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一九七三年出生，廣西北流人，小說家、詩人。出版有長篇小說《蛋鎮詩社》《懦夫傳》《馬強壯精神自傳》《風暴預警期》，小說集《把世界分成兩半》《喂飽兩匹馬》《靈魂課》《十三個父親》《蛋鎮電影院》《薩赫勒荒原》，詩集《宇宙的另一邊》等。曾獲得首屆郁達夫小說獎、第五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第二屆高曉聲文學獎、《鐘山》文學獎等若干獎項。擔任編劇的電影《秀美人生》獲得第16屆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作品多次入選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揚子江文學排行榜、收獲年度文學排行榜等。現為廣州市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專業作家。

文化藝術報：長篇小說《蛋鎮詩社》在《花城》雜志2024年第6期發表后，引起評論熱潮。今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蛋鎮詩社》，從雜志發表到出版單行本，您又進行了多次增補、修改和完善，主要做了哪方面的修改？

朱山坡：《蛋鎮詩社》發表的是刪節版，18萬字左右，出版時字數是29萬字。這個小說早在十幾年前就構思了，并寫了人物小傳，但一直到2023年源月才開始寫。用在創作第一稿的時間和用在修改的時間幾乎是一樣的。初稿完成后一直都在修改，發表以后還在修改、增補，甚至出版社已經三校并排好了版準備下廠印刷了，我還修改、增補內容，多次向責編表達了歉意。最后一稿是第12稿了。主要是增加一些故事，還有更多的細節，盡量讓作品更豐盈更斑駁。直到現在仍想增補。證明這是一部不斷生長的作品。

文化藝術報：《蛋鎮詩社》是您“蛋鎮三部曲”的終章之作，為何會以“詩社”作為終章，書中的蛋鎮詩社僅存在五個月便夭折，“詩社”是您詩意的抵達還是永不磨滅的記憶？

朱山坡：蛋鎮三部曲的前兩部分別以臺風、電影院為背景，《蛋鎮詩社》則以詩社為敘事載體。“詩社”是我少年時代的神圣向往，也是難以磨滅的記憶。那時候，在鎮上，有詩人“垂青”于我，引誘我走文學之路，承諾推薦我加入鎮上的成人詩社。詩社的門檻很高，而我年紀還小，詩社有足夠的耐心等待我的成長。我懵懂地嗅到了詩歌的氣味，對世界充滿了幻想，整日都仿佛飛翔在小鎮的天空，一直下不來。然而，還沒等到我滿16歲，詩社很快便解散了。這是無法彌補的遺憾，很長時間里我對此耿耿于懷。我必須給那個時候的自己作一個了斷。寫完《蛋鎮詩社》，我終于落到了地上。

文化藝術報：《蛋鎮詩社》是今年備受矚目的長篇小說，入選了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廣東省作協主席、批評家謝有順更是直言：“因為這樣一本書的出版和發行，世界會記住蛋鎮；會記住蛋鎮詩社；會記住曾經有過那樣一個全民寫詩，或者全民都有讀詩和渴望文學寫作的階段；也會記住曾經有很多人努力過，試圖為這個世界帶來詩意。”寫《蛋鎮詩社》這樣一部書，您遇到的最大挑戰在哪里？

朱山坡：我不喜歡寫以文人為題材或主人公的小說。因為我不愿意調侃、嘲諷、輕蔑文人。因此，我寫《蛋鎮詩社》極力避免寫成文人小說。金光閃熱衷于辦詩社，狂熱地推動“全民寫詩”運動，試圖讓全鎮遠萬人都成為詩人，唯獨他自己不愿意成為詩人。他從沒有寫過一首詩。他始終是站在詩歌之外看詩歌。他是一個矛盾的人。其實是我不愿意讓他成為詩人，因為我不愿意讓這部小說成為詩人小說。大部分參與詩社的人后來也沒有成為詩人，沒有以文為業。當時他們參與詩社，是因為熾熱的激情暫時找不到出口，一旦有了更好的去處，他們便會旋即投身蕓蕓眾生，成為滄海一粟，從此與詩揮手告別。說到底，我是想寫一部關于普通人的書，與理想有關，與激情有關，與柴米油鹽有關。它是滑稽的、荒誕的、夸張的，又是真實的、內斂的、蒼涼的，充滿了隱喻和黑色幽默，基本達到了我的預期目的。最大的挑戰當然是我扮演了二十多個“作者”的角色去講述不同的故事。我盡量讓讀者看不出來都是由“我”來講述的，因此我不斷變換腔調、語言風格，盡量掩飾，但最重要的是盡量把故事講好，并不能因為“作者”的身份而降低了敘述的水準。文學水準遠比“與作者身份相符”更重要。

