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川路橋跨過蘇州河，沿四川北路步行20分鐘左右，至虬江路口左拐十數米，便到了開明書店員工宿舍“祥經里”葉圣陶寓所（今川公路146弄）。葉圣陶已年過半百，平日來往于“祥經里”和福州路開明書店，或乘一小段電車，或叫黃包車，或全程步行。后來開明書店購置一部汽車，接送資深員工上下班，這才基本放棄步行。

葉圣陶為開明書店編輯刊行《中學生》《國文月刊》，并與夏丏尊、朱自清等合作編撰多部中學國文讀本，對現代國文教育貢獻巨大。中學國文教員汪曾祺是前輩作家葉圣陶編撰的上述書刊的閱讀者和使用者，也是前期《國文月刊》的作者。

《國文月刊》特辟“習作選錄”專欄，希望“明了大學生所達到的作文程度”，指導大中學生寫作實踐。可惜從1940年創辦到1949年停刊，該專欄僅出過兩期。一卷二期西南聯大男生鄭臨川文言文《西南聯合大學新校舍記》和女生姚芳、李婉容兩篇同題白話文《我們的小院有什么》均過于短小，不足以展示大學生真實水平。直至1941年3月16日一卷十期發表汪曾祺小說《燈下》，這才令人刮目相看。編者介紹“《燈下》一篇，由沈從文先生交來，是西南聯合大學語體文習作班佳卷。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聯大文學院二年級學生。”葉圣陶首次留意到汪曾祺作品可能就是《燈下》。

通常認為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1948年二卷十期所載《異秉》是第一稿，而將1981年《雨花》第一期的修改稿標注為“《異秉》（二）”。其實從上世紀40年代初到上世紀80年代初，這篇小說三易其稿，開明書店印行的前期《國文月刊》所載《燈下》乃正式發表的第一稿。據葉兆言回憶，其父葉至誠“一直遺憾沒有以最快速度，將汪曾祺的《異秉》發表在《雨花》上”。但《異秉（二）》（實為第三稿）畢竟還是經主編葉至誠、高曉聲之手問世于《雨花》雜志。年輕的葉兆言在《異秉》發表之前就看了好幾遍手稿。一篇小說背后竟隱藏著汪曾祺與葉氏三代作家跨越四十年的文學因緣。

1946年10月葉圣陶接替赴美講學的老舍，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常務理事，先后組織并參與了四場盛大集會（魯迅逝世十周年紀念、魯迅墓祭掃、悼念和公祭聞一多李公樸）。其中三場（靜安寺公祭聞李、辣斐戲院追悼魯迅、虹橋路萬國公墓為魯迅掃墓）安排在周六或周日，致遠中學教員汪曾祺若參加，時間上不沖突，路途也不遠。

汪曾祺在西南聯大讀書時對聞一多日趨激進的立場不以為然，兩人有過激烈論辯，一個“高射”，一個“俯沖”，但師生情誼始終很好。抵滬之后，汪曾祺仍偏執地看不慣紀念文章鋪天蓋地，私下曾說：“我恨像吳晗那樣的人一天（到晚）談‘一多一多’！”但汪曾祺敬重聞一多的學問人格，1948年初到北平時所作短篇《卦攤——闕下雜記之一》還說：“我們用一種不愿提起的，痛苦的心情，不得不想起聞一多先生。……但是我不想在現在哭。”這里確實有他難以化解的矛盾和糾結。但死者為大，且善惡分明，參加上海各界公祭聞、李的活動并不違背汪曾祺在這類事情上的內心操持。

汪曾祺和葉圣陶極有可能相見于上海文化界上述大型活動現場。此外可能晤面的地方至少還有“霞飛坊”。返滬初期，葉圣陶安排老母住在霞飛坊35號三樓二妹葉紹銘、妹夫江紅蕉的寓所（二樓為開明書店同事、蘇州老鄉王伯祥住家），葉圣陶幾乎每周都要赴霞飛坊探視，并順訪王伯祥，以及住在霞飛坊3號的親家夏丏尊（也是開明老同事）。巴金和開明書店高級職員索菲多年同住霞飛坊59號上下樓。葉圣陶、汪曾祺既然都常去霞飛坊，兩人在此偶遇的概率應該也不小。

目前尚不能確知汪曾祺在滬期間與葉圣陶究竟有無私交。汪曾祺自述“1946年冬，開明書店在綠楊邨請客”，有他和巴金、蕭珊、靳以、黃裳等，并未提到葉圣陶。葉圣陶日記甚至找不到汪曾祺所說的那次綠楊邨宴請。但可以肯定，上世紀40年代后半期在上海的葉圣陶與鄭振鐸、李健吾、臧克家、鳳子、范泉交往十分密切，對他們五位看重的青年作家汪曾祺自然也會多加留意。

汪曾祺在滬期間多次與葉圣陶在同刊同期發表作品。比如1946年5月1日《文藝復興》一卷四期發表了汪曾祺小說《復仇》和葉圣陶給好友朱東潤《張居正大傳》撰寫的書評。1947年11月15日《文訊》七卷五期“文藝專號”刊載了汪曾祺小說《落魄》和葉圣陶散文《工余隨筆》。

鄭振鐸（署名“諦”）為《文藝復興》一卷四期撰寫《編后》，不僅以最長篇幅介紹“汪曾祺先生”兩篇小說《小學校的鐘聲》《復仇》，更在開頭紀念剛去世不久的夏丏尊的一段文字中提到葉圣陶，“他（指夏丏尊）和葉紹鈞先生合撰的《文心》，也使無數的青年們得到寫文章的門徑。”

汪曾祺、葉圣陶不僅在《文藝復興》同期發表作品，兩人的大名還同時被主編之一鄭振鐸在《編后》中提到，這或許可算是汪曾祺、葉圣陶的一次近距離接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