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爆發后，沈從文一路南遷，途中曾在長沙和沅陵小住。當時，新任湘省主席張治中正在大力推行新政，這既加速了湖南的社會改造，也使因循日久的現實問題日益顯露。戰時湖南的特殊氛圍令身處其中的沈從文感觸頗多，并進一步誘發了作家“重寫湘西”的文學沖動。所謂“重寫”，是說作家此時一改1930年代的湘西書寫風格，他“不再刻意營造烏托邦式的鄉土社會”，并且試圖將湘西的人事變動納入社會歷史的“長河”中進行審思，“檢討它的歷史困局與可能的出路”。[1]目前來看，作家戰時湘西書寫的相關研究成果頗為豐富，諸如《長河》《湘西》等代表性文本更是得到了研究者的持續關注。然而，早些年的研究更傾向于文本內部，試圖從作品中發掘出創作主體的生命情狀，[2]這雖能建構一條作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精神演變線索，卻始終無法有效溝通外部現實，缺乏歷史實感。近年來，姜濤等學者主張在社會歷史的視野中對沈從文的“重寫湘西”進行考察，有效地填補了歷史話語的空缺。但該方法的難度在于，社會歷史現場的“還原”程度取決于研究者手中史料的豐富性。關鍵材料的缺失，不但容易造成歷史事實的誤判，更有動搖結論有效性的風險。因此，在處理歷史語境與“重寫湘西”的關系時，一些研究者更傾向于將湘省新政等重要的社會政治事件懸置為文本背景，不能深入發掘文本、作家與歷史細節之間的互動關系，進而導致“重寫”的發生學意義難以有效展開。通過新發掘的材料來看，以民眾訓練為代表的湘省新政與“重寫”的關系復雜而微妙：一方面，“重寫”活動是沈從文試圖直接參與湘省新政受挫后，轉而回歸文學的結果；另一方面，“重寫”活動又為作家提供了“再介入”現實政治的契機，解釋《湘西》《長河》等作品中既隱含了作家個人的政治意圖，還寄托了沈從文想要引導湘西與現代中國相結合的“重造”理想。探明“重寫”與湘省種種社會政治事件之間的復雜關系，不僅可以重構沈從文抗戰之初的“精神史”，更可以啟發我們對此后作家思想劇變的原因做出新的解釋。

一 長沙所見及“民訓”之爭

1937年11月，湖南省主席何鍵在內外交困中被迫下野，后調任中央內政部長。國民政府委任剛剛從東方（淞滬）戰場卸任的張治中擔任新一屆湘省主席。當時寄居在武漢的沈從文對此事頗為關注，他在給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說道：“湘省主席換人，也許有點改革。希望這主席對湘西問題多明白一點。” [3]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提到的“湘西問題”并非只是地方的治理困境，而是擺在全部湖南人面前的動蕩亂局。當時，湘西地方勢力因“革屯”問題與省政府勢力爆發沖突，遂釀成席卷湘西的大規模起義事件。[4]如何安靖地方、平息匪患、清明政治，成為張治中亟待解決的“湘西問題”。當然，沈從文對湘省政局及社會問題的關注并非僅源于“懷土之情”，更源于實際寫作要求。據沈從文回憶，王魯彥曾在自己來長沙小住時，約寫“湖南問題”文章十篇，[5]這為他直接參與湘省政治論域提供了絕佳契機。

到了1937年12月下旬，因戰火逼迫及工作上的人事變動，沈從文按計劃南下返鄉，途經長沙時暫作停留。此時，由張治中主導的湘省新政業已如火如荼地展開，整個長沙都沉浸在備戰的激亢氛圍之中。到1938年元旦，甚至出現了市民們普遍以抗戰口號來取代元旦春聯的現象。[6]以至于沈從文新年出門，“到處可見各色格式標語，顏色鮮明，詞語動人” [7]。而報刊上也充斥著文化工作者們鼓舞民氣、聲援抗戰的各色文章。此時，省府已經組織青年學生，計劃將他們短暫訓練后分遣地方承擔行政、訓練、宣傳等工作，[8] 這項措施給湖南社會帶來了深刻變化。在這樣的氛圍中，沈從文感到“全民戰爭的意味，生活改進與適應，比過去二十年還迅速” [9] 。由此，作者重新思考此前王魯彥約寫“湖南問題”文章一事，落筆時不再集中于“湘西”一隅，談的對象也從“湖南問題”變成了張治中主持的湘省新政，并由此引發了一些尚未被研究者們深度關注的爭論。

關于這次“湘省新政”之爭的線索首先見載于沈從文的個人材料，例如他在當時的一些文章中就提及自己遭受長沙文化界批評的情況：“話一說出就有人疑心‘這有用意，有作用’，不容再說。‘國家有道，庶人不議政’，于是我不再多說。” [10]在一些稍微晚近的回憶材料中，也有部分文字略述了他當時遭遇的窘境：“我明白不能也不宜于在長沙空氣下寫文章，后來即不寫什么。只另寫一勸家鄉子弟參軍抗日文章，對湘西說說話。” [11]另有學者在整理其他材料時，無意間找出了與這次論爭有關的周邊史料。例如在《火線下》三日刊上就有“長沙臨大”學生質疑沈從文的文章。[12]近年來 ，隨著沈從文長沙時評《學生下鄉》《擁護領袖》等佚文的發掘及相關史料的整理，這場論爭才有了被重現的可能。 [13]

