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江南還處在高溫悶熱的梅雨季，面對時晴時雨的天氣、悶熱潮濕的居住環(huán)境及食品和衣物易發(fā)霉變質(zhì)的窘態(tài)，人們更多的是愁悶和無奈。正如北宋詞人賀鑄所言：“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不過，文人愁悶，勞動人民卻獨辟蹊徑地搞“偏方”，巧妙化解梅雨季的生活難題。宋代清源（今福建泉州）學者莊綽史料筆記《雞肋篇》對此有所記錄，江南“地早濕而梅雨郁蒸，雖穹梁屋間，猶若露珠點綴也”。為防糧食霉變，江浙一帶“倉庾去地數(shù)尺，以板為底，稻連稈作地收，雖富家亦日治米為食，積久者不過兩歲而轉(zhuǎn)”，筆者家鄉(xiāng)一直以此法儲糧至新米上市。而高寒的陜西，“官倉積谷，皆不以物藉，雖小麥最為難久，至二十年無一粒蛀者”，普通老百姓家則在農(nóng)田中挖窖，“開地如井口，深三四尺，下量蓄谷多寡，四圍展之。土若金色，更無砂石，以火燒過，絞草絙釘于四壁，盛谷多至數(shù)千石，愈久亦佳。以土實其口，上仍種植，禾黍滋茂于舊，唯叩地有聲，雪易消釋。”

農(nóng)耕時代，夏日“汗滴禾下土”，用什么洗衣洗澡？浙中地區(qū)的皂莢很少，“澡面涴衣皆用肥珠子”。何為“肥珠子”？“木亦高大，葉如槐而細，生角，長者不過三數(shù)寸。子圓黑，肥大，肉亦厚，膏潤于皂莢，故一名肥皂，人皆蒸熟暴干，乃收。北人亦取肥珠子為之。”原來古人用的“肥皂”是一種植物的果莢提煉而來。用這種原始的“肥皂”洗沐，不僅除垢，還能怯風濕、治皮癬；洗衣，不僅不會傷害纖維，還不會掉色，頗受青睞。當時，杭州人還以此發(fā)明了“香皂”：“取皂莢子仁煮過，以糖水浸食，謂之‘水晶皂兒’。”當然，用此“香皂”洗頭容易掉發(fā)。

夏日里人體能量蒸發(fā)厲害，需要植物油補充。宋代人便榨出了食、燃兩用的“芝麻油”，“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為上，俗呼芝麻。言其性有八拗，謂雨旸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jié)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鉆針乃澀也”。陜西一帶則以“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榨油，這種油“亦以作燈”；山東一帶則“以蒼耳子榨油”食用。

唐朝時，人們在夏天已開始享受“啤酒”和“飲料”。唐代文學家段成式筆記小說《酉陽雜俎·前集卷七》介紹了兩種名酒——“昆侖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和“青田壺”（“青田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頃水成酒，味醉人，以供其宴”）。段成式雖說“昆侖觴”用河源水釀造，但應(yīng)該是發(fā)酵出來的“糧食酒”，而后一種更像現(xiàn)代人喝的“果酒”或“果汁”。段成式還記錄了古人制作“冰鎮(zhèn)啤酒”的方法：“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菌如象鼻，傳吸之，名為碧筒杯。”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中國人已開發(fā)了“果汁”和“冰啤”。

面對毒熱生“瘡”和“中暑”，古人用“偏方”醫(yī)治。莊綽《雞肋篇》中引《本草》醫(yī)治之法：“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石人不可長以酒下，遂引藥氣入于四肢，滯血化為癰疽。是白酒曲中多用草烏頭之藥，皆有大毒，甚于諸石。”原來，白酒在古人眼里還是一味“通血脈、散濕氣、行藥勢、殺百邪惡毒氣”的良藥。

而治療中暑辦法簡單卻高效：“但用辛甘發(fā)散，疏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能害之矣。”宋代學者葉夢得《避暑錄話》舉實例論證此“偏方”有效。有一次，一個馬夫盛暑天騎馬趕路，突然氣絕倒地，他見狀急忙往馬夫嘴里灌“五苓大順散”的藥水，卻沒有療效。眼看已過最佳搶救時間，同伴王相取來一顆大蒜，在路上鏟些熱土一起碾碎，加凈水攪拌，過濾渣滓后，撬開馬夫的牙齒灌了進去。不一會兒，馬夫蘇醒過來，到了傍晚，就騎著馬離去。

在科技落后的農(nóng)耕時期，人們生活中的許多“偏方”，看似笨拙，實則蘊含著人類智慧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