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說《物換星移》最近出版面世，作者朱宇清曾獲第二屆科幻星球獎，著有《天幕征途》等作品，是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專家、北京元宇科幻未來技術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在朱宇清看來，科幻作品遠非單純的未來幻想或冒險故事。它如同一面獨特的棱鏡，折射出人類對自身存在、科技發展及宇宙位置的深刻思考。它努力拓展認知的邊界，讓人們得以在思想實驗室中模擬極端情境——從技術奇點到星際移民，從人工智能覺醒到文明存續危機。這種“預演”能力，賦予人們審視當下科技倫理、社會結構及環境問題的全新視角，是重要的危機預警和哲學思辨工具。同時，科幻作品也承載著人類最根本的渴望與恐懼：對未知的好奇、對進步的向往、對異化的憂慮、對終極命運的叩問。它激發想象力，啟迪科學探索，是關于可能性的文學，更是關于我們自身的嚴肅寓言。正如有人說：“科幻是唯一能嚴肅討論人類結局的文學”，它不是在預言未來，而是在每一個“如果”的支點上，重塑當下的生存姿態。

《物換星移》是一部科幻長篇，講述人類突破行星文明桎梏后，卻陷入殘酷的宇宙生存法則。星際超級政治、文化、暗黑組織等編織巨網，各文明在追尋永恒中與死亡共舞。隨著星際文明高維戰略浮現，霸主不過是更高維文明的傀儡。在跨維度對決中，誰將成為文明主宰，誰又將面臨殘酷的物種消亡？作品中的兩名主人公堅信，每一個微小人物心中皆有火焰，火焰燃燒的一刻，閃耀著人性的光芒。雖然星空之下存在著陰謀與霸權，但愛一直是宇宙中最奇妙的存在。他們穿越血與火的星際迷局，用自我犧牲換來和平與物種的延續。作品化用中國文化中充滿哲學意象的詞句“物換星移”，與科幻設定物種更換、星系位移巧妙融合，發出了跨越時空的深刻拷問。

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朱宇清表示，自己在創作時秉持著對科學的尊重和對想象力的充分釋放，力求在保證故事科學合理性的同時，為讀者呈現出一個奇幻而又引人入勝的科幻世界。他還提到，小說中關于“第三物種”的設定以及對人工智能、腦機接口等前沿技術的隱喻，是為了引發讀者對科技倫理的現實思考。他認為科幻作家有責任通過作品引導公眾關注科技發展可能帶來的種種問題，從而促進科技與人類社會的和諧共生。

科幻小說不是科技說明書

北青報：是什么契機觸動您，有了創作《物換星移》的想法？

朱宇清：我常想，這世間人、時、事的變化以及世外的斗轉星移，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那么，隨著科技文明的發展，是否有一天，智慧文明也能夠讓這些自然法則為己所用？那時的世界，個體與文明的命運又會怎樣？

《物換星移》出版以后，我和一些作家做過不少交流，總體來說，他們認為這本書具有一定的創造性，比如，將物換星移的傳統詩意與物種更換和星系位移的科幻設定相融合、對物種進化奴役困境的思考、對第三物種的設定、對死亡的重新定義、對個體與文明存亡法則異化的思考、對大統一場論的構建，等等。

我個人認為，科幻小說不是科技說明書，不能讓讀者感覺冰冷而枯燥；你有了一個好的概念或創意之后，怎樣構建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引發讀者的共情與思考，才是最重要的。這很不容易。

北青報：《物換星移》中的“七界疆域”，是由數千萬文明構成的生態鏈，既遵循叢林法則又存在平衡機制。您是如何避免讓龐大的宇宙體系淪為“設定堆砌”，而讓每個文明都有獨特的生存邏輯？

朱宇清：在文明生態鏈中，每一個文明在其中都需要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整個生態的制衡與競爭中，它既要有存在的合理性，又要面臨不確定性的危機。由此，它自有屬于它的命運悲歡。

放眼遼闊宇宙，文明在其間，絕非簡單的、二元對立式的權力爭霸結構。這是一個宏大的生態體系。我想在作品中盡力去構建一個多元化的星際文明社會圖景。在這個社會圖景中，有政治機構、民間組織、民眾個體以及科學、文化、宗教、暗黑組織等社會元素。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構成了一個縱橫交錯、動態變化的生態系統。

北青報：“我是誰”是小說《物換星移》的核心問題，且最終沒有明確答案。您為何選擇將“身份認同的徹底消解”作為主角的核心困境？是否想通過這種極端的身份模糊性，探討人類或廣義的智慧生命存在的某種本質？

