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與20世紀同齡。1985年，他八十五歲大壽，又喜逢從事革命文藝活動五十五周年。趙超構聞訊，寫了一封賀信，托《文匯報》編輯余仙藻轉交。但不知道為什么這封信一直保存在余仙藻家，最近才隨一批余仙藻遺物散出。

信是這樣寫的——

夏衍同志：

聽說上海的一些朋友要對您的八十五歲生日和從事文化事業五十五周年紀念搞些慶祝活動，請允許我在這里向您表示同樣的慶賀之意。

您是當今文藝界元老之一。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您在白色恐怖中從事文化界的游擊戰。建國以來，您仍然同廣大的知識界同憂共患。您不是那種以“潔癖”自詡的獨善其身的人。您的心愿是跟眾人一起走向進步。您一向主張的是好事大家來辦，不使一人向隅。這就是您在知識界所以深得人望的緣故。

您是我們新民報的老友，您經常為我們的報紙指迷、解惑、出主意，還寫了大量的文章。趁這個機會，謹向您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并且

祝您

老而彌健

趙超構

八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這封信雖然滿紙溢美之詞，但只要深入了解趙超構與夏衍的交往，就會明白所言皆出自肺腑。就在趙超構寫這封信的三個月多前，夏衍還為趙超構第二本雜文集《未晚談》寫了序言，回顧兩人四十多年的交往，并對趙超構的雜文創作高度評價。他認為趙超構是繼承魯迅雜文傳統隊伍中的一員宿將，毫不留情地暴露社會上的落后、愚昧、虛偽的世態，有著與魯迅一樣的可貴的“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同時在社會制度發生變化后，與時俱進對新人新事進行滿腔熱情地頌揚。總之，讀趙超構的雜文，夏衍覺得“可以使人振奮，使人沉思，同時‘它也能給人愉快與休息’”。

如果再深究下這些“溢美之詞”，似乎“潔癖”云云也是有典故的。早在1940年7月創作的《舊家的火葬》中，夏衍如此剖析自己：“在斗爭劇烈的時候，我屢次感到潛伏在我意識深底的一種要將我拖留在前一個階段的力量，我掙扎，我殘忍地斫伐過我自己的過去：廉價的人道主義，犬儒式的潔癖，對于殘酷的斗爭的忌避，這都是使我回想到那舊家又要使我惱怒于自己的事情。而現在，一把火把象征著我意識底層之潛在力量的東西，完全地火葬了，將隔離了窮人和書香人家的墻，在烈火中燒毀了，我感到痛快，我感覺到一種擺脫了牽制一般的歡欣。”

當然，此信最重要的是末一段，感謝夏衍在《新民晚報》發展歷程中所起重要作用。不單單是專欄作者，而且是“指迷、解惑、出主意”者。這僅憑夏衍的人格魅力和領導地位難以辦到，還在于他對海派文化的熟悉，深知小報對于上海市民生活的重要作用。“日報的讀者，主要的是要了解昨天所發生的國家、社會、世界大事，他們要看社論、看文件，是在一天工作之前，精神飽滿時看的。晚報的讀者是在一天工作之后，精神疲倦，茶余飯后看的，所以內容必須要輕松，即使要講大道理，也要用各種不同的輕松的深入淺出的方式來講。”

在新舊轉變時期，作為宣傳部門的領導，夏衍力促“舊報新辦”，建議創辦《大報》《亦報》。在這兩張小報停刊后，又將編輯理念和辦報人才融入《新民報》，使一段時間里無所適從的副刊生產走出困境，帶動《新民報》成為新社會的市民報。這樣，《新民報》才一步步逐漸壯大為“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新民晚報》。

在撥亂反正時期，夏衍為《新民晚報》復刊立了一功。趙在謨等幾位記者以晚報老職工名義寫信為《新民晚報》復刊鼓與呼，夏衍將信轉呈胡耀邦。后來，胡耀邦在信上作了圈閱，為《新民晚報》徹底平反起到關鍵作用。換一個角度而言，趙超構在辦報過程中，難免書生意氣，需要像夏衍這樣的懂行領導的鼓勁與推動。所以，趙超構的致謝并非客套，而是由衷。

最后說說給趙超構當傳信人的余仙藻。余仙藻還寫過一篇《林放和他的雜文》，提及1980年秋天，趙超構從北京參加全國人大回來，她請趙超構根據會議精神為《筆會》寫篇雜文。談到中午十一點離開，下午四點回報社，約稿已放在案頭。當她向趙超構請教快的秘訣時，趙超構笑說，要講快，快不過夏公。當年夏衍為《新民報》寫《燈下閑話》，報社每天早上派人去取稿，有時趙超構親自去拿，只見夏衍一邊啃著大餅油條，一邊寫文章，不一會兒就寫好了。趙超構說，這才是真正的快手。

1985年，余仙藻采訪了金庸、史鐵生等名家。本以為她將赴京專訪夏衍，因此趙超構才托她送信。但我請《文匯報》的朋友查了那兩年余仙藻的報道，沒有發現她有關夏衍的只字片語。趙超構為什么請她轉交信件，就不得而知了，最后竟然將信留在家里，更令人感到遺憾了。個中緣由，希望知情人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