文化藝術報：老作家王蒙在《花城》雜志上看到這部小說后，向主編表達了贊賞之意，并為該書題寫了書簽。感動老作家王蒙的是書里1980年代的詩意，還是一個老作家對年輕作家的欣賞？

朱山坡：一個作品出來，獲得讀者的肯定對作者是很大的鼓舞。王蒙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輩作家，據主編說，他閱讀了《蛋鎮詩社》并十分喜歡。我看作是他對后輩的熱情鼓勵。我非常感謝王蒙先生。如果有機會，我想跟他一邊喝茶，一邊暢談1980年代的詩壇往事。他肯定比我知道得多，理解深刻得多。

文化藝術報：《蛋鎮詩社》有著鮮明的時代印記，詩社解散后，金光閃等人都不約而同來到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州創業。為何把他們的夢想落地在廣州，而不是北京、上海？這和您后來被引進廣州有關嗎？

朱山坡：我的家鄉廣西北流縣南部跟廣東高州、化州接壤。“蛋鎮”的原型是我的家鄉小鎮。它處于粵桂交界，是粵語文化區，說粵西方言，深受珠三角地區的影響，高州、化州是我們趁圩最常去的目的地。我們的農產品大多也是賣給上門收購的高州商販。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風率先吹到了我的家鄉。“去廣東”“落（下）廣州、深圳”成為我家鄉流行的口頭語。近水樓臺，廣州是我們最向往的大城市，是謀生的第一選擇。那個年代，我家鄉很少有人去北京、上海謀生的，甚至往首府南寧、縣城謀生的人都不多。那時候，鎮上許多人去過廣州但不一定到過縣城。所以《蛋鎮詩社》中的“詩人”們去廣州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而我年過半百了還從廣西調到廣州工作，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少年時代便有的“廣州情結”。

文化藝術報：您和廣州、和《花城》很有緣分，2005年“花城出發”推出您的小說。從“花城出發”到今天，也就20年，這20年，從廣西到廣州，您從詩人成長為70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這20年，對您意味著什么？

朱山坡：20年前，我還在家鄉的市政府當文字秘書，寫政府工作報告、總結、匯報和領導講話稿，也偷偷地寫著詩和小說。我一直都暗揣著作家夢，它經常在我的內心膨脹，想蹦出來，卻被我死死壓住。因為我想謀取一官半職回報我的父親。直到我的小說被《花城》雜志以小輯的形式隆重推出，我才敢放飛壓抑已久的作家夢想。《花城》給予了我底氣和信心，我開始給組織寫報告，請求調到文聯去上班。如愿以償。這20年，我在文學的道路上不斷成長。我努力過，做了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寫下了一些聊以自慰的文字，把夢想喂肥，也了卻了一些心愿。廣西的文學環境滋養了我、扶持了我。直到現在，我仍然對廣西贊不絕口。兩年前，我抓住了到廣州工作的機會。并非廣州的待遇有多好、環境有多舒適，而是我想體驗人生的豐富和寬廣。所以說，這20年，我聽從內心呼喚，跟著感覺走，朝著夢想去。文學一直陪伴著我。

