，或是否另有真相，一時顯得模棱兩可。胡學文寫了大量踏實良善的相關人。從打撈尸身的隊伍，到那些本來生分的豆莊人，都出于一種“不必說”的傳統人倫情理，盡心盡力。當朱燈尚自恍惚，是這些“半陌生人”的全情相助，逐漸打開事件背后的復雜案情。隨后居于各地的豆莊人紛紛趕來相助，也是胡學文苦心復活的鄉土美德故事。資本的洪流沒有沖散豆莊的人心，分散于茫茫四海的豆莊人尚未彼此相忘，而以一種樸素的傳統之善聯結起來。

追車導致朱丹死亡的攔路者不是交警，而是一個物流公司的人，其背后是假扮交警斂財的非法業務。在此，一個關鍵的分歧出現了，涉及重構社會與精神秩序的兩條路徑。打官司，意味著走向霍布斯式的規則系統，以對有罪者的懲戒，爭取正義、公平、復仇。私下解決，則可以快速獲得賠償，避免漫長繁瑣而結局渺渺的官司。朱燈偏向后者，是考慮個人生存和發展的一點私心，代價卻是只能獲取“部分公平”，并放棄個人的復仇。朱燈的考量既有1990年代處于法外地帶的特性，也回應了鄉土倫理中注重禮治的“無訟”傳統：“維持禮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權力，而是在身內的良心。”[11]在現代法理觀念中，朱燈也許是在妥協。但他不愿借用更高力量進行復仇，也可說是對講求個人權益的現代自由個體的厭倦與警惕。這種退守也就維護了傳統美德中最小限度的良心。

懸疑和案件敘事只是一副骨架，其推理并不重要，訴訟結果也被處理得云淡風輕。重要的是，胡學文借此寫出豆莊如何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再造自身。豆莊老鄉中，有黃毛的有情有義，也有膽怯的劉拴。朱燈的龍鳳胎妹妹朱紅，就決定獨自將官司打到底，力圖將情理的訴求融進法理。這和朱燈的中庸之道看似相悖，實則都同樣指向豆莊的倫理重建。胡學文著重書寫的，是豆莊人在此過程中被拷問的內心。豆莊人各各不同的心事并非偵探破案的附屬品，不過正是這副“引人入勝”的懸疑小說骨架，才使其不至于被時代的混亂表面輕易涂抹和掩藏。

06.

“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我們今天回過頭來，如何看待這一句話？

進城后隨波逐流的朱丹仿佛被帶入了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最庸俗、缺乏思索又不負責任的方向，讓我們對吞噬他的時代的虛無感到厭棄。不會投機取巧的朱丹沒有朱印那種“向上爬”的狠勁和野心，小說圍繞他的司機工作，呈現出的只是無奈的沉默。朱丹在現代化進程中逐漸失去了自己的聲音。朱丹為一輛超載貨車付出生命，沒有蓋茨比式的大起大落或大夢初醒，也讓人道主義失去了確切的坐標。朱丹的死不僅僅是反英雄主義的，其打開的是一個深淵，因過度缺乏意義而呼喚一種拯救。《龍鳳歌》第二代人的鄉土救贖是在這個深淵中展開。

“龍鳳歌”中的龍鳳胎，我們談了朱燈，還沒有說到朱紅。朱紅具有為任何主流敘事所需要的那種蓬勃生命力。馬秋月見識了朱紅搶奶喝的“厲害”，擔心朱紅的高亢生命會像麻婆子的故事暗示的那樣，與朱燈的柔弱相生相克。為此，馬秋月不惜每夜把朱紅送去寄養。馬秋月對朱紅的盛氣感到陌生，也心生戒懼。馬秋月沒有遺忘“十七年”帶來的挫敗感，她比《魯班的子孫》里后知后覺的老木匠，更加敏銳地嗅出了機械的個人進取精神對鄉土的潛藏威脅。

