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談話錄》是一本堪與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上學記》媲美的“枕邊讀物”，文字清新自然，而睿識洞見，俯拾皆是。歷史學家許先生在談話中說，他因為身體之特殊情態，而只能做一名生活的旁觀者，而歷史研究者正可謂旁觀者的角色，這只是許先生生命世界之一部，通觀這冊談話錄，可以發現，許先生絕不是一個生活的旁觀者，反而是一個公共生活的積極介入者，這既包括對學術性公共生活的參與和推動，比如對于兩岸三地高等研究院之創設的推動，對成立蔣經國基金會的參與等，也包括對政治性公共生活的自覺投入。

這種介入，與許先生對于學者之社會定位的理解有莫大關系。他在批評今日美國的知識界時指出，“現在美國沒有知識分子，只有專家。本來享受了比別人更多的優待，就有責任付出更多，可是這批人沒有自覺的責任感，也沒有自覺的意識。沒有知識分子就沒有批判，批判與創造是兩條腿，有一批人創造，有一批人批判。沒有批判，這個社會就靜止了。所以，知識分子要有自覺。不自覺，他就以專門的學問去換功名利祿。”而在許先生看來，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絕不僅僅意味著公共輿論之參與，同時也意味著社會運動之介入以及公民生活之推動。許先生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時期的政治實踐，更是強化了其對于知識人之社會角色的認同。據他所述，當時的芝加哥（1950年代末期）是自由教會的溫床，時時刻刻有一批年輕的理想牧師，從本來的教會里背叛出來，要自由，要民主，要個人。行動不便的許先生開一個小電車，與神學院學生一起去火車站接南方黑人，告訴黑人他的權利在哪里。選舉的時候，他跟當地學生一起去監督投票的情況，到黑人社區解釋他們的權利。而與他的留學生活形成對照的是哈佛大學等名校的華裔學生，因為共同的文化、語言、種族而聚集在一起，很少與其他種族互動，常駐在燕京學社的圖書館，成為純粹的學人。許先生覺得這種學生生活不免乏味。從許先生一生卓然有成的學術成就來看，學者對于政治的關切與介入，并不必然意味著會構成對于學術生命的窒礙，反而有時候會給予學者以充沛昂然之生命精神，這種生命精神恰恰是學術創造者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許先生少時親歷了戰亂時期的中國，尤其是親眼目睹了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殘虐行徑，他自然生發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并且與其青少年時期的同學一樣有著左傾傾向。他在回答訪問者李懷宇關于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問題時說：“我們這一代在戰爭中長大，看見過日本人打中國人種種的事情，我們看見過戰爭里產生許多的災害，許多的悲劇，驚心動魄，刻骨銘心。”因而都會或多或少有一份民族主義情懷。但隨著許先生生活閱歷的增加，以及知識見識的拓寬，尤其是因為他所從事的恰恰是一種世界史范圍內的比較文化研究，他逐漸意識到民族主義情緒雖自然，卻必須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內，否則便可能導致一葉障目的盲視和短視。比如他所敘述的與宗教社會學家楊慶堃的故事就說明了這一點。楊認為新中國的建設非常好，許不贊同，與其辯論了四個小時，本來親密的友情大受傷害。后來的社會變化使楊的心靈受到打擊，他整個人垮下來了，健康狀況直線下降，精神也受到傷害，他最后對許先生說：“倬云，你是對的。”許先生縱覽、思索二十世紀以國家名義而炮制的種種罪惡，而形成了其核心的價值觀：“我到五十歲才拿自己的愛國思想擺在一邊，我覺得不能盲目地愛國，我發愿關懷全世界的人類跟個別人的尊嚴。只有人類社會全體和個別的個人，具有真實的存在意義，國和族，及各種共同體，都是經常變動的，不是真實的存在。到五十歲我才理解，我在抗戰期間被日本人打出來的愛國思想，固然是不容懷疑的情緒，但是到五十歲以后，我理解到人間多少罪惡是以國家之名在進行。”這段話，平實真誠，有著歷史學家的良知與體溫，讓我突然就想起了海子的詩歌里所寫道的一句話：“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愿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終成眷屬，愿你在塵世獲得幸福。”看來，在最高的層面上，歷史學家與詩人都是人類主義者（并非人類中心主義）和普世價值的堅守者，橫豎是水，可以相通，他們都是能夠讓我們穿透意識形態的重重迷霧，而窺知歷史與人性真相、進而呵護生命之尊嚴與自由的人。

《許倬云談話錄》的價值絕不僅僅在于上述掛一漏萬的思想層面，在我看來，這本率性而談的口述史，也是一本難得的史料書，教育史、社會史、學術史、海外華人史等都可以從中采擇到珍貴的史料。比如許先生所詳細描述的民國時期無錫的輔仁中學的學制、課程和教師狀況，提供了非常翔實的民國時期教會學校史資料。而其描述的無錫社會網絡，包括文會、茶館、公園等當地士紳交往的公共空間，以及無錫商會組織之狀況，都是難得的民國江南社會史之“實錄”。許先生對于臺灣學術界、美國華裔學術界非常熟悉，他所提及、臧否的學者涵蓋面非常之廣，而且評論大體上客觀公允，對于我們了解兩地的學術脈絡與學人群體亦有極大之幫助。

學人本色的許先生最核心的關切還是在學術之上，尤其是學術界的整體生態和學術環境等議題。他對于大陸學術界和政府的建議實在是有如晨鐘暮鼓一樣發人深省：“今天學術界非常顯著地崇洋媚外，也非常顯著地抱殘守缺，這兩者是相配而行的。抱殘守缺又不能見全貌，所以崇洋媚外，取外面東西來填補，沒有自發的精神，有聰明才智但是不敢放，不敢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來解決自己的精神困擾和饑渴，這是值得擔憂的事情。所以，假如改革開放真有大義而為的政府，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放松人的思想，一定要放松資源鼓動民間的財富，也釋放若干的資源，鼓勵在學術界、文化界做尋找價值、重建價值的工作。”許先生言辭雖嚴厲，而正可見其對于大陸學界期待之深，這種期許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導致其對于臺灣學術界的“偏見”。他在訪談中居然會認為：“坦白講，臺灣今天的學術環境比大陸還壞，因為臺灣除了常見的官僚主義之外，還受累于‘校園民主’。每一個人都獨立自主，都一個人都有否決權，校園民主使得集體合作變得非常困難。”這讓對于臺灣學術界高山仰止的我輩大跌眼鏡，我們所念茲在茲的校園民主，居然成為了學術的障礙，即此可見，許先生對于大陸的一些集體攻關的重大課題的真相還相當之隔膜。瑕不掩瑜，整體而言，許先生對于學術界的批評是值得兩岸三地的學者共同反思的。

讀此書，一個最大的感慨是，生不逢時的許先生，又遭遇先天的身體殘缺，卻時時抱持著茍日新，又日新的儒家精神，勇武精進，毫不松懈，且一生都樂觀豁達，從無怨天尤人之語，反而時時持感恩之心，這種心態和精神，更是不可輕忽值得細味的學人氣象。

本文選自《書架上的近代中國：一個人的閱讀史》（唐小兵 著 東方出版社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