文化藝術報：您是“新南方寫作”代表性作家，您如何看待這個定義，“新南方寫作”和傳統概念里的“南方”有何不同？

朱山坡：自從提出“新南方寫作”的概念后，各方家從不同維度對它進行了深入的闡釋，對它的內涵進行了豐富并作外延拓展，使得它成為近年來文壇的一個熱門話題。我也參與了其中的探討，受益匪淺。作為一個新命名，像其他曾經的概念一樣，還有很多可以商榷甚至爭論的地方，但這正是它的意義和價值。與傳統的南方寫作相比，“新南方寫作”更側重于書寫改革開放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的南方新圖景，更加注重南方意象、南方視角、南方敘事以及南方風格，更加突出“南方”和“新”，更加彰顯其新鮮的、獨特的、生機勃勃的氣息，更加重視對地域特色的挖掘書寫，“嶺南”“大灣區”的印記更加清晰、亮眼。

文化藝術報：您在北流老家朱山坡之外創造了另一個現實世界——蛋鎮。從朱山坡到蛋鎮，您走了多久？

朱山坡：從2004年開始主攻小說創作的時候，我以我家鄉村子為原型虛構了“米莊”，寫了一系列“米莊”作品，十年后，我覺得要“轉場”了，2015年在創作《風暴預警期》中首次勾勒出了“蛋鎮”，到2025年也剛好十年，也到“轉場”的時候了。

文化藝術報：長篇小說《風暴預警期》后，您寫了《蛋鎮電影院》系列，有17篇吧，您當時自嘲：今后，當人們談論與電影院有關的小說時，一定繞不過《蛋鎮電影院》。《蛋鎮電影院》系列在您的創作中占據什么位置？

朱山坡：寫《風暴預警期》的時候，我是站在“蛋鎮”看世界，是仰視；在北京寫《蛋鎮電影院》，我覺得是站在世界看“蛋鎮”，是俯視。小時候我是狂熱的電影愛好者，為了看一場露天電影經常摸黑跑十幾里山路。鎮上的電影院給我留下了無法磨滅的記憶，它是神圣的藝術殿堂，也是戒備森嚴的堡壘。電影院大門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入口。寫作就是回望。寫下17篇與電影院有關的故事后，我覺得完成了一項巨大的任務。這部集子出版幾年來，朋友們很喜歡，經常跟我談論它，讓我覺得寫作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如果說我是一個短篇小說家，那么《蛋鎮電影院》就是我的代表作。我愿意帶著它到世界上去。

文化藝術報：因為您的小說，蛋鎮現在成了旅游熱點，文學的意義依然在？

朱山坡：哈哈，現在“蛋鎮”還沒有成為旅游熱點，只是經常有朋友路過那里給我發些照片。“蛋鎮”畢竟是虛構的，經不起實地的考究。而且，我筆下寫的是上世紀80年代的“蛋鎮”，今非昔比。但那座電影院仍在，只是廢棄了。也許閱讀我的作品比到蛋鎮旅游更有意義。前幾天，家鄉的朋友熱心地為我申請了“蛋鎮”商標，好像要有好事發生一樣。我用微薄之力塑造了一個跟家鄉有關系的“蛋鎮”文學地標，并非刻意為之，但還是覺得挺有意義的。我依然相信文學。

文化藝術報：以后還會再寫蛋鎮嗎？

朱山坡：寫作要警惕滑入慣性的軌道。“蛋鎮”已經搭建完畢，適可而止，不必竭澤而漁，防止審美疲勞，小心荒漠化。及時“轉場”是必要的。我估計不會再寫蛋鎮“專著”。世界很大。寫作需要新的挑戰，需要新的嘗試。我不愿意成為有明顯局限性的作家。