朱紅的人生苦旅，表明這只是個誤會。朱紅貌似是最果敢的人生舵手，實則始終受苦于抒情的壓抑。小說一點點透出，那剛毅背后流動委曲的心弦。朱紅不顧母親的激烈反對，嫁給家風不好的劉長腿。一意孤行的婚姻選擇，卻只為了劉長腿身上的文人氣息。在月夜下看劉長腿翻書，好像就能彌補自己把讀書機會讓給朱燈的遺憾。小說寫她發現劉長腿的不堪出軌后，做下百日計劃，一百天不碰劉長腿考驗他，以此作為離婚決定的心證。這如同模仿計劃經濟的情感規劃，最后不過折磨他人也折磨自己。除了這些完全出于愛與缺愛的非理性決定，朱紅的踴躍進取和踏實勞作，都不過在做家族的承重墻。她的雷厲風行和強韌活力只是一張畫布，上面大筆涂抹的都是遺憾和心酸。

朱紅沒有回到豆莊生活，她抵達的是另一種還鄉。朱紅殺伐果斷的實用主義，同樣與征服和成就無關。守著手工裁縫鋪的朱紅驀然回首，走進了朱燈口中的平行世界。朱紅的航船行駛的那片海洋上沒有金銀財寶，也沒有通往新大陸。那海水只是情感的暗流，而崇高只在于風起浪涌的時刻。胡學文將朱紅的實用主義引入了反功利主義的俗世傳奇。兩代人創造性地將被壓抑的過去化為神奇，朱紅和家人在平行時空中，步入了由故事打開的“另一個世界”。

除了前文提到的城鄉區隔與發展不均問題，在本文篇首引用的農業政策解讀中，對生產力的強調并非只為了盈利和經濟發展，也有對防災減災，和針對人口糧食需求的基本供應力的考量。也就是說，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各類變形，仍然是農村的當下發展無法脫離的語境。然而，在觀念、感受與文學想象層面，對于“黑貓白貓論”貫穿于社會主義理念與市場經濟立足點的內涵和精神指向，當代文學寫作仍然沒有充分打開。在對朱紅人生涉及改革開放時期的寫作中，胡學文倚重的是一種浪漫主義的想象和對抒情性的期許。胡學文看見了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中缺乏價值趣味和有危險性的面向，并借用非理性文化/工具理性的批判性框架抵抗了它。但在一定程度上，朱紅以一種“借力”削弱了和當代歷史的正面對話。小說“遠景”中的天命色彩和抒情節奏，為“近景”中的內心孤旅與苦澀人生提供了命定的方向，從而以唯美圓融凈化了那些還鄉的心靈。胡學文對鄉土賦魅的樂觀，使小說走向的不是悲劇性的挽歌，而是完滿的命運之歌。這種寫作選擇本身無可厚非。不過，仍然值得追問的是，今天的鄉土和鄉土人，還能以浪漫主義的想象沖動、象征主義的美學體系、“講故事”的創造、鄉土的宿命與天命觀，以及維系于“良心”的抒情傳統，重新找到彌散著魅力的神性大地嗎？我們真的能做回那個在想象中與天、地、人泰然處之的無名大師嗎？若《人生》中的高加林再次站在這個時代的十字路口，抓緊一把《龍鳳歌》所提供的“美學黃土”，他也許會覺得手中的分量依然太輕，太容易在歷史的風雨中飄散不見。

楊慶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王修豪，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注釋：

[1]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出版社，2009:2.

[2]孔祥智.以改革為手段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解讀[J].經濟, 2025,(03):56-59.

[3]張琛,孔祥智,左臣明.農村人口轉變與農業強國建設[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40(06):5.

[4]（英）以賽亞·柏林.浪漫主義的根源[M].呂梁，洪麗娟，孫易譯.譯林出版社，2011:41-45.

[5]（英）以賽亞·柏林.浪漫主義的根源[M].呂梁，洪麗娟，孫易譯.譯林出版社，2011:106.

[6]李杭育.最后一個漁佬兒[J].小說月報·大字版,2023,(2):143.

[7]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室選編.魯班的子孫[M].時代文藝出社,1986:273.

[8]見IOVENE, PAOLA. Tales of Futures Past: Anticipation and the Ends of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1st 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9]周立波.山鄉巨變[M].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163-164.

[10]胡學文.龍鳳歌[M].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試讀本:449.

[11]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出版社，200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