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謂陳獨秀生命的最后時光，是指陳獨秀從1938年8月3日離開重慶抵達江津至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此三年多的時間，他生命的最后一程。

江津時期的陳獨秀

陳獨秀在江津時期的書法

流落到偏僻小山村

1938年8月3日下午，陳獨秀攜夫人潘蘭珍從重慶乘坐四五個小時的小客輪，沿長江上行抵達小城江津。

1938年7月2日，陳獨秀從武漢經宜昌輾轉抵達重慶，途中巧遇同鄉、同學鄧季宣，經他又結識了江津名紳鄧蟾秋、鄧燮康叔侄。鄧家叔侄仰慕陳獨秀大名，邀請他到江津居住。陳獨秀也感到重慶“政治條件和物質條件的不容許”，而江津“人事比較閑適生活比較便宜”，為節省生活支出，也為人身安全考慮，他應另一同鄉鄧仲純之邀到達江津縣城。他本打算在鄧家小住，卻遭鄧仲純悍妻閉門謝客。遇此尷尬，陳獨秀進退兩難，夫妻倆只得另覓住所。

陳獨秀先后住過江津城內的郭家公館、延年醫院、施家大院、聚奎書院、溜馬崗鄧家院子、康莊等處，幾經反復。他寄居江津期間，遭逢重慶“五·三”和“五·四”大轟炸，其所在的江津也沒能幸免。1939年5月27日，他入住距江津縣城30多里的小山村鶴山坪石墻院，這里是前清進士楊魯丞的家。安慶失守后，陳獨秀的三兒子陳松年帶著祖母、妻兒流亡到四川，一家六口人住到了一起。經此折騰，嗣母謝氏于1939年3月22日病逝江津，陳獨秀傷心良久。此后，松年一家遷居所任教的江津九中，陳獨秀恢復了和妻子相依為命的生活。

關于陳獨秀最后在江津定居于鶴山坪石墻院，有個重要說法是，這里的房屋主人邀請陳獨秀住到家中，以便幫助整理家學文獻。

原來，陳獨秀在重慶期間，偶爾從地攤上發現一本楊魯丞所著《皇清經解》抄本，很有興趣，出錢買下。到江津后，一次在喝茶時他和鄧燮康提起此書，鄧告訴他，楊魯丞就是江津人，在江津很有名望。陳獨秀說：“我花了兩天時間，反復看了幾遍，寫得不錯，有價值。”鄧又告訴陳獨秀，當年號稱經史大家的章太炎來川時，楊魯丞曾把手稿拿去請教，章不欣賞他的作品，批了“亂雜無章”幾個字，氣得楊魯丞沒完成全稿就去世了。楊家后人聞陳獨秀所言，便托人發出邀請。陳獨秀答應為之整理，也能完成寫了很久的《小學識字教本》。就這樣，他住進了石墻院，此時石墻院主人是楊魯丞后人楊明欽。

石墻院位置偏僻，往返一趟江津縣城需要步行6個多小時。這使得陳獨秀的一些友人和學生無法時常過來探望，而且看報也成了一件困難的事。陳獨秀只能依靠鄧仲純不定期的登門拜訪，送來報紙雜志，才能了解外界的時局和信息。這一切都讓從大都市來此的陳獨秀感到壓抑和痛苦，畢竟日子不能倒著過。后來他在給友人沈尹默的詩中將這種感受展露無遺：

“湖上詩人舊酒徒，十年匹馬走燕吳；于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盡一壺。村居為愛溪山盡，臥枕殘書聞杜鵑；絕學未隨明社屋，不辭選懦事丹鉛。哀樂漸平詩興減，西來病骨日支離；小詩聊寫胸中意，垂老文章氣益卑。論詩氣韻推天寶，無那心情屬晚唐；百藝窮通偕世變，非因才力薄蘇黃。”

他在1939年6月8日致臺靜農的信中也說：這里除了空氣較城里好，“一切均不甚如意，唯只有既來之則安之而已”。顯然并不滿意。

石墻院是座石頭院落，1994年5月和2012年2月我曾兩次走訪。入內為三進，中間以天井隔開。天井大約200平方米，青石鋪地，四周有雨槽，第三進正面是三間大屋，有左右耳房，自成小院，陳獨秀就住在右側耳房。臥室是一間10平方左右的小屋，房前留下敞開著半個“廳”，僅容一桌兩凳，是陳獨秀吃飯的地方，小院右側兩大間，大門有一大排隔柵，是陳獨秀寫作和會客的地方，小院中間有一個長方形花壇，中間有玉蘭一株，為陳獨秀所栽植。