從這些引起爭論的文章內容來看，沈從文明顯是對學生下鄉和民眾集訓等政策抱有疑慮的。他認為省府及許多知識分子以“理想”取代了“實際”：“談鄉村改造，不肯就鄉村能改造處著手改造、想獲取群眾、領導群眾，結果且不會用簡單易行的方式接近群眾。即忽略事實，縱使有詳細辦法，到應用時當然不合用。更有些計劃極抽象，側重文字的漂亮，舉辦時不能有好結果，自在意中。” [14] 而在《擁護領袖》一文中，批評的鋒芒又直指“民訓”政策的制定者、當時的湘省主席張治中：“可是如今主席位置換了個張先生，人生地不熟，軍事方面責任多而重，抽出很少時間來研究湖南、認識湖南，而圖改造湖南，一班同鄉父老，若依然抱的是緘默態度，地方事應當說的從不開口，就不大像是在擁護領袖，倒仿佛是‘不合作’了。” [15]

不難看出，這些新發現的材料動搖了學界所謂沈從文歡迎“戰時新政”的判斷 [16] ，反映出歷史與人交互過程中的復雜性。可以說，比起湘省政府的宏觀政策建構，沈從文更傾向于從底層社會立場出發，關注民眾的種種生活樣態，也正是這種獨特的視角使他洞見了新政當中的許多危機。在“民訓”工作自上而下的實際推行中，一些工作人員缺乏鄉村生活經驗，不顧農民生產實際，為追求工作效果，將“四星期每日四小時的訓練，改作二星期、每日八小時”。對此，時人質疑道：“鄉下人在春耕時節，壯年男子，能否抽出二星期來集訓呢？” [17]然而，在民族戰爭與動員衛國的激亢環境中，沈從文的這些反對意見卻難以見容于長沙的輿論界、學生界乃至政界。首先發難的是署名為“李德”的《關于學生下鄉》一文，作者直斥沈從文的言論為“敗北主義” [18]。不久后，張周勛在長沙《中央日報》上發表《與沈從文先生論〈學生下鄉〉》，言辭更加激烈，認為沈從文對“民訓”工作的攻擊是“無理的毀謗與污蔑” [19]。與此同時，沈從文的言論還遭到了“民訓”工作的主體人群——青年學生的抗議，長沙臨時大學學生刊物《火線下》上刊載了易丞、雨茲的《向沈從文先生抗議》，強調“青年人決不能容忍任何惡意的污蔑和嘲笑” [20]。此外，湘省新政的設計者張治中也注意到了沈從文的言論，尤其是他在《學生下鄉》中那句不合時宜的提醒：“十年前的舊事或許重演，愛青年朋友者反以害之。” [21]這引起了張治中的強烈反感，以至于在許多年以后的回憶錄中特別提及沈從文的文章。[22] 由此觀之，沈從文在長沙關于民訓政策的質疑，不但見罪于長沙輿論界、學生團體，甚至還得罪了以張治中為代表的省政府官員，一時間批評的意見鋪天蓋地。最終，沈從文認識到在長沙這種氛圍中不宜“寫文章”、發短評，只能轉而對湘西同鄉“說說話”。[23]

對省政府來說，民眾訓練工作不但能有效強化治安、改良兵役制度，而且也使政府能夠繼續向基層社群延伸其動員渠道。因此，當時就有人指出：訓練民眾，根本目的不在“使民即戎”，而在“覺民”。使民眾知“國家之可愛，倭寇之可惡，而踴躍赴敵”。[24]在這一過程中，張治中等主政者希望通過向全省各地派遣知識青年，進而建立一套可由政府直接掌控的行政機制。這不僅能在精神層面通過宣傳，強化民眾的國族認同感，而且還能在行政層面上將那些游離于政府權力的“邊地”，改造為現代政治結構中的縣、鄉、村，進而將全湖南納入對日作戰的國家動員體系中。張治中強調：“這一次發動民眾運動的真意義，不僅是抗日自衛，而且是對于舊社會舊農村的一個改革運動，一個革命運動。” [25]其核心意旨迎合了國民政府“抗戰建國”的理念。然而，湘西出身的現代作家沈從文對此政治韜略卻并不認可，反而強調政府派遣的青年干部在下鄉前，先得虛心接受鄉下人的“教育”。他們的宣傳工作“不應側重純粹說教”，而應先為地方做“社會服務”。 [26]這在一定程度上顛倒了“民訓”干部／鄉下人、省府／地方的立場與地位，或許這才是沈從文與“民訓”政策支持者之間爆發沖突的根本癥結之所在。

二 文學“重寫”中的政治行動

沈從文在抗戰之初積極地介入社會政治議題，他評議政府政策、熱心建言獻策，但招來的卻是長沙各界的大規模批判，這樣的結果或許能促使作家對自身“介入”方式與社會問題的復雜度做出更深入的思考。實際上，撰寫此類帶有時評性質的短文并非沈從文之所長，張兆和曾在信中勸沈從文不要執著于對現實空發議論：“你放棄了你可以美麗動人的小說的精力，把來支離破碎，寫這種一撅一撅不痛不癢諷世譏人的短文，未免太可惜。” [27] 似乎只有回到文學意義上的“重寫”之中，沈從文才能逐步找回作為言說主體的“湘西”，才能逐步打開地方問題與政治理想的言說空間，進而扭轉在長沙時期屢遭批判的表達困境。《湘西》與《長河》是沈從文開始“重寫”的標志性文本，它們幾乎同時在1938年開始連載。前者是一部直面戰爭及湘省社會變動的小書，后者則是對一系列當下現實問題的溯源和追問。從作家抗戰后的心路歷程來看，兩書的寫作動機都與湘省新政和長沙之行關系密切，是沈從文在“民訓”之爭中遭受批判后轉向文學上“重寫”的結果。

