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青年文學創作始終是文學中最具創造性和朝氣活力的組成部分，也最受期待和呵護。青年作家志存高遠，文學才有壯闊未來。與此同時，青年創作在文學觀念、生活積累和創作方法上也有不成熟不穩定的一面，會遭遇各種困境與問題，需要不斷加以分析和梳理。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此篇署名文章，有針對性地分析當下青年文學創作面臨的問題，希望對成長中的青年作家有所啟示和幫助。

一段時間以來，青年文學創作呈現出蓬勃的發展樣貌。富有特色的優秀作品和才華醒目的優秀作家不斷涌現，青年文學創作呈現出潛力充沛、生機勃發的態勢。但同時，有些青年作家也在探索中遭遇瓶頸、陷入困難，文學界對青年作家寫作同質化的質疑時有出現，一些作者也因原創性問題引發輿論爭議。

青年文學創作成為文學領域的熱點、焦點，獲得社會多方關注，體現了讀者對“新”的需要，大家急切盼望中國文學不斷涌現出優秀作家作品；同時也包含了對“變”的吁求，即渴盼新的文學力量能帶來新的風氣，提供新意新質，取得新的成績；這其中更包含著社會各界對文學新人快速成長為中堅力量，更好擔當新時代文學發展重任的渴求。

青年文學創作取得的成績不應低估，但其中存在的問題，也到了一個需要梳理和總結的時刻。在文學創作、生產、傳播、批評和接受語境都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分析當前青年創作的境況，辨識現狀中潛在的問題，切實推動青年文學健康發展，維護文學創作的尊嚴，促進文學生態建設，十分迫切也十分必要。

問題一：重復而單調的“我”

作家，在人們心中一直有著崇高的地位。作家有聲譽、受關注、被期待，根本原因是文學的創造為人們所敬重。這種尊重和榮耀，在本質上，不是“私名”，而是“公器”。歷史和人民的掌聲，既是給予具體的作家與作品，更是獻給優秀作品所體現著的真與美，獻給廣闊生活的力量與情感。這其中，時代、生活和人民構成了文學聲譽的堅實底座。

好的文學與讀者心心相印，讀者確信，他為之感動的作品灌注著作者的洞見與真誠，體現著對時代、對我們共同生活的認識和理解，因而具有深沉的現實關懷和深刻的現實影響力。這也是古今中外文藝理論家的共識。魯迅先生早就說過，“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巴爾扎克說得更加直接，“從來小說家就是自己同時代人們的秘書。”類似論述不可勝數，其共同指向的觀念是，文學不是可有可無的花邊裝飾，而是要與社會生活、時代歷史，與廣大的人心建立深刻有效的對話關系。關切時代，是為了寫好時代中的人，那種集體共鳴和情感召喚的巨大力量，是讀者信任文學、渴望文學的重要原因。在此意義上，文學從來不僅僅屬于私人化的“我”，文學屬于“我們”。

當前，一種值得警惕的傾向是，單數的“我”有時會陷入幽閉，失去與“我們”、與廣大世界的映照關系，最終變得重復、單調、乏味。在有些作品中，我們能夠感到經驗的枯竭，好像實在沒有什么可寫而硬寫，進而表現出情感的枯竭，好像這個“我”對他人甚至對自己都沒有真知和熱情。“為賦新詞強說愁”，一個創作者，到了“強說”，就很容易向內榨取、向書本榨取，變得蒼白無力、矯揉造作。克服這種單向性危機，必須處理好“我”與“我們”的關系，這是當下青年寫作面臨的十分緊迫的課題。

這當然不是說，個體的“我”在文學中不值得被關注。不同的寫法，在文學史中都自有其意義，但無論何種取向，都不應走向偏狹，更不能在偏狹中滋生出惰性。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一個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愛恨，有夢想，也有內心的沖突和掙扎。不能以自己的個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 古今中外的偉大作家，他們的力量就在于追求廣闊的“無我之我”，他們是“民胞物與”的，能夠把對自己的愛轉化為對人民和祖國的承擔。任何有雄心的作家都應當明白，文學是萬古江河，在現在和未來的人心中奔流，當“我”站在這里，“我”的聲音乃是屬于這個時代，最終要匯入偉大的傳統。反觀當前的青年文學創作，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以自己的個人感受代替人民感受的問題，甚至把文學創作變成了隔絕于社會生活的“暗室”和“隔音間”，進而陶醉其中、自以為這便是全部的世界與天地。拘泥沉醉于小我的“我”，與能夠連結“我們”的“我”，二者之間存在本質性的區別。倘若過度沉醉于自我糾結、杯水風波，把自我有限的經歷幻覺成社會普遍真相，把自我主觀的想象指認為人生的本質，以致遠離了廣闊的生活、失去了對現實的關懷，社會與讀者將很難對我們的作品產生共鳴、抱有熱情，青年作家的創作之路很容易越走越窄。

