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紅長篇小說《洞庭人家》將普通勞動者作為敘事主角，在柴米油鹽的煙火日常里，還原洞庭湖區人民的真實生活和熾熱情感。作品展現出改革開放40年來洞庭小鎮的歷史變遷，塑造出“洞庭人家”的人物群像，書寫了一部波瀾壯闊的人民史詩。

書寫普通勞動者的奮斗歷程

勞動者的主體性彰顯是《洞庭人家》重要特征之一，作品字里行間散發出人民性的光芒。《洞庭人家》的可貴之處是將普通勞動者作為書寫和歌吟對象，讓勞動者站在敘事的中央。作者將生動的筆觸伸入芬芳的泥土之中，讓普通勞動者進入時代的宏大敘事，他們的悲歡折射了時代的滄桑變遷，是中國社會變革在洞庭湖區的一個縮影。

從余紅的煙火敘事里，我們可以看到她對普通勞動者的尊重、深情和禮贊。《洞庭人家》為改革開放40年的巨變畫像，塑造了一系列生動鮮活的人物形象，如歷經磨難三次創業、兼具軍人的果決與企業家的謀略、融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于一身的改革者宋明澤；以一手好廚藝將家庭作坊發展為全國知名的“宋記”企業，被鄉鄰尊為“八仙媽”的許玉珍；在荷塘深處架起電商基站，用手機直播賣蟹的“90后”村官；在退捕還湖政策下轉型生態護漁員的普通漁民，以及古道熱腸、積極向上的街坊鄰居、湖區居民……這些洞庭人家的普通勞動者共同構成了“湖鄉澤國”洞庭小鎮鄉村變革的主體力量。

他們的喜怒與哀樂、奮斗與堅守、起落與沉浮都被細致描摹和鄭重書寫，既繪就了洞庭湖區普通勞動者的生活長卷，更成為改革開放時代變遷的鮮活注腳，讓讀者在普通人的故事里觸摸到時代的脈搏，在煙火氣中感受到歷史的溫度。這種扎根大地的書寫，讓文學重新接上了“地氣”。

深入日常生活敘事

將宏大的時代命題融入日常生活書寫，是《洞庭人家》的又一重要特征。小說中的改革敘事與柴米油鹽的煙火日常密不可分，湖鄉風情的圖畫深處彌漫著濃郁的湘風楚韻。宋明澤與曹曉婭討論“如何盤活洞庭鎮”的時候，他們熱議的話題是經濟意義上的鄉村振興，也是文化基因的傳承創新。許玉珍廚房里飄出的醬板鴨咸香，是舌尖上的中國味道，也是地方風味的物質載體，這種敘事策略使作品充滿人性的溫度與生活的質感。

《洞庭人家》情感倫理的深度開掘凸顯了小說人物的人性之美。小說中的愛情描寫既有青春的悸動，又有理想的共鳴。曹曉婭與宋明澤的戀情之所以能開花結果，除了彼此從小相識相知、日久生情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曹曉婭是宋明澤干事創業、報效家鄉的理想的共鳴者、堅定的支持者和積極的參與者。小說中的親情敘事暗含了精神傳承。父親宋長江與宋明澤、母親許玉珍與宋明澤、兒子曹云帆與宋明澤等，宋家三代人雖因代際不同而有許多認識和觀念上的分歧，但善良正直、勤勞質樸、堅韌執著、團結和諧、熱愛家鄉、永不言敗的精神品質和家風始終代代相傳。

在退捕還湖的生態修復過程中，漁民從抗拒、迷茫到主動轉型的心路歷程，展現出普通人在歷史轉折中的精神韌性。世代以湖為生的漁民，親手將漁船疊成“大龍船”紀念碑，這一舉動是對傳統的告別和對新生的擁抱，充滿了人性的溫暖。勞動者在時代變遷中并非被動承受者，而是以主體姿態參與創造著自己的命運，他們在文學的書寫中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洞庭人家》注重以日常生活細節展現社會變革，展現了普通勞動者的人性之美。

打撈鄉村的集體記憶

在《洞庭人家》中，余紅以人類學的細致筆觸和田野調查式的方法，嘗試復原行將消逝的洞庭湖區生活圖景，打撈鄉村的集體記憶。小說鮮活呈現了漁民的生活和民俗文化，如漁歌號子的節奏韻律、“寶古佬”船的制造技藝等風俗事象，豆皮制作的秘方火候、鋪子里掛滿的風干魚和“魚垃圾”做成的八仙辣魚醬等看似瑣碎的生活細節，還有“世上有三苦——撐船、打鐵、磨豆腐”“水退洲上住，水漲船為家”“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一艘船便是全部家當”等湖區生產生活習俗，共同編織成洞庭文化的基因圖譜。作品以“血肉相連”的創作視角，使地域風俗成為“呼吸般自然的存在”。“曬月亮”的麋鹿與躍出水面的江豚在月光下共舞，自然風物也被賦予了楚文化特有的浪漫詩性，激活了深植于湖湘大地的文化符碼。漁民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大湖記憶和文化鄉愁，告別心心念念的過往，迎接新時代新生活的細節描寫，更令人動容和動情。龍舟競渡場景的描寫，不僅是湖區民俗的集中展演，更是湘楚地區民眾凝聚鄉土文化共同體的精神儀式。

對鄉土中國集體記憶的文學重構，使《洞庭人家》超越了個人家族史范疇，為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留存了一份鮮活的精神檔案和一段深刻的文化記憶。余紅自覺地“讓人民成為作品的主角”，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書寫了一部洞庭湖區的文化志。

（作者系岳陽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