《湘西》又名“沅水流域識小錄”，按沈從文在“引子”中的說法，該書意在給旅行者們提供一點關于湘西的常識或同情。[28] “常識”意味著外部的描摹和知識的傳達，而“同情”則意味著作家試圖通過對地方人事風物的技術性處理，來召喚某種移情沖動。當時流徙至此的“旅行者”，一部分隨著工廠、學校、政府機關被動地向西南漸次搬遷；而另一部分則是在經歷了短暫訓練后，行將下鄉承擔宣傳與“民訓”工作的青年學生。前者并不能與地方發生密切聯系，最多如《蕓廬紀事》里“中央政校”的學生那樣與本地人吵一場、打一架，隨即“呼嘯而過”。真正需要這種“常識”與“同情”的是后者。早在長沙時，沈從文就對下鄉的學生、青年干部空有熱情卻不熟悉地方現實感到深深的憂慮，這種不滿在《湘西》中通過敘事主體“看”的過程客觀呈現在讀者面前：

本地見出受戰事影響，直接使本地人受拘束，在改造，有變化的，是壯丁訓練。每早上六點鐘左右，汽車西站旁大坪李就有個老婦人篩鑼示眾，告大家應當起床……在坪里集合點名，訓話后即上操，唱歌。大約訓練工作還不久，因此唱歌得一句一句教。教者十分吃力，學者對于歌中意義也不很懂。而且許多歌都是城里人編的，實在不大好聽，調子又古怪難記，對于鄉下人真是一種“訓練”。 [29]

游記式的散文為作家“重寫”之初直面湘省社會動態提供了巨大的文體優勢。作家對湘省新政的質疑不再停留在觀念上的評議，而是借由自長沙至湘西的實物景觀和人的行動，來進一步揭示作者賦予地方的意義。讀者通過閱讀這本“小書”隨作家逐漸深入地方社會的內在肌理，進而詳細觀察到“民訓”政策與地方實際之間的矛盾與隔膜。可以說，隨著作家從“短評”文體轉向游記散文文體，此前相對抽象的質疑逐漸被落實為地方具體可感的景觀、問題與苦難。

不難看出，在以《湘西》為肇端的“重寫”活動中，沈從文不但沒有真正離開長沙社會政治的公共論域，反而以文學為中介獲得了對“民訓”話題進行再介入的契機。而在《長河》之中，文學“重寫”的能量被作家進一步發揮。他的關注點從當下的湘西轉移到過去的湘西，通過拉長時間距離來進一步追問地方喪亂的根源。《長河》的故事時間設定在戰爭爆發之前，《邊城》式的“牧歌諧趣”多少得以保存。正因為如此，作品的主要矛盾沖突顯得格外引人注目：省里派駐呂家坪的保安隊長妄圖敲詐蘿卜溪橘園主人長順的橘子，運到下游做生意，以此發一筆橫財，但遭到長順等人的抵制。保安隊長是外來者，長順、商會會長、老水手滿滿等是本地人，這種界線分明的“內”與“外”成為小說中一種饒有意味的身份對舉。以此檢讀其余的小說情節會發現，“內外”之別是作家有意建構且貫穿故事始終的對抗線索。在小說首章“人與地”中，作者對沅水流域橘園“只許吃不肯賣”的地方風俗描寫使人印象深刻。但設置這一情節并非只是為了凸顯湘西人的淳樸與真誠，同時也意在通過地方習俗建構起外來“陌生人”和本地人的身份邊界。邊界內部的湘西世界有其自足的傳統，它滲透在鄉民生活的各個層次之中，進而形成了一種穩定的意義。然而作為外來者的保安隊長卻總是試圖破壞這種意義：在勒索橘子一事遭到抵制和化解后，他又垂涎于長順的女兒夭夭。保安隊長這一件件“陰謀”在小說中雖大多夭折了事，但這是作者“有意作成的鄉村的幽默” [30]。試將故事情節投射到現實會發現，它們大多對應了外來軍隊、官員盤剝地方的樁樁事實：“駐守的保安團隊，有時不但不能謀地方的治安，而且還借故擾亂良民，譬如這一代的風俗，男女分別很嚴，他們借著檢查為名，甚至強奸婦女，有的對商民強買物品。” [31]在沈從文看來，這正是外部勢力對湘西進行權力滲透的惡果：數年前領導者陳渠珍被何鍵壓迫離職，“外來貪污與本地土劣即打成一片，地方受剝削宰割，毫無辦法” [32]。由此，1936年以后諸如“革屯”起義等不斷升級的地方喪亂，在“內外”對抗的視角下得到了這樣的闡釋：“凡是有人性的湘西人，自然要反抗。反抗就是要求政府，要把我們的湘西人當人看待。” [33]