真正的作家之“我”，不應被窄化矮化為題材內容上的自我凝視、自我糾纏、自怨自艾、自說自話，而應充分、雄辯地體現為作品風格的辨識度、原創力。偉大的作家為時代的風格賦形，優秀的文學作品，往往能體現出作者獨出機杼的思考深度和表達方式，這才是作家之“我”的廣闊天地。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學必須堅守基本倫理，那就是：全力以赴地追求原創，不能滿足于學習模仿，更不能止步于從經典中尋章摘句。現代意義上的讀者，通過閱讀認識一個作家時，在作家和讀者之間，無形地預設了一個關于“我們”的契約，這個契約不僅是思想和審美的一見如故，更是一份心心相印的真誠，任何違反這種真誠的行為都會觸發激烈的反應。因此，原創是寫作的底線、作家的生命線，事關文學的尊嚴、創造的尊嚴、勞動的尊嚴，更事關讀者的尊嚴。

問題二：越來越遠的“生活”

“自我”問題，根子上還是“生活”問題。生活面的狹窄和生活經驗的匱乏，是制約當下青年文學創作健康發展的重要問題。

生活視野變窄變遠，并不是青年作家的“獨屬疑難”，而是一種普遍性的“現代病”，它與現代社會越來越高速的運轉節奏、越來越精細的專業分工有關。但文學創作受其影響尤為直接。歷史的潮汐涌動、時代的驚濤拍岸、社會的復雜結構、生活的萬千氣象、大眾的呼喚訴求，本應是貫穿文本的重要動力，在有些作品中卻顯得隔膜，顯得疏遠。因為社會的“缺席”、因為總體性視野的“退場”，當下一些青年作家創作出來的作品，呈現出某種同質化傾向，甚至有較強的“制作感”。或是題材扎堆，或是手法雷同，或是體驗同質。這些癥狀的背后，都關聯著生活積淀不夠、一手經驗匱乏的問題。當寫作者只知“坐下來”、不愿“走出去”，長期困于書齋、網絡的“信息繭房”，寫作過程就很容易被壓縮為搜集資料、拼湊情節、循環生產的“流水線”，久而久之，甚至變成了用詞句遮蔽經驗，用技巧搪塞生活。“修辭立其誠”之“誠”字，有可能被其他概念所占用。

優秀的文學作品，從來都是從生活中“長”出來的，這是一代代作家從創作實踐中得出的普遍經驗。今天的特殊之處在于，數字信息時代的青年作家面臨著與前輩作家完全不同的創作環境。打開電腦、手機，海量素材唾手可得；滑動屏幕、瀏覽網頁，無數的故事撲面而來，甚至寫作軟件的開發也為今天的寫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正是在這樣的便捷中，創作的隱憂悄然浮現。有些作品技巧嫻熟、形式新穎，卻讀之乏味，思想單薄；有些作品緊跟熱點、套用理論，看似觀念前沿卻空洞無物，缺乏生命質感；一些作者盲目追求高產、渴望名刊“曝光率”，寫作的速度和數量上去了，分量和質量卻下來了。文學本應具有強大吞吐吸納能力和審美過濾機制，有包羅萬象的容量，又有提煉升華的本領，但事實上我們遠未做到。所以人們常會感嘆，生活比文學更精彩。將“映像”當作“本體”，用“瀏覽”代替“體驗”，這種創作習氣之所以出現，本質原因還是作家經驗儲備有匱乏。要解決這種問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回歸創造力的源頭：生活。

里爾克在給青年詩人的信中談到，“每個真實的生活都比那些虛假的、以藝術為號召的職業跟藝術更為接近。”作家不是“碼字工”，他首先是生活中的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真正的生活是有深度、廣度和復雜面向的，藝術作品是創作主體充分沉浸于生活、全身心投入生活后的生命結晶。今天的青年作家見多識廣，但有時也需要捫心自問：對于生活，我們是否依然保持著一個真正作家的強烈好奇與熱情？對于這片土地，我們又有多少人還能飽含著艾青眼里的那種“淚水”？我們是否因“文學創造者”身份而抱有優越心態，遠離人間煙火，高高在上，甚至在自我與他人、自我與社會、自我與生活之間，人為設想出某種對抗和抵觸的關系？