“組建新黨非我所愿”

從1937年8月出獄，陳獨秀自南京經武漢到重慶，一路進行抗戰宣傳，號召全民族各派政治力量聯合起來抗戰到底，展現出一個偉大愛國者的赤子之心。此間陳獨秀曾三度拒絕國民黨的拉攏、誘惑和利用，既不上當也不合作，這讓蔣介石頗為不快，也很不放心，因而派人定期監視。

1937年8月23日是陳獨秀出獄的日子，中午，國民黨調查統計局第三處處長丁默邨捷足先登，到獄中迎接陳獨秀，希望陳獨秀出獄后住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招待所（今南京湖南路10號）。陳獨秀不愿意，而是應自己的北大學生、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干事、中央大學教授傅斯年之邀住到傅家，后轉另一北大學生、時任金陵大學文學系主任陳鐘凡家，并從陳家踏上西行之旅。與陳獨秀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3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張國燾從延安叛逃武漢，陳立夫命丁默邨主持“招待”，張國燾坦然受之。

在南京，蔣介石派親信、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教育部長朱家驊找陳獨秀晤談，邀請他組織一個“新共黨”，答應在他組織新黨時國民政府不僅將給予10萬元組織建設活動經費的資助，同時在國民參政會上為他組織的新黨保留五個名額，并安排陳獨秀進入國民政府任勞動部部長。陳獨秀敏銳地識破了蔣介石的如意算盤，明確答復：“組建新黨非我所愿。”婉言謝絕，不為所動。后來在武漢時投靠軍統的叛徒張國燾再次向陳獨秀提起組黨，也被他斷然回絕。

陳獨秀居住江津期間，1939年7月，戴笠和胡宗南奉蔣介石之命（對陳獨秀說是以私人名義）曾去江津秘密拜訪。胡宗南與戴笠拿出準備好的《大公報》，別有用心地重提王明、康生污蔑陳獨秀為漢奸一事，意在刺激陳獨秀發表攻擊共產黨的談話，挑撥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以用作反共宣傳。不意陳獨秀十分警惕，他不為所動，淡然表示：此次入川，是為避難而來，并不想參與政治，也不曾有過任何政治活動。“本人孤陋寡聞，不愿意發表公開言論，引來莫名之爭，肯定兩位，今天我們的對話，絕對不能見諸報刊，這是唯一的要求。”兩人一無所獲后悻悻而歸。

正因陳獨秀屢次違背國民黨的政治意志，蔣介石對他頗不放心，派人定期監視。據時任江津縣縣長黃鵬基回憶，重慶方面常派人來偵查陳獨秀的行動，每一兩個月便要來問問。有一次，有個德國友人給陳獨秀打電報問候，特務就立即登門查問。章士釗曾去江津看望陳獨秀，也要先經過蔣介石侍從室批準。臨別之際，陳獨秀送章士釗一段路后，便停步不前，說“我只能到此為止，不能越雷池一步了”。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陳獨秀去世。陳獨秀下葬時，衛戍司令部仍然派人全程監視，為他料理后事的鄧家叔侄，也受到了特務的嚴格盤查。

兩種人的錢堅決不收

陳獨秀之所以同意住進遠離城市、地處山坳的石墻院，除整理楊魯丞遺著外，主要是想有個安靜的落腳點，便于整理他在獄中就著手著作的《小學識字教本》。從字面看，《小學識字教本》容易誤解為一本粗淺的兒童識字課本，其實不然，它是擁有中西文化很高素養、特別是國學雄厚基礎、博古通今的陳獨秀最后一部學術力作，是總結我國幾千年和他幾十年來文字研究的一項重要學術成果。所謂“小學”，就是研究文字的學問。此書名為“教本”而非“課本”，一字之差，是有其用意的，這是有意為中小學教師普及國民文化教育提供的教學藍本，學術性雖高，但目的在于實用。書稿送審一年九個月，最終教育部部長陳立夫認為“小學”二字不妥，親自致信陳獨秀商請改動書名。

不意陳獨秀一口回絕，說“一字不能動”，還把預支的2萬元巨款全部退回。其實，此時的陳獨秀已貧病交加、生活拮據，多么需要這筆錢度日。可他硬是全部退還了這筆預支的稿酬。這就是陳獨秀的文人氣節和剛強性格。