然而“反抗”的代價卻是巨大的，時任湘省主席何鍵命留守湖南的保安部隊會合“進剿”，這在上游湘西民眾那里引起許多恐慌和騷亂。《長河》里就有船長向客人打聽原委的情節：“我們老總既下野了，兵也聽說調過寧波老蔣家鄉去了，怎么還調兵上來？” [34]小說也許有意克制，也許未及寫完，讀者單從文本內部始終無法得知沖突威脅中的呂家坪后來如何。不過在文本之外，這場“反抗”與“鎮壓”的惡果或可用1938年的“現狀”作一見證：據當時深入湘西的《力報》記者譚天萍報道，自己前往呂家坪的途中所見都是逃難的老百姓。到了離呂家坪四五里遠的太平溪，目之所及都是被燒的屋子，“一個老者哭訴著他的牛也被拉去了，匆匆的穿過一條街上十室九空，有的大門都沒有關上，一片凄涼的景象，真實凄慘” [35] 。當時沈從文正在沅陵小住，對呂家坪、太平溪周遭的兵燹與混亂不可能充耳不聞。或許，作家將《長河》的時間設定在平靜的“過去”正是為了和苦難的“當下”形成一組對照。這也進一步解釋了隨著故事的推進，小說中戰爭的危機感和頹敗的焦灼感愈演愈烈的原因。

可見，在沈從文的政治認知中，外部勢力對湘西的權力滲透只會導致壓迫更甚、剝削更酷，繼而引發地方民眾的反抗乃至戰爭，給湘西帶來又一重苦難。雖然沈從文在《長河》中抨擊的是前任省主席何鍵的地方統制政策，但小說的動筆時間卻是1938年夏。此時，作者不但經歷了長沙“民訓”之爭，也在沅陵蕓廬聽聞了故鄉的近況。沈從文認識到，何鍵雖已下臺，但他以武力整合地方的手段給湘西造成的痛苦卻延綿至今。而現在，作家又敏銳地從學生下鄉、民眾訓練等新政中看到了新一屆湘省政府置換基層權力結構、強化地方統制的政治意圖。早在長沙時，他就明確反對將培訓過的青年學生下放到地方充任區長、鄉長、副鄉長、保安隊長。 [36]但事實證明，這種空洞的議論與質疑除了徒招批評外別無“裨益”。《長河》則在保安隊長與蘿卜溪眾人的沖突中，為作家表達政治觀點提供了一個勾連現實與歷史的講述空間：聯想到何鍵政府“兼并”地方的惡果，如今學生下鄉、民眾訓練等政策是否會演變成對湘西的新一輪傾軋？此中深意頗值得讀者們玩味。

由此觀之，“重寫湘西”不僅是沈從文在創作上的一次調整，更是一場寓“湖南問題”于文學之中的“政治行動”。在長沙受挫后，沈從文得以憑借文學的方式再介入社會政治論域之中。因此，“重寫”后的作品也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向性，不論是《湘西》中對地方人事風物的展覽，還是《長河》中歷史與現實的有機互動，都是為了呈現作家反對“外部”權力滲透、提倡“家邊人”自治的政治設計。這些觀點不單是作家復雜認同結構的體現，更是沈從文在戰時為湘西覓得的一條新出路。

三 “使湘西成為中國的湘西”

“重寫”不僅意味著沈從文可以憑借文學的方式重新介入湘省新政的討論，還通過歷史敘事與現實展覽建構了“內”與“外”的認知邊界，這也進一步奠定了他對湘西困境根源的言說理路。但問題是，“外來者”這一指稱過于抽象，其建構方式也是以地方和“家邊人”為依據反向確立的。目前有很多研究涉及對“外來者”內涵的討論，但大都將其等同于國家意義上的行政管制力量，將“外來者”對地方的權力滲入闡說為“民族國家的地方統制” [37]，試圖在歷史中捕捉一種“國家—地方”的二元闡釋結構。 [38]這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省”在沈從文身份建構中的位置，也并未詳究省級權力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在《長河》中，沈從文將“外”對“內”的壓迫具象化為保安隊長與蘿卜溪眾人的沖突。這里的“保安隊”并不是直接隸屬于國民政府的武裝力量，而是聽命于前任湘省主席何鍵的“省軍”。小說中對此也有說明：“地方老總”（陳渠珍）下野后，軍隊“編的編，調的調，不久就完事了。再不久，保安隊就來了”。對于這支部隊的兵權，省主席何鍵將其牢牢“拿在手里”，使其不可能成為新的地方勢力。 [39]可見，“保安隊”進入湘西也并非標志著“民族國家地方統制”的強化，反而是省內實力派權力斗爭的表現。當然，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地方政治的混亂或許只是眾多割裂“省”與“地”的原因之一，諸如地理環境的差異、風俗習慣的分歧、歷史傳統的不同都或多或少地會影響著作家的認同傾向。當小說中“內外”對抗的敘事逐漸具象化為現實中“省”對湘西的剝削壓榨時，沈從文便旗幟鮮明地站在地方的圈界之內，對省級權力的滲透提出質疑：“聽幾個同鄉前輩說起家鄉年來種種，我覺得很痛苦。我知道，倘若內政清明，外來地方管理能不以征服者自居，愛民，恤民，家鄉老百姓絕無生事道理。” [40]這其實是在為諸如“革屯”起義等湘西民眾的反抗行為正名。湘西走向崩潰在很大程度上是囿于自身難以跳脫的窘境，將地方喪亂的原因完全歸結于外部傾軋多少會失之片面。但這種“省—地”對抗言說卻在客觀上契合了陳渠珍、龍云飛等人謀求地方自治、驅逐省級權力的政治訴求。兩者內在的同一性，也促使沈從文多次公開表示支持陳渠珍重新主政地方，并提出了湘西“重新交給湘西人負責”，輔以“外來知識分子幫忙”的政治設想。[41]