文化藝術報：您當年在機關里寫了15年材料，那時，您的理想好像是當官，在當官和當作家間搖擺過，是什么原因讓您放棄了機關，放棄了當官的理想？

朱山坡：我父親是一個老派的農村知識分子。當過兵，在國營茶場當個頭，后來還當過村長，喜歡看書、樂器。在我的小時候，晚上他講《薛剛反唐》《楊家將》，我家地坪上坐滿了左鄰右舍，連我家的仇人都坐在黑暗的角落里偷聽。我有四兄弟，父親對我們期望很高。無論是農閑還農忙，每個月他都要開一次家庭會議，核心主題就是“考大學，當干部”。他對我的要求一直都是“當個副鎮（鄉）長”。那時候對我來說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夢想。父母為了供我們四兄弟吃了很多苦頭，但信念支撐著他們。孝道約束著我，也鞭策著我。后來我進了政府機關工作，非常努力干活，希望早日當上副鄉長。后來，我偷偷寫起了小說，并在《花城》上發表，覺得文學才是我骨子里想要追求的東西。再后來，我當上了玉林市文聯副主席，副處級干部，父親無比欣慰。但我跟他說，你對我的期望我已經超額完成了，從此以后你不要再干涉我的選擇。他默許了。我轉到文學的軌道上，他還是有點失落的。直到村里經常有人告訴他“你的第二個兒子新聞又上報紙了”，他才稍為釋懷。只是他一直不明白文學是什么東西。臨終前一年，他還一本正經地說他也想寫一本小說。我告訴他說，寫小說比當副鄉長難多了。

文化藝術報：朱山坡是您老家的村子，為何會用老家的村子做筆名？

朱山坡：在我苦于找不到合適的筆名時，有一天突然發現“朱山坡”像是一個人的名字，仿佛一直在等待使用它的人，于是我用它做了筆名。我覺得自己跟“朱山坡”融為一體是十分有意義的事情。它閉塞，落后，被人輕視，不為人所知，像所有被困在那里的鄉親一樣。我得帶著它到世界上去。我去哪里就把它帶到哪里，讓它見識世面，也讓更多的人知道它、尊重它。它像母親的影子跟隨我多年。我敬畏它，生怕配不上“朱山坡”三個字。同時，它也鼓勵了我、鞭策了我。仿佛我為它寫作。

文化藝術報：作家林白是北流人，她說過一句話，大意是北流是距離文學最遠的地方。您的文學啟蒙是從老家開始還是在南京讀書的時候？

朱山坡：我的文學啟蒙是從老家開始的。童年記憶是我豐富的文學資源。從在鎮上讀書開始，我接觸了文學，接觸了真正寫文學作品的人，心里文學的燈盞早早已經點亮。北流的地理形狀是長條狀。林白在北部的縣城長大，靠近玉林。我在南部，與廣東接壤。南北差異很大，連語言都有明顯的區別。因此我和林白的寫作資源有很大的不同。雖然我們都經常書寫家鄉，但她筆下的北流于我而言是有些陌生的，她對我寫的蛋鎮也很好奇。讀過我們作品的讀者，都應該認可“北流是個好地方”。

文化藝術報：短篇小說一直不受重視，人們總是看重長篇小說，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朱山坡：以前我可能認為這是一個問題，現在不這樣認為了。因為已經證明，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誰都無法取代彼此。不論長短，好的作品總會受到人們的重視。我從沒有聽說哪部作品受到推崇是因為寫得足夠長。長度并不能證明文學的價值。

文化藝術報：您的作品有鮮明的個人標識，講故事的方式總是出人意料，是講故事的高手，您這些故事都是哪來的？

朱山坡：我的故事基本來自童年記憶，也有來自身邊的人和事。很多故事是我親身經歷的，只是經過我的不斷加工。我還通過各種途徑尋找好素材，發揮想象力編造好故事。小說家的最大目標應該是把故事講好，吸引讀者吧。反正我每次寫小說，仿佛面前站著一群讀者，我必須使出渾身解數，全力以赴去把故事講得有趣，給讀者提供情緒價值。當然，我并不會刻意遷就、討好讀者，我肯定是按文學的規律盡量把故事講得更有文學色彩，更有文學價值。

文化藝術報：您編劇的電影《秀美人生》獲得第16屆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可否談談這部電影？

