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你真是一個好孩子》，就不得不說起趙暉老師。

和趙老師的緣分，可以追溯到2022年春天。當時，趙暉老師經由社里的前輩引薦找到我，希望翻譯一些關于閱讀教育的書籍。作為一名教育專業畢業生，做了這些年兒童文學編輯，內心總覺得離教育漸行漸遠，而這次邀約，對我來說可以算是一次重返教育世界的機會。但彼時，我剛剛成為一名母親不久，工作和育兒的壓力讓我應接不暇，實在是力不從心，最終只能遺憾地婉拒了。

2024年6月，我因書展活動前往北京，趁機約趙老師見面。寒暄過后，趙老師突然提到她最近簽下一個選題，而這個選題和《窗邊的小豆豆》有關，準確地說，是猿渡靜子老師撰寫的《窗邊的小豆豆》背后的故事。聽到這里，我先是眼前一亮，隨后又有些惶恐。

《窗邊的小豆豆》對我來說太熟悉了。大學時，作為教育系的學生，《窗邊的小豆豆》算是教育系學生的必讀課外書。那時，我驚嘆于小豆豆的天真爛漫，也羨慕巴學園的自由與快樂。進入出版行業后，《窗邊的小豆豆》和我社的《夏洛的網》常年穩居童書銷售榜的前兩名。無論對于曾經的我還是現在的我，這本書都極具吸引力。

回到上海，我和社里交流了這個選題。果然，大家一致認為這是一個值得做的項目。且不說這是揭秘《窗邊的小豆豆》背后故事的絕佳機會，單就作為出版從業者，能出版傳奇出版人猿渡靜子女士的首部中文作品，本身就極具意義和價值。

接下來便是漫長的選題流程和合同流程。在9月底，拿到了初步的全部書稿，在審稿過程中，我常常忘記自己編輯的身份。曾經，我是以一名教育生的角度去看待小豆豆的世界，羨慕她的成長環境，夢想成為像小林校長那樣的教育工作者。如今，我更多的是一個母親，一個不得不關注孩子未來的養育者。在審稿過程中，我第一次注意到了小豆豆的母親，看到了小豆豆的父親，也看到了我們作為微小的教育環節中的一部分，應該如何以一己之力抵抗整個社會的教育困境。

回到出書過程本身，正當我準備全力加速出版進度時，沒想到，接下來的路卻變得坎坷起來。就在我要開始報選題的時候，趙暉老師委婉地告訴我，靜子老師對主書名（原定為《幸福的孩子》）不太滿意，希望能有一個更醒目、更能體現全書內核的書名。那段時間，我們絞盡腦汁想了幾十個書名，但沒有一個能讓雙方都滿意。于是，我們硬生生地錯過了9月的補報，只能等待12月的年度計劃。在經過各方反復催促后，終于在12月等到了靜子老師的回復——《你真是一個好孩子》。書名一出，我就懂了，這是小林校長對小豆豆說的那句話呀，就是它了！ 幾個月的等待是值得的！

終于在3月盼來了遲遲未到的年度計劃批文。可以發稿的第二天，我便加班加點完成了初審流程。因為知道這本書是社內重點書，除了常規的校對流程外，還需要再走一遍審讀室，留給我的時間并不多。然而，當我以為一切順利、可以趕上春季銷售期時，沒想到又卡住了——這一次是封面。

最初，我們嘗試將內文元素與書名相結合，呈現出一種偏現代文藝的感覺；后來，我們也嘗試過更鮮艷、更抓人眼球的方案。前前后后，大概設計了近百種方案，但始終無法達成一致。各方都有自己的堅持，誰也不愿退讓。好在，在社領導的果斷決策和協調下（或者說DDL的威脅下），我們最終找到了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5月下旬，我前往寧夏出差。出發前，抓緊最后時間在校樣和封面打樣上簽下“依此印刷”的字樣。5月 30日，第一批樣書終于到手。拿到書的那一刻，我迫不及待地在窗臺拍了一張照片，心中不禁感嘆：“真是一個好孩子啊。”

書出版之后，我們陸續收到了許多老師的好評。一方面，我松了口氣，覺得無愧于靜子老師和趙暉老師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深知編輯工作的結束，某種程度上，也正是出版工作的開始——做一本好書很重要，讓一本好書被更多的讀者看見，也許更加重要。

（朱昕蔚：上海譯文出版社童書中心副主任。編輯出版《做最勇敢的自己》《夏洛的網（彩繪注音版）》等暢銷童書。曾榮獲2020年中國出版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