陳獨秀夫婦在江津的生計，一靠自力更生，包括自種土豆、典當首飾和賣文賣字。他的詩、文、書法都屬一流，常靠寫文章賺取稿費。為補貼生活，夫婦倆還在院墻后門外空地種過土豆。潘蘭珍為生活所迫，常避陳獨秀去典當首飾，連柏文蔚1939年冬來看望時贈送的皮袍子也當了。二靠朋友接濟，但他從來不收不明不白的捐贈和嗟來之食，主要接受知心好友和北大同學會的捐贈。

有兩種人的錢陳獨秀堅決不收。一是國民黨高官的錢不要。時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的朱家驊贈陳獨秀5000元，這在當時是筆巨資，被陳獨秀以“卻之不能，受之有愧”拒絕。羅家倫、傅斯年曾送一些錢給陳獨秀，但陳堅決不收，并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施舍，不要你們的救濟。”說得羅、傅二人相當尷尬。后朱家驊又給陳獨秀送過一張5000元支票，被陳拒絕后，朱又托張國燾轉交，仍被陳拒絕。二是叛徒的錢不要。任卓宣曾經是中共早期黨員和高級干部，1928年被捕后叛變，后來做到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他曾給陳獨秀寄去200元大洋，陳獨秀叫人按原址退回。張國燾托鄧學稼寄贈，陳獨秀也是拒收，并致函鄭學稼說：“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萬為我辭。”還在信中特別囑咐：“請國燾以后不要多事。”張國燾對此只好悻悻然：“仲甫先生總是如此。”對于捐贈，陳獨秀自有他的原則。他曾對鄧仲純說：“這些人的錢是不能收的。我寧愿餓死，餓死！收了他們的錢，是非多。”這是典型的中國文人風骨。

陳獨秀逝世后，《時事新報》《新民報》都對晚年的陳獨秀發表評論，說他“究竟是一個操守者，因為我們還得到了他身后蕭條的消息”。

在貧病交加中去世

陳獨秀晚年固定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北大同學會每月300元的資助和他在《時事新報》主筆每月160元。看起來數字不小，但時局動亂，物價飛漲，這兩筆錢即使能按時收到，也只能是杯水車薪，聊勝于無。對此情景，陳獨秀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道：

“數月以來，物價飛漲，逾于常軌……今移至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寬裕，其時一斗米價只三元，現在要七十元。”

面對艱難的生計，陳獨秀昔日好友紛紛伸出援手。陳獨秀拒絕政治饋贈，但對朋友的資助，還是以感激之心收納的，如章士釗、蔡元培、胡適、薛農山、包惠僧、趙元任、段錫鵬、鄧仲純等眾多新老朋友，入川后新結識的國民黨青年軍官楊鵬升也常接濟他。據北京大學陳明遠教授考證，從1939年9月至1942年4月，楊鵬升先后接濟陳獨秀2200元，并以他人名義接濟2300元，外加其他實物。對于這些完全出于個人友情的捐贈，陳獨秀每每心存感激，總想著回饋。他給楊鵬升回信達40封，其中一封寫道：內心極度不安，卻之不恭受之有愧。這些捐贈在當時給了陳獨秀很大的幫助。

陳獨秀落腳石墻院，1941年8月家里曾被小偷光顧過。小偷可能以為很多名人來拜訪陳獨秀，他一定是個富戶。誰知家徒四壁，小偷偷走了衣被十余樣、《小學識字教本》手稿和好友楊鵬升贈送的“獨秀山民”陽文印章。當地警察很快破了案，唯文稿和友人送的印章沒有追回，陳獨秀非常痛心。友人安慰他時，他總是幽默地說：“這竊賊也真風雅啊！”但也感慨“甚為可惜”。

進入1942年，陳獨秀因年紀已大，心情不好，吃飯早一頓晚一頓、熱一頓冷一頓，胃病、高血壓、心臟病等疾病日益加重。其間生病多由鄧仲純（留學德國的醫生）為他義務診治，也有其他醫生為他義務治過病，有時他也利用民間草方自治。1942年5月23日，曾代表陳獨秀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來探望陳獨秀（一說來探望的不是包，而是包的夫人夏松云和張國燾夫人楊子烈），老友重逢，他非常高興，中午吃了四季豆燒肉，引起胃病復發，臥床不起，潘蘭珍延請多位醫生登門醫治，但一直沒有明顯的效果。