當然，沈從文之所以反對省級權力“向下兼并”，也不單單是有感于其糜爛地方的現實。在主觀認同理念上，作家同樣表現出了對“省”的拒斥。從現代國家的行政結構來看，省是介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行政單位，它的功能是貫徹中央政府的統制意志。但在國民政府成立后，卻多次通過各種政令法案來加強省主席的專任職權 [42]，以便于拉攏地方實力派打擊敵對勢力。由此造成的惡果便是各省分裂割據的混亂局面愈演愈烈，省級權力有時不但不能有效傳達國家意志，反而常常站在中央政府的對立面，成為統一的障礙和威脅。沈從文是現代知識的接受者，在民族國家話語的體認和經驗上與同鄉人拉開了距離。他曾鼓舞同鄉軍人抓住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不應當自外于中國國民”。 [43]此外，他還在蕓廬邀會湘西軍政要員，“號召家鄉人團結起來——就是說識大體，顧大局，支持有關國家存亡的戰事” [44]。這里的“團結”不再是為了抵制外部勢力的滲透和壓迫，而是盡快平靖地方，以支援逐漸白熱化的對日戰爭。可見，沈從文的地方主義立場并非僅僅是追求湘西的自治，而是希望將其納入國家認同的言說體系當中。在《長河》的一些情節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捕捉到這類思考的投射。小說里商會會長、長順等開明地方士紳雖通過《申報》等紙質傳媒建立起了基本的國家共同體意識，可與這種認同感并行不悖的是對于基層官吏的嫌惡。沈從文在“文聚本”《長河》中特別強化了這一點：“長順是個老《申報》讀者，目擊身經近二十年的變，雖不大相信官，可相信國家。對官永遠懷著嫌惡敬畏之忱，對于國家不免有了一點‘信仰’。” [45]《長河》語境中諸如保安隊長之類的“官”不過是省政府權力延伸的觸角，他們攤派苛捐雜稅、巧取豪奪為自己牟利。而“國家”則被抽象為一種模糊的信念、一種遙遠的想象，并隨著社會的變遷在湘西民眾心內漸漸生根。1938年3月，“湘黔滇旅行團”步行到達湘西沅陵，隨后在周圍的村莊里做了幾次社會調查。老百姓們說：他們完全明白，日本是他們唯一的敵人，他們應該像城里人一樣盡職盡責抵抗日寇。但問題是，這里的區長、里長和保甲長，常常以國難為借口，趁機橫征暴斂、假公濟私。 [46]可見，省級權力對湘西的侵入與剝削，恰恰成為阻斷湘西民眾回應國家詢喚的主要障礙。

因此，大部分湘西民眾并未有效建構自我與國家的情感聯結，在沈從文心中他們仍是未被現代中國吸納的“前主體”。這種“未完成性”一方面由省級權力剝削壓迫所致，另一方面也受地方內在痼疾的制約，用作家的話說就是“被歷史習慣所規范” [47] “受過去所束縛” [48]。沈從文雖然未在《長河》《湘西》中著重描寫家鄉人由舊習衍生出的種種弱點，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對此類事實一無所知。與之相反，作家在許多雜文或書信中多有談及家鄉人“負氣與自棄”，拒絕“進步的理想”，也無視“進步的事實”的弊病。 [49]一些老行伍將地方立場偏狹化、自我化、利益化，輕者“負隅自固”，重者糜爛地方、危害抗戰，妨礙國家大計。 [50]對謀求地方“重造”的沈從文來說，家鄉人中的這類群體顯然很難擔負其政治理想。而被作家寄予“明日”希望的則是青年軍人。他們處在地方的認同結構之中，明白湘西風俗人事、繼承了湘西勇武頑健的俠義精神。抗戰爆發后，湘西子弟編成的128師在嘉善保衛戰中付出了慘重的犧牲。而負傷退回后方治療的，“創傷剛好，還不到修養期滿，又已經于日前作為榮譽軍團”，趕上前線。 [51]這批同鄉軍人在長沙、沅陵與沈從文接觸很多，給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長河·題記》中動情地敘寫自己目送幾位家鄉“榮譽軍人” [52]乘船歸隊的場景：

一個陰云沉沉的下午，當我眼看到幾只帆船順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軍官站在船頭默默的向我揮手時，我獨自在河灘上，不知不覺眼睛已被熱淚濕潤。因為四年前一點杞憂，無不成為事實，四年前一點夢想，又差不多全在這一群軍官行為上得到證明。一面是受過去所束縛地事實，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卻是某種向上的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還能發芽生根。 [53]

這段經歷也曾在小說《動靜》之中出現，可見對作家觸動之深。在這些英勇無畏的湘西青年軍人身上，沈從文看到了將地方納入現代中國語境中的敘事可能。雖然東出抗日這一行為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湘西目下的困境與難題，但卻在情感意義上將地方與國家緊密聯系起來，使作家找到了“使湘西成為中國的湘西” [54]的通途。另外，湘西青年軍人在抵抗侵略的過程中，逐漸受到戰事的教育，“他們都知道要國家存在，個人方能夠存在” [55]。這又讓沈從文看到那些“受過去所束縛”的主體被現代話語重新填充的可能，看到了那些帶著“負氣與自棄”弱點的家鄉人被現代性精神重塑、知道“自愛自重”的可能。因此，沈從文對湘西子弟抗戰經歷的反復書寫，不單是為了更正外人視“湘西地方為匪區”“湘西人為土匪” [56] 的偏見，更是為了在地方認同結構之內進行廣泛的情感動員。他將青年軍人外出抗戰的行為和喪亂的現實進行對照，鼓勵“家鄉后起之秀，在建國大業上，知所以自愛自重，奮發有為，不落人后” [57]。希望以此洗刷家鄉人為“過去”所束縛的精神史。