朱山坡：這是一部主旋律電影。根據廣西某村第一書記黃文秀的事跡改編。我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安排當了編劇。也是第一次當編劇，壓力很大，過程也不輕松，但結果還算不錯吧，完成了任務，算是一次特殊的體驗吧。電影拍得還是不錯的，口碑很好。

文化藝術報：您的小說改編影視劇的多嗎？印象中《靈魂課》改編了電影，還參加了東京電影節。

朱山坡：找過我談改編的導演也不少，但我只有三四篇小說被改編成電影搬上銀幕。除了《靈魂課》，還有《賣雞記》等。

文化藝術報：一個作家的快樂，在哪里？

朱山坡：作家的快樂在于憑空虛構出一個世界，無中生有地捏造了一些故事，塑造了一些現實中并不存在的人物，而且讀者很喜歡。當寫到得意的時候，會興奮得手舞足蹈，仿佛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作家的痛苦比快樂要多得多。創作過程中遇到的障礙和挫折有時候會毀了一個作家。焦慮，孤獨，沮喪，虛無，這些才是作家的常態。

文化藝術報：剛開始寫作時，發表順利嗎？有沒有經歷退稿的折磨？

朱山坡：2004年從寫詩轉入寫小說那兩年，寫了十來篇小說，投向全國各大雜志，收到的全是退稿信。其中第一篇小說《此去高州一百里》，投了幾個刊物，最后只有《紅豆》愿意采用，但因為該雜志字數容量有限，主編黃土路征求我的意見：可否從兩萬多字刪減到6000字以內？我說，只要能發表，哪怕刪到3000字都行。我趕緊把刪節到6000字的版本發給黃土路。他看完后可能覺得刪得太狠了，有點可惜了，建議我還是再投其他雜志試試，實在沒地方發了，《紅豆》再發。后來，我把它投給了《花城》，很快通知留用了，而且是在“花城出發”欄目重點推出。此后投稿還是不斷收到退稿信。每次被退稿，我都深刻反省，覺得自己沒有寫好。這個過程很漫長，也并不美妙，但逼著自己更努力。每次接到稿子留用的信息，我都備受鼓舞，有了繼續寫下去的勇氣和勁頭。被退稿的過程是不斷成長的過程，不要害怕退稿。太順可能反而不好。

文化藝術報：寫作這么多年，也算著作等身了，您最滿意的作品有哪些？

朱山坡：這些年我主攻短篇小說，作品數量并不算多，并非我不夠勤奮，而是才華不夠。這不是故作謙虛。那些大師們的作品數量大，是因為他們才思從不枯竭，坐下來就能寫，而且能寫好。我特別羨慕那些每天都能寫兩三千字的作家。我拿得出手的短篇小說不超過十篇。如果讓我選一本的話，《蛋鎮電影院》也許勉強敢拿出來示人。

文化藝術報：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好的作家，都需要哪些準備？

朱山坡：如果把作家作為一個職業的話，需要自律。管理好時間和精力，閱讀和寫作將成為日常，也成為工作，每天都得像倔驢一樣自覺圍繞著這兩件事來轉。寫作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手藝，有很多規律和方法，讀得多了，寫得多了，就啥都知道了，幾乎沒有什么秘密。誰寫得好，誰就出得來。

文化藝術報：您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

朱山坡：我現在的日常生活十分簡單、簡樸，幾乎枯燥。一個人在工作室生活，吃住都在工作室，早上起來寫一會，然后去買菜，回來繼續寫一會。下午重復上午的事情。晚飯后去散步。晚上重復白天的事情。每周會去一趟市區，不是開會就是參加活動，有時候純粹是去溜達。我不喜歡應酬，也不擅長社交。即使專業寫作，還是覺得時間、精力不夠用。我生活的地方是大學城，樹木茂盛，湖光山色，環境很安靜，所以我也變得很安靜。

文化藝術報：對青年作者，您有話要說嗎？

朱山坡：不要瞧不起老作家，更不要瞧不起自己。老老實實地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