陳獨秀自知不久于人世，開始交代后事。他向受北大同學會委托、跟隨照顧他多年的北大學生何之瑜交代：“我死之后，喪事從簡，也不要登報。”并說：“小兒松年早已分居獨立(時在一中學任職)，夫人家中無親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請你務必多多關照。并要囑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務自立，我在南京獄中，朋友贈我的五個顯德四年古瓷碗，留給蘭珍。后事料理后，稿費如有多余，也留給她一部分……”話未說完，心臟病突發，搶救無效，與世長辭，時為1942年5月27日晚9時40分，享年63歲。除夫人潘蘭珍、三子陳松年夫婦、孫女長璋、長瑜以及侄孫長文等親屬外，尚有包惠僧、鄧仲純、何之瑜在側。

陳獨秀去世后，衣裳、棺木與墓地等均由鄧蟾秋叔侄贊助，社會各方多有支持。捐贈和賻儀總數為33750元，支付38753.01元，超支5000元，由北大同學會撥付。靈柩于6月1日下午安葬于江津大西門外鼎山麓康莊，墓地也是鄧蟾秋捐獻。1947年6月，遵照陳獨秀遺愿，陳松年雇傭一艘大船順江而下，將陳獨秀的靈柩運回老家安慶，與原配夫人高曉嵐合冢安葬于安慶城北十里鋪鄉葉家沖，即今天的“陳獨秀墓園”。從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被迫離開安慶，時隔34年后陳獨秀終于葉落歸根。而江津的陳墓原址也于1989年由江津縣在原墓址照原樣修復，2012年由重慶市江津區在陳獨秀逝世70周年之際對“陳獨秀舊居”進行大規模重修，作為重慶市重要的愛國主義和紅色文化教育基地。

中國共產黨沒有忘記陳獨秀

中國共產黨一直沒有忘記困居江津的陳獨秀。陳獨秀有所不知的是，1938年9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結束了王明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確立了毛澤東的實際領袖地位，王明、康生污蔑陳獨秀“漢奸”之事，實際上已經煙消云散。黨中央也未忘記這位在黨的歷史上作出過重要貢獻的老領導、老前輩。

當陳獨秀生病臥床之際，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中共駐重慶國民政府代表周恩來，在辛亥元老安徽人朱蘊山陪同下，到江津探訪了陳獨秀。《成都晚報》記者吳塘對這次探訪作了詳細記載：

周恩來在朱蘊山陪同下，一走進石墻院，一股凄涼蕭索之氣向他襲來，不禁一陣心酸。走進房門，只見陳獨秀手捂著胃，停坐在一張木床上……周恩來親切地問道：“獨秀先生，久違了，你好！”朱蘊山接著說：“獨秀先生，恩來在百忙中，特地從重慶來看望你。”陳獨秀說：“恩來、蘊山，你們好！你們來看望我陳某，不勝感激。”陳獨秀費力地要支撐起來。周恩來走到床邊與陳獨秀握手，說：“獨秀先生，你就靠著，不要起來。”陳獨秀握著周恩來的手，心頭一陣潮涌，不禁眼睛模糊，往事涌上心頭。

周恩來此次拜訪，再次勸說陳獨秀，希望他放棄個人成見與固執，寫個檢查回到延安去。陳獨秀說：“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來、毛澤東，黨中央沒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紀也大了，中央開會，我怎么辦呢？我這個人又不愿被人牽著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

毛澤東在黨的三大上曾受到陳獨秀公開表揚“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并因而首次進入中央領導層。1936年在陜北，他又說陳獨秀對自己的影響超過其他任何人。1945年4月21日，在陳獨秀病逝3周年前夕，已經確立中共中央領袖地位的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預備會上作《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的報告，談到陳獨秀時說：“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創造了黨……有功勞。”

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評價陳獨秀對于中國共產黨創建的重要貢獻。2013年10月21日，習近平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歷史不會忘記，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具有留學經歷的先進知識分子，同毛澤東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傳并積極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革命面貌為之一新。”2019年9月18日，他在視察原鄂豫皖蘇區根據地時指出：“黨的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陳潭秋等親自指導了這里的建黨活動，徐向前、劉伯承、鄧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家在這里留下了戰斗足跡。”

在陳獨秀誕辰14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在《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10期發表《紀念陳獨秀誕辰一百四十周年》長文，在充分肯定1927年以前的陳獨秀“新文化運動的精神領袖”“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傳播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五大歷史地位后，對他的晚年也給予了客觀的評價：“他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因其一生有過許多變化而成為復雜的歷史人物。他由一位叱咤風云的革命者、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轉而接受托洛茨基主義，后來雖然脫離托派，但最終沒有回到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上來。這是他的人生悲劇。”這個評價是實事求是的。

終其一生，陳獨秀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即便在其風燭殘年的最后歲月也是如此。

老朋友蔡元培曾言：近世人格之美者，莫過于陳獨秀。

此言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