對生活的熱情，就是對生活著的人民的熱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青年作家要學會去擁抱具體的人。只有從每一個可觸可感的鮮活個體身上，我們才能感受到真實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只有通過具體的經歷和人物，寫作者才可能理解人民的生存境遇、思想情感、堅韌奮斗、樸素理想，文學才能藝術地展示時代生活的廣闊內容和豐富維度。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薩爾的一封信中談到，理想的文藝應該“具有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青年作家也要從具體的人出發，穿透生活的表象，從人潮人海的紛繁面孔中，辨認出“精神的化身”，提煉出“歷史的品格”。不走出書齋、不走向生活，這一切就難以實現。對于文學創作而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從來都不是一句空話。

問題三：急于求成的“認可”

當今時代，傳媒發達、信息密集。看起來，青年作家的成長路徑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寬廣、更便捷，但事實上，速度的助推也可能形成另一種的傷害，信息的簇擁也容易讓人失去冷靜。青年作家在取得一定成績的情況下，如何力避功利、克服浮躁，始終保持人格上的質樸、心態上的平和，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文學是一條光榮卻清苦的道路。沒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決心，沒有耐住寂寞的默默堅持，不可能在這條路上走遠。今天選擇走文學這條路的青年，其初心大多都是因為熱愛。在行走探索的過程中，可能也會收到來自文學的種種鼓勵與回饋，有來自同伴的溫暖，有來自行業的認可，可能還會獲得現實的種種名利。在這種時刻，叩問和反思尤為必要：我們熱愛的是文學本身還是文學的附加值？在肯定、贊美、名利誘惑面前，我們的心態是否依然清澈平和？面對隨時可能到來的褒貶反轉、得失變化，我們能否保持淡定和堅強？

越是志存高遠的作家，越能保持創作的純粹性和寬廣的平常心。但今天的文學現場，浮躁之風仍然存在。針對“浮躁”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曾語重心長地講過這樣一段話：“大凡偉大的作家藝術家，都有一個漸進、漸悟、漸成的過程。文藝工作者要志存高遠，就要有‘望盡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風凋碧樹’的清冷和‘獨上高樓’的寂寞，即便是‘衣帶漸寬’也‘終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達到‘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領悟。”克服浮躁心態，保持耐心和定力，這對于青年作家來說格外不易，卻格外重要。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種情形是，有些青年作家寫作生涯剛剛開始、創作視野還未打開、藝術觀念遠未成熟，就主動或被動地嵌入了某些未必妥當的標簽、身份，有時還會被揠苗助長。這反映出當下文壇對“青年才俊”的強烈饑渴，卻很容易使“好心腸”誘發“副作用”。面對各方面拋來的橄欖枝，有些青年作家不能沉心靜氣，而是每天“著急寫”，希望“趕快發”，對“回饋”的預期越來越高，由此導致文本品質下降、個人心態失衡，甚至自我形象受損。這種情況的出現，不能都責怪青年作家。正視青年作家的成長問題，文學的創作、出版、傳播機制也必須做出變革。在滿懷熱情發現新人的過程中，要真正打開視野、敞開胸懷，防止出現思維固化、路徑依賴，更要警惕“內循環”“小循環”“微循環”的問題。只有打開視野、革新觀念，才能力避同質化推舉、趣味性圈定；只有敞開胸懷、秉持公心，才能防止功利性選擇、圈子化吹捧。

由此，一個更深層的命題是，應當如何理解“認可”本身。今天青年作家們在意的種種“認可”，在相當程度上，其實是行業“內部”的認可。駕輕就熟的宣介推舉、不同層級的獎項榜單、熱鬧非凡的作品排行……這些認可固然重要，但創作如若止步于此，顯然是舍本逐末。讀者聲音、人民閱卷、社會反響，是最不應該被擱置、被忽略、被遺忘的。對一位作家來說，最大的鼓勵和褒獎，是自己的文字能夠抵達許多不曾相遇的人，并從那里獲得真誠的熱愛。讀者的認可，讀者的信任，是支撐一位作家不斷寫下去的本質動力。這個話題深究到底，其實只有一句話，那就是“我們究竟為誰寫作”。想清這個問題，作家的心態就不會亂。

一夜成名的捷徑幻想和追求曝光率的功利心態，不符合文學創作規律。心態浮躁，渴望速成，貌似高效卻隱患巨大，其實最不劃算。當創作靈感枯竭時，當創作素材短缺時，就應該允許自己慢下來，甚至停下來。暫時的停頓是為了更好地出發，這是一種自我充電的過程，可以讓寫作者靜下心來，向生活學習、向人民學習、向經典學習。回望文學史可以發現，沒有哪個作家是可以持續創作、不斷輸出的，幾乎所有人都會經歷困頓、迷茫、瓶頸、枯竭，都會經歷挫折與失敗、后退與反復。然而，越是這樣的彷徨時刻，越能考驗一個作家的品質與定力，越能見出作家的品行和操守，也越能證明作家對文學的本初之愛。跨不過這道坎，沒關系，文學選擇之外還有更寬廣的生活；跨得過去，作家迎來的便是藝術上的蝶變。