可見，沈從文雖然反對外部權力的地方統制、“向下”兼并，卻并不認為湘西應該封閉自守，反而是強調地方應當努力破除歷史的因循，主動“向上”去擁抱現代中國。這是作家在戰時民族主義情緒急劇擴張的背景下，為湘西設計的一種“未來”。在這一過程中，地方的資源、傳統、人事、風景都將被納入國族敘事，進而將此前“省—地”沖突與內部衰敗造成的痛苦情緒導引至“抗戰建國”的話語中進行釋放。

四 理想受挫與“意義”的喪失

從沈從文地方“重造”的政治設計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家邊人”主政地方的訴求，還是對理想主體的詢喚，其關注的核心始終是“人”。他將地方“癥結”歸結于雜散在鄉之官、兵的“思想和行動” [58]，由此輕易地得出結論：只要政治領導得體，治理湘西應“比治理任何地方還容易” [59]。平心而論，湘西社會的政治、經濟問題都十分復雜，積重難返。作家囿于“家邊人”的地方認同結構，過度強化了湘西與外部政治權力相互對抗的歷史敘事，從而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地方社會從內部自我崩潰的事實。且在戰時語境下，湘西早就不是一個自足封閉的“邊地”，它在現代地圖學意義上被“再發現”，在國家行政意義上被“再統制”，中央、湘省的政治遽變都對地方產生著不可預測的影響。沈從文在“重寫”活動中雖熱衷于政治表達，但卻未能冷靜地綜合內外政治變量，考察湘西地方的社會生態。他自知在外十幾年，離鄉太久、太遠，對湖南政局不夠了解，許多問題只能靠耳食他人的觀點來獲取信息。[60]這次抗戰爆發，他隨東戰場的文教機關一路西遷，猝然回湘，“許多問題不免隔膜” [61]。可以說，作為湘西人的沈從文，不一定真的了解湘西“問題癥結所在” [62] 。在這樣的情況下，貿然對地方問題交出解決方案，其結果只能是在湘省政治權力角逐和地方社會變遷中不斷受挫。

1938年初，在張治中的支持下，陳渠珍就任沅陵行署主任，重新掌管湘西的行政與安保事務，然而事情做起來卻“超過想象以上煩難而多周折” [63]。強化治安、剿除匪患等舉措不見起色，這令作家感到極度失望，他在與弟弟沈荃談及此事時說：“一切理想計劃，似乎一與實際對面，即歸消滅，變成具文。”[64]而張治中又因“文夕大火” [65]事件引咎辭職，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接任湘省主席。此時日軍已經奪取武漢，兵鋒直抵湘北，湖南的一切資源調配以軍事為優先。薛岳更加迫切地希望汲取湘西的人力、物力，一改張治中時代寬容、開明的實施策略，采取強硬手段對地方勢力進行分化統制。他先將湘西武裝整理成暫編第5師和暫編第6師，又命兩師開至湘潭、瀏陽整訓，這在事實上抽空了湘西地方的軍事力量。[66]隨即，薛岳又以“剿匪不力”等罪名問責沅陵行署。陳渠珍備受排擠，最終在重慶遭到軟禁。至此，沈從文所堅持的“湘西人治理湘西”等訴求遭受全面挫敗，他也喪失了通過“重寫”活動介入地方現實的可能。

當然，“家邊人”政治訴求的受挫也使沈從文進一步認識到，地方喪亂的困局并非全由外部壓迫導致，更有來自內部歷史因循的束縛。這使得作家亟待尋找一種改造湘西“精神”的方法。在聽聞家鄉武裝將改編成軍的消息后，他頗感振奮，多次致信沈云麓和沈荃探問。作家期待家鄉人“從炮火教訓中慢慢長成” [67]，重新建立地方與國家之間的情感聯結，使他們擺脫個人利益的糾纏，成長為理想的主體，繼而開辟地方“重造”的希望：“得信知家鄉部隊成軍事已有眉目。季韜等各有名分，此后諸事想必能順利進行，不至于如先前情形百端待理迄無一辦法可以著手也。” [68]然而，戰事的慘烈程度令沈從文始料未及，這些寄托自己理想的青年軍人，還未來得及引導湘西“向上”與現代中國相結合，就大批大批地斷送在戰場上：

二十六歲的表弟黃育照，在華容為掩護部屬搶渡，救了他人救不了自己，陣亡了。同時陣亡的還有個聶清。為寫文章討經驗，隨同部隊轉戰各處已六年。還有個作軍需的子和，在嘉善作戰不死卻在這一次犧牲。 [69]

沈從文所說的這場戰役發生在1943年上半年，當時暫編第5師奉命急行軍至華容迎擊日軍，年底又在石門遭受重圍，突圍時傷亡殆盡，以致于第二年被取消番號，余部縮編為一團并入第77師建制。暫編第5師的軍官大多出身鳳凰縣 [70]，沈從文軍中親朋故舊在此殞沒甚多。當然，令作家痛苦的不僅是大批熟人的犧牲，還包括地方未來想象的受挫。缺乏“向上理想”的湘西究竟能否掙脫歷史慣性的束縛，這引起了作家深深的憂慮。