朱宇清：這是智慧文明時代發展的困境。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構成的要素愈加復雜，越來越充滿不確定性。未來，這種不確定性恐怕只會是一種加速度的趨勢。身處這樣的世界，每一個生命個體，要如何掌控自身的命運？即便你是所謂的強者，你是否能夠真正穿透時代的迷惘與焦慮？對于更多的普羅大眾來說，我是誰？我能成為誰？時代的洪流無法對無數的個體作答。

宇宙只是一種存在，它或許并沒有所謂的目的和意義。智慧生命，作為宇宙的產物，又能否追尋到生命的目的和意義？

北青報：“第三物種”作為機器與生物智慧的融合體，其自我認同危機極具張力。這一設定是否受到當代基因編輯、腦機接口技術爭議的啟發？您在設計時如何平衡“科學可能性”與“倫理警示”？

朱宇清：無論是生命智慧還是機器智慧，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法則之下，自我的生存發展似乎總以消滅、征服競爭對手為必然之選擇。如此，進化可能會成為一條通往奴役與被奴役之路。我想極力跳出生命智慧與機器智慧的二元對立，嘗試第三種可能。當然，或許進化的終極螺旋沒有終點。在科幻作家筆下，總有太多的可能，也因此，總要不遺余力地予以警示。

科幻的魅力在于想象

北青報：您如何在“科學嚴謹性”與“藝術創造力”之間找到平衡？

朱宇清：科幻的魅力在于想象。在科幻創作中，想象力或許比知識本身更重要。人工智能的知識已經遠遠超越個人了，也許，留給我們空間和時間的，唯有想象力。站在科學的大地上，你盡可以去描畫各種風景，只要你覺得自洽就好。當然有一點，你所想象的，一定要比現實超前一些。

北青報：小說中“虛空計劃”對“虛實相生”的運用，呼應《道德經》的智慧，您在創作時，如何避免讓哲學概念淪為“符號標簽？”您曾說本書想“讓東方智慧在宇宙敘事中占據一席之地”，在您看來，東方智慧下的科幻寫作，核心特質是什么？

朱宇清：科幻寫作漂洋過海而來，但顯然，它不是某塊土地上的專利。中國文化、東方哲學擁有無盡的寶藏，一定能夠賦予科幻更加豐盈的姿態。今天的中國科幻作家與讀者，都應該有這樣的自信。

一個哲學概念出現在小說中，它不應該只是名詞解釋；作家的工作，不是去解釋這個概念，而是要讓哲學概念推動故事發展，讓科技插上哲學思辨的翅膀，帶給讀者更美妙的意象。

如同好萊塢大片，西方科幻寫作中，套路化的東西越來越多，這是一種危機。而中國科幻的大地，似乎才剛剛蘇醒，還談不上春天。這塊土地上，生長著太多的故事，隨著中國科技的高速發展，總該有萬紫千紅的時候。我們悠久的文化是未來源遠流長的根本。

北青報：科幻作品跨越數千萬星球文明，容易陷入“宏大而空洞”的陷阱。您是如何通過主人公的命運等微觀視角，讓讀者對“七界疆域”產生實感？在平衡“宇宙史詩”與“個體情感”時，最艱難的取舍是什么？”

朱宇清：小說的主人公即便是具備超能力的異能者，在超級強大的星際權力組織面前，也不得不淪為連死去的權利都無法掌控的棋子。個體與超級組織力量空前失衡的對比，他們在肉體死亡、精神死亡、物種消亡后的迷惘與掙扎，讓人真切地感覺到無盡的星空，有若無限的深淵。治大國如烹小鮮。你可以將一個文明當作一個人、一個具體的生命去看待，或可避免流于大而不當的空泛。

星辰大海的自在遠方，亦可能是一個個不確定性的死亡漩渦。既要表現出星際存亡法則異化下的殘酷性，又不能熄滅微眾心中的火焰與愛的漣漪，這充滿挑戰。

每個生命都應被這個世界溫柔以待

北青報：小說中“物質陷阱”暗示科技發展可能帶來自我毀滅，而“第三物種”又暗含對新生命形態的期待。這種矛盾是否映射了您對人類未來的真實態度？寫作過程中，您是更被“宇宙的殘酷”觸動，還是被“文明的韌性”打動？

朱宇清：人類的歷史，總在希望與毀滅的光影中潛行。對于每一個曾經活過又終將死去的個體生命而言，他們的一生不可重來。確然，我們希望每一個“只有一次”的生命都能夠被這個世界溫柔以待。所以，要更多地警示黑暗與殘酷的一面。