問題四：創新之“困”的突破

創新突破，是文學發展的內在要求。一部文學史就是一部創新史，任何有雄心壯志的作家，都要向歷史和讀者證明自己獨一無二的創造性。然而，今天的青年作家正面臨多個層面的創新之難：一是超越前人之難，二是超越自己之難，三是超越AI之難。

先說超越前人之難。每一位作家，都是從文學愛好者成長起來的，都是在對前人作品的廣泛閱讀和手不釋卷當中開啟文學道路的。喜愛乃至崇拜文學大家，是很多青年作家走上創作道路的直接推動力。在喜愛與崇拜的基礎上，寫作者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模仿對象作家。這種模仿，可能是顯而易見的意象、詞句、修辭、語法上的相似，也可能是較為內在的主題、結構、敘事上的相仿。此類作品，往往稱不上成熟，甚至未必算獨立，更多是學習練筆的產物。

當作家繼續成長，熬過了學徒期、練筆期，他就會走向與前人的對抗期。模仿前人的沖動，會轉化為超越前人的焦慮。超越前人，談何容易。這是一場場拳拳到肉的搏斗，是一次次嘔心瀝血的突圍，是作家精神強度、藝術技藝和語言天賦之間的跨時空角力。只有在對前人和經典的超越當中，新的文學經典才能真正確立。因此，每一個當代作家，既是站在文學巨人的肩膀上，也是活在文學巨人的陰影里。擺脫影響、克服模仿、超越前人，是每一代寫作者都難以規避的“影響的焦慮”。但這種焦慮也如大浪淘沙，會把真正的作家淘洗出來。

再說超越自己之難。這里的超越自己，不單指超越自己的前作，更是指整體性的超越，包括超越自己的文學視野、藝術觀念、經驗限度與寫作程式。這種超越里，包含著自我質疑、自我否定、自我揚棄。當今一代青年作家，普遍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擁有豐富的知識積累、全球化的寫作視野、較高的思維水平和出色的語言表達。在這樣的基礎上，更應當保持包容的心態，抱有自我革新的自覺，避免陷入任何形態的自我固化或思維執念。青年作家應當保持海納百川的開放性和刀刃向內的否定性，克服機械復制、修辭輪轉的技術主義；應當對真實的愛與真正的疼痛開放，克服無病呻吟的虛無主義。

自我超越是重要的，也是極富難度的。創造的樂趣恰由此來。文學強調“無中生有”，寫作的奇妙就在于從“無”中不斷抓取出“有”。由此延伸，把過去的自我“清零”，再不斷地自我創生，最大的“無中生有”，其實莫過于此。

還有超越AI之難。數字化的沖擊遠未結束，智能化的浪潮已經到來。無論我們歡迎與否，AI介入文學，已經成為顯在的現實，“硅基文學”已經遍地開花，某種意義上也正泛濫成災。人類作者的內部矛盾還沒有解決，人類智能與硅基智能的外部矛盾又開始滋生。在給文學系統帶來新質生產力的同時，數智化浪潮無疑加劇了當前文學創作的復雜境況。從作者層面看，AI動搖了人類作者的絕對主權。AI生成的詩詞、文學評論、網絡小說等，在綜合與融會能力上已經相當成熟。很多詩人、評論家、網絡作者都感受到了正在逼近的“替代危機”。從編輯層面看，投稿郵箱里出現了大量AI生成作品或人機共創文字，其中潛藏著對他人作品的改寫、融梗甚至照搬，這給編輯審核工作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在AI面前，人類作者創作的必要性和優勢是什么？人類對AI的應用邊界到底在哪里？未來的文學形態將發生怎樣的變化？我們如何把人類最獨特的優勢——日新月異的生活和千姿百態的情感——同AI的語料優勢、算力優勢結合起來？這些，都是人工智能時代的創作語境和全新命題。面對AI，積極擁抱、為我所用是必要的，但作家的寫作決不能被AI的力量牽著走，不能在種種寫作軟件面前迷失自我。

真正具有創造性的文學寫作，是艱難的，也是單純的。艱難，是因為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作家心血的凝結。單純，則因為創作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是“我手寫我心”。青年作家處在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也處在寫作生涯最困難、最艱苦、最迷茫的時期。文學藝術的偉大與殘酷，一個鞭策他，一個鞭打他。承受這雙重的力量，是成為一個真正作家必得經過的考驗。

高爾基曾經用一句話，寄語由他支持和組織的青年文學社團“謝拉皮翁兄弟”：“你好，兄弟！寫作很難！”

是的，寫作很難，如歷火煉——但真金不怕火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