不難發現，1943年以后沈從文對“重寫湘西”的意義言說發生了某種微妙的轉變：一方面，隨著湘省政局的變化，“重寫”活動已經很難在現實層面發揮作用。抗戰之初的許多社會問題業已成為不可扭轉的歷史事實，而《湘西》《長河》中蘊蓄的政治訴求也已經徹底失效。意識到這一點后，沈從文刻意模糊了“重寫”與湘省新政、湖南問題的復雜關系，轉而強調其與“當下”的距離。他將小說的寫作意圖表述為：“把這點近于歷史陳跡的社會風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來。” [71]另一方面，沈從文又希望“重寫湘西”還能繼續生產“當下”的意義。他寬慰讀者說：“驟然而來的風雨，說不定會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于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后來者以極大鼓勵的！” [72]1943年是沈從文同鄉在抗戰中犧牲最為慘烈的一年，許多有希望的青年“把血肉還給了國家和土地” [73]，那些“崇高理想”自然也消散了。然而作者仍希望從他們的生命中捕捉一種“熱忱”，以此激勵后來者。換言之，沈從文始終希望自己能通過“重寫”活動，在文學的意義上建構其內含“重造”能量的歷史主體，這或許就是他執著于在《蕓廬紀事》中納入沈荃等湘西青年軍官抗戰敘事的原因之一。

但問題是，隨著戰事的延長，同鄉不斷陣亡的噩耗也在持續消磨著作家的希望，使其陷入長久的情感痙攣期。他在1945年給《長河》的附注中把“長榮、子和、老三”等家鄉親友的犧牲按時間順序排列，這在強化悲劇情緒能量的同時，也將家鄉過去的“故事”、當下的“人”、未來的“重造”聯結起來。最終以“向上理想”的毀滅，預告了湘西無可挽回的頹敗結局。由此，沈從文徹底迷失了“重寫”意義：“這熱忱與虔敬的態度，唯一希望除了我用這支筆來寫它，誰相信，誰明白？然而我這支筆到當前環境中，能寫些什么？縱寫出來又有什么意義？” [74]斯人已逝，作家無奈之下只能將理想轉化成小說故事，依靠文學“重寫”的力量來向當下讀者傳達“向上”的情緒。然而矛盾的是，地方的毀敗又斷送了作家依靠湘西的現狀來自證“未來”的可能性。因此，執著于對當下地方的“重寫”，只會使沈從文的無力感越來越強烈。這不禁使作家逐漸嘗試偏離現實，在“抽象”的思索中另辟蹊徑。

總而言之，精神上的沮喪是沈從文最終放棄“重寫”的重要原因。他曾在抗戰之初意圖通過文學的“重寫”來強化政治表達。但隨著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隨著家鄉人的犧牲，“重寫”逐漸喪失介入現實的能力，也就不能再發揮“當下”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現實性的政治意圖雖然誘發了沈從文的“重寫”活動，但也在不斷制約著作品的內在品格。《湘西》《長河》《蕓廬紀事》中廣泛存在著一些涉及社會批評和政治思考的內容，它們始終無法完美地嵌合在以小說為代表的文學文體之中。作家無奈之下只能將它們搗碎為時事流言、新聞報道、拉雜閑談。于是，我們在《長河》《蕓廬紀事》等作品中會看到，側重描繪山川風物的抒情文體和這些內含政治思考的議論文體常常各行其是，以至于釀成文體的“內爆”現象。沈從文雖希望進一步發揮文學文本中內含的情感動能，以此引導讀者的政治立場，引導其關注湘西社會。但恰恰是這些瑣碎的議論，破壞了作品意義的穩定性，致使文中的情感動能也難以有效發揮。由此觀之，沈從文的“重寫”活動雖然使其創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卻只能在外部社會變動和自身的重重矛盾之中逐漸夭折。

注釋：

[1]姜濤：《“重寫湘西”與沈從文40年代的文學困境——以〈蕓廬紀事〉為中心的討論》，《文學評論》2018年第5期。

[2]諸如張新穎《從“抽象的抒情”到“囈語狂言”──沈從文的四十年代》，《當代作家評論》2001年第5期；楊聯芬《沈從文的“反現代性”——沈從文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3年第2期。

[3]《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頁。

[4]民國建立后仍奉行清代在湘西等地實行的駐軍屯田制度，當地苗人深受屯租之苦。到了1930年代，地方政治形勢波詭云譎、天災人禍不斷，種種因素導致湘西苗漢人民與湘省政府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遂釀成了1936年席卷湘西的“革屯”運動。

[5]沈從文 ：《總結·思想部分》，《沈從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頁。

[6]《抗戰標語代替春聯》，《力報》（長沙）1937年12月29日。

[7]沈從文：《擁護領袖》，《力報》（長沙）1938年1月6日。

[8]張治中：《一個組訓民眾改進政治加強抗戰自衛力量的方案》，《民眾動員問題》，獨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49頁。

[9]沈從文：《蕓廬紀事》，《人間世》1942年第1卷第1期。

[10]沈從文：《莫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給湘西幾個在鄉軍人》，《沈從文全集·補遺卷》1，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91頁。

[11]沈從文：《總結·思想部分》，《沈從文全集》第27卷，第107頁。

[12]易彬、王珊：《〈火線下〉與初期西南聯大的政治文化環境》，《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2期。

[13]唐東堰：《沈從文佚文三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3期；宮震、金宏宇：《新見沈從文佚文〈擁護領袖〉及其價值》，《現代中文學刊》2023年第2期。