北青報：科技既是福祉也是終極武器，其發展充滿巨大不確定性。如何防止科技成為“星空主宰”野心的純粹工具？

朱宇清：科技本無善惡，福禍全在使用者。每一個微眾心中多一道火焰，這大地之上、星空之下的黑暗便多消退一分。

北青報：小說中“蜉蝣計劃”、“追光打擊”等將自然現象武器化的戰爭形式令人震撼，這些概念的靈感來源是什么？

朱宇清：所謂道法自然。文明越發展，離自然越近。高階文明掌握自然規律的能力越強大，戰爭的手段與外在表現也就越接近于自然。我更傾向于，超級文明的戰爭或許沒有硝煙，或可稱之為“自然化戰爭”。

北青報：小說主人公明知自己是棋子，仍選擇“為民眾而戰”。在個體力量渺茫到近乎絕望的星際背景下，這種堅守的價值是什么？您是否認為“內心的火焰”，比如信念、愛，是抵抗宏大權力與命運洪流的唯一武器？

朱宇清：活下去、延續生命，是生命的本能。這種本能賦予生命以希望與不可言說的力量。愛是生命的自我共情，讓生命彼此產生糾纏，這種量子般的糾纏可以跨越時空，成為這個宇宙原本不曾有過的、最神奇的變量。

在更寬廣的尺度下自我對話

北青報：您是什么時候對科幻小說感興趣的？創作科幻小說對您有什么影響？

朱宇清：我從五六歲就喜歡天文，中學開始，又喜歡上了文學。這兩者都可以充分激發你的幻想，它們在科幻的星空中發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創作科幻小說帶給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簡單的、不必依附的快樂”。再有就是一種自我修煉，可以讓自己變得心大一點，生活中不會太計較，心態比較平和一些，能夠整天樂呵呵的。

北青報：您是否擔心作品中硬核的科學理論技術，會因有“門檻”，而影響普通讀者的閱讀體驗？您在寫作中是如何平衡的？

朱宇清：一個好的科幻作者，理應站在讀者的角度去寫作。比如，你寫到原子彈，不必把原子彈的材料、原理、構造、工藝、理論統統寫出來。作者的任務不是讓讀者閱讀專業說明書。讀者在意的是，你所設定的科技是否具有足夠的創意，能帶來怎樣的身心感受。我主張不要掉進喋喋不休的技術陷阱，盡量把深澀的科技理論知識，通過比喻、類比，具象化的方式，用簡潔的語言，讓其深入淺出地得以呈現。

北青報：哪些哲學思想、歷史事件、科學理論或已有的科幻作品，對您構建《物換星移》這個故事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

朱宇清：在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中國古典文化以及《沙丘》《銀河帝國》《水星播種》《流浪地球》《西游記》《魯迅選集》《通往奴役之路》《逃避自由》《烏合之眾》《戰爭的藝術》《存在與虛無》等作品，都帶給我不同程度的思考。

北青報：關于人類智慧文明的未來，您希望通過作品，最終傳遞給讀者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最大的警示又是什么？

朱宇清：我似乎還沒有資格給出任何答案，只是試圖拋磚引玉地蕩起一絲漣漪，期待在一些讀者心中觸發一點共振——我們在現實世界中生活，但并不必然要為現實所累積的塵埃所包圍；我們可以不時仰望星空，在更寬廣的尺度上去與自我對話。

科幻寫作最難的是好創意

北青報：您認為科幻是“未來預言”還是“現實隱喻”？您更傾向于哪種創作目的？

朱宇清：在我的作品中，這兩者都有。不過嚴格來講，不能算是對未來的預言。未來最大的特點，就是充滿不確定性，所以，我從不敢自詡去預言什么，只是探討某種可能性，去思考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一些相互關系。

北青報：您認為科幻寫作中最難的部分是什么？比如科學邏輯自洽、避免套路化、保持想象力和新鮮感。

朱宇清：最難的是有一個好的創意。一個好的創意，能夠巧妙地將科學理論、社會現象與哲學思想融合貫通，并構建一個好看的故事。

北青報：您認為當代科幻正在發生哪些變革？如氣候科幻興起、多元文化敘事、軟硬科幻融合等，下一部小說您計劃探索什么新方向？

朱宇清：科幻作者的隊伍正在發展壯大，包括更多的孩子們也在嘗試，這是特別可喜的事。科幻創作涉足的領域越來越廣，越來越精深。當下，科幻文學還是相對的小眾文學。時代是決定性的因素。我相信隨著時代與文化自信的發展、中國科技的進步，科幻文學的受眾會越來越廣。我的下一部小說即將完稿，內容和當前的世界格局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