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撞空》之后，宥予終于出版了他的第二部作品《證明》。這兩部小說證明了宥予掌控不同題材的筆力。有的青年作家擅長書寫鄉村，如魏思孝、鄭在歡；有的青年作家擅長書寫城市，如陳春城、王占黑。宥予則行走在城市與鄉村之間，頗為成功地描繪出了兩者的接縫和融合。一方面，這得益于作者本人的生活經驗：在豫東平原的農村成長，又多年在城市謀生和寫作；另一方面，宥予展現了成為作家的天賦，他調用自身的閱歷和記憶，并對其進行截取、加工，將艱辛而豐富的生活重述為一篇篇小說。

這些小說未嘗不是作家“復活”了曾經的生活，某種程度上亦是“復活”了曾經的自己。從整體來看，宥予似乎下了一盤“大棋”，十篇小說的故事相互獨立，人物也不相同，但經由谷樓村這座豫東平原上的普通村落產生了聯結，進而被統攝在一張“形散而神不散”的故事網絡之中。

和《撞空》一樣，《證明》也是一次兼具城市和鄉村的“二元書寫”，廣州城和谷樓村，一個是一線大城市，一個是偏遠小農村，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擁有兩幅截然有別的景觀，但通過人的流動和記憶的流動，宥予打穿了時空壁壘，營造出一種靜默的張力，去展現那些“逝去的人、失落的人，沉默的人、逃離的人”的生活、情感與命運。

如果說《撞空》側重城市與當下，《證明》則偏向鄉村與記憶。宥予雖在廣州定居寫作，也許和很多出身農村的作家一樣，很大程度上身在城市，心在鄉村，就像《證明》中的那些主人公，莖在廣州城，根在谷樓村。《撞空》講述了廣漂青年何小河的故事，《證明》則塑造了更多的“何小河”：谷開山、谷旺、谷滿滿……或許可以這樣理解，在這部小說集中，宥予終于更加真實而坦誠地面對自己的過去和過去的自己，將筆墨更多地放在熟悉的土地和過往的記憶上。

此外，在宥予的小說中，始終存在著缺位的母親形象。盡管母親多已不在人世，但又作為一個“缺席的在場者”出現，影響甚至左右著主人公們的生活與抉擇。如《扒火車》中的母親，這位缺位的母親是谷倉扒火車最直接的動因，他要去徐州給“跑”了的媽媽過生日。小說中提到的“跑”這個字，在豫東大地帶有十分復雜的獵奇意味，其主體皆為女性，好像是她們背叛了婚姻，但大多數情況下實則是婚姻背叛了女性，因為她們逃跑的原因大多與包辦婚姻、丈夫家暴有關。閱讀小說的過程中，谷倉這個令人心酸的少年形象就此浮現，那也是一片土地上很多個留守的“我”共同擁有的成長記憶。

在我看來，這部小說集中的十篇小說，盡管故事具有極大的異質性，但內在氣質上是統一的，這是一個作家正在形成的風格。不過，我得表達點不喜歡的部分。小說不像繪畫或者電影，很難靠風格成就一部佳作，故事的講述能力仍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基本功。以《房間里的城市》和《遙遠的終結》為例，這兩篇小說十分意識流和私人化，閱讀時就像“撞了空”，很難讓讀者明白作家的意圖。而且，小說語言密度很高，缺少節制，某些片段給人以炫技之感。當然，不喜歡是一種個人的閱讀體驗，作品是寫給自己的還是寫給別人的，這點并無定論，但閱讀仍是一項作者、作品與讀者雙向奔赴的活動。宥予的小說“文藝范”濃了些，小說或許應該更“接地氣”（這并不是說一定要寫市井生活或者農村題材），有十分清晰、暢通地抵達讀者的穿透力。更進一步，小說家的姿態還得放得更“低”一些（這也不是說要去討好讀者或者市場），與讀者進行平等的對話和互動。

總的來說，就如《撞空》中反復出現的“你沒有生活”，《證明》仍然是對生活的追問乃至于逼問。正如李靜老師所說，宥予有“一雙好眼睛、一雙好耳朵、一雙好手”和“一顆好心”，可以去看、去聽、去觸摸、去體認生活的跳動和回響。他用這些小說詮釋他對生活的理解和感悟，或許仍然沒有答案，但我從中看到了他人的生活也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并且，也在由此所引發的思考中重新“擁有”了生活。

（作者系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