[14]沈從文：《學生下鄉》，《力報》（長沙）1938年1月4日。

[15]沈從文：《擁護領袖》，《力報》（長沙）1939年1月6日。

[16]姜濤：《“重寫湘西”與沈從文40年代的文學困境——以〈蕓廬紀事〉為中心的討論》，《文學評論》2018年第5期。

[17]天萍：《乾城特寫》，《力報》（長沙）1938年3月25日。

[18]李德：《關于〈學生下鄉〉》，《力報》（長沙）1938年1月7日。

[19]張周勛：《與沈從文先生論〈學生下鄉〉》，《湘政與輿情》1938年第1卷第1期。

[20]易彬、王珊：《〈火線下〉與初期西南聯大的政治文化環境》，《新文學史料》2020年第2期。

[21]沈從文：《學生下鄉》，《力報》（長沙）1938年1月4日。

[22]張治中曾回憶道：當自己殫精竭慮推行民訓政策時，一些反對者中萌生出“惡意的想法，認為這樣辦法是含有充分危險性的。這一派人擔心青年‘惡化’：‘十年前舊事（指馬日事變以前舊事）會不會重見于今日？’”張治中援引的例子出自沈從文的《學生下鄉》，可見其當時印象之深。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華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頁。

[23]沈從文 ：《總結·思想部分》，《沈從文全集》第27卷，第107頁。

[24]歐陽中庸：《湘省民訓之前途》，《力報》（長沙）1938年2月17日。

[25]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第97頁。

[26]沈從文：《學生下鄉》，《力報》（長沙）1938年1月4日。

[27]《沈從文全集》第18卷，第282頁。

[28]沈從文：《湘西題記》，《今日評論》1939年第1卷第2期。

[29]沈從文：《湘西（三十）》，香港《大公報》1938年10月22日。

[30]沈從文：《長河題記》，《大公報》（重慶）1943年4月21日。

[31][33]天萍：《湘西之行（七）》，《力報》（長沙）1938年3月10日。

[32]沈從文：《湘西（三三）》，《大公報》（香港）1938年10月28日。

[34]沈從文：《長河（四一）》，《星島日報》1938年10月8日。

[35]天萍：《湘西之行（四）》，《力報》（長沙）1938年2月26日。

[36]沈從文：《學生下鄉》，《力報》（長沙）1938年1月4日。

[37]劉洪濤：《沈從文小說新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0頁。

[38]黃銳杰：《湘西背后的“民族”與“國家”——由近三十年沈從文研究的流變談起》，《當代文壇》2018年第5期。

[39]沈從文：《長河（四十）》，《星島日報》1938年10月7日。

[40][43]沈從文：《莫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給湘西幾個在鄉軍人》，《沈從文全集·補遺卷》1，第190、195頁。

[41]沈從文：《湘西（四三）》，《大公報》（香港）1938年11月17日。

[42]翁有為、王力：《國民政府早期省制之變革——以〈省政府組織法〉頒布修訂為中心的考察（1925—1931）》，《東岳論叢》2023年第5期。

[44]金介甫：《他從鳳凰來——沈從文傳》，符家欽譯，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331頁。

[45]沈從文：《長河》，文聚社1945年版，第103頁。

[46]戚長誠：《抗戰中的西南》，《大公報》（漢口）1938年4月27日。

[47][49]沈從文：《湘西題記》，《今日評論》1939年第1卷第2期。

[48]沈從文：《長河題記》，《大公報》（重慶）1943年4月21日。

[50]《沈從文全集》第18卷，第359頁。

[51]沈從文：《莫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給湘西幾個在鄉軍人》，《沈從文全集·補遺卷》1，第194頁。

[52]抗戰時，將因戰負傷的軍人稱為“榮譽軍人”，這些軍人傷愈后或再次補充到一線部隊，或就地整編為某某榮譽隊、榮譽團乃至榮譽師。

[53]沈從文：《長河題記》，《大公報》（重慶）1943年4月21日。

[54]沈從文：《湘西》，開明書店1944年版，第98頁。

[55][56][57]沈從文：《莫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給湘西幾個在鄉軍人》，《沈從文全集·補遺卷》1，第194頁。

[58][61][63]沈從文：《〈湖南的西北角〉序言》，《益世報》（天津）1947年8月2日。

[59]沈從文：《湘西（四三）》，《大公報》（香港）1938年11月17日。

[60]沈從文：《長河題記》，《大公報》（重慶）1943年4月21日。

[62]沈從文：《莫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報國機會——給湘西幾個在鄉軍人》，《沈從文全集·補遺卷》1，第191頁。

[64][68]《沈從文全集》第18卷，第349、372頁。

[65]1938年11月，因日軍攻占岳陽，兵鋒直指長沙。蔣中正密令湖南當局：長沙如有失陷可能，務將全城焚毀。即實行所謂“焦土抗戰”政策。11月12日夜到13日凌晨，守軍在緊張和慌亂之中誤判點火信號，倉皇縱火。大火燒了三天三夜，致使長沙古城毀于一旦，給當地軍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

[66]吳曦云：《關于暫五師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鳳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鳳凰文史資料》第1輯，1988年版。

[67]沈從文：《蕓廬紀事》，《人間世》1943年第1卷第3期。

[69]沈從文：《白魘》，《時與潮文藝》1944年第3卷第3期。

[70]唐國鈞：《回憶“石門事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鳳凰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鳳凰文史資料》第4輯，1991年版。

[71][72]沈從文：《長河題記》，《大公報》（重慶）1943年4月21日。

[73]沈從文：《〈湖南的西北角〉序言》，《益世報》（天津）1947年8月2日。

[74]沈從文：《〈長河〉自注》，《沈從文全集》第10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