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叔河先生 李鋒 攝

雖然“高中肄業”是他最高學歷，但他卻是一位著名的出版家、學者、散文作家；48歲他才到出版社當編輯，卻在離休后獲得“韜奮出版獎”；快離休時他開始為外孫女學古文寫小文章，結集出版十年后卻成了爆款暢銷書；今年94歲的他，在病床上已偏癱失語，卻堅持用右手改稿并寫出新篇……出生于1931年的鍾叔河先生，讀書、編書、寫書，一生所系盡為書。

“飯是要吃的，書是要讀的”

鍾叔河出生于湖南知識分子家庭，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典型的“虎媽貓爸”型家庭。他的父親鍾昌言是最后一屆考八股文的秀才，也是最早進入新式學堂的學生。“父親是光緒四年（1878年）的人，應科舉成了‘佾生’，又進時務學堂，是梁啟超的學生。”鍾昌言赴日本留學，歸國后在湖南大學的前身湖南甲種工業學校教授數學。鍾叔河在兄妹五人中是最小的，與父親相差五十多歲，也因此父親對他比較寬容。“從四五歲開始識字看書起，我想看什么書，愛看什么書，都可以，他基本上不管。”但鍾叔河的母親因自己不識字，便對兒女們讀書管教很嚴格，在母親“要讀書不要貪玩”的嘮叨聲中，鍾叔河一頭鉆進父親的書房，不知不覺讀了很多書。

書讀多了，自然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欲，初二那年的暑假，鍾叔河拿姐姐的筆記本模仿古人用文言文寫了一卷筆記體小說《蛛窗述聞》，而那時他只是個15歲的少年。

鍾叔河常說自己讀書不多，其實是自謙。準確的說法應是“學歷不高，讀書不少”。這也是有歷史原因的。1937年為躲避日軍的戰火，母親帶他避居到鄉下老宅，抗戰勝利回到長沙的鍾叔河就進入了新式高中。1949年8月，還不滿18歲的鍾叔河偶然報考了長沙的“新聞干部訓練班”，出色的寫作功底讓他脫穎而出，“未入班受訓”就被剛成立不久的《新湖南報》（今《湖南日報》）錄用。一個月后，他寫的新聞便出現在報紙上。自此，“高中肄業”成了他的最高學歷。

1957年，鍾叔河被打成右派，逐出機關，自謀生路。為了謀生養家的鍾叔河拖過板車，做過木工，辛苦的勞動之余，他也沒有停止讀書，沒錢買書就去書店看書。“文革”中，鍾叔河被判刑十年，進了勞改隊，因為有機械制圖的基礎，便被分配到繪圖室。他在繪圖室中得到工人的幫助，以其名義借了不少書，《二十四史》《資治通鑒》，還有一些內部書籍，這段時間反而成了他讀書最多的時候，也讓他沉淀下來，更加深刻地思考社會、民族的發展與前途。說起那段艱難歲月，鍾叔河幽默地說：“飯是要吃的，書是要讀的。”

1979年，鍾叔河平反，提前釋放出獄，那時他已經48歲了。出來后他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尋找當年因無力照顧而被迫送養的小女兒；一是在好友朱正的推薦下，進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做了一名編輯。從此，他把多年的思考化為行動和成果，以獨特的膽識策劃了《走向世界叢書》，經過夜以繼日、爭分奪秒的努力，1980年7月，叢書的第一種《環游地球新錄》出版，鍾叔河撰寫了總序。此后基本以每月一本的速度問世，因原文是文言，為方便讀者閱讀，鍾叔河為每本書都寫了上萬字的導讀。

叢書的前幾種推出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著名文史專家、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李一氓稱“這是近年出版界一巨大業績”。錢鍾書先生也特意給鍾叔河寫信，建議他將總序和各篇導讀印成一冊，并破例為之作序。楊絳后來在信中說：“鍾書生平主動愿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1983年他又力爭將《曾國藩全集》列入國家規劃并組織實施。1985年首倡重印周作人著作，他所編訂的《知堂書話》為1949年后首部以周作人本名出版的書。離休后他還把歷年在報刊上發表的小文結集為《念樓學短合集》出版，十年后這套書成為爆款暢銷書。

1994年，已經離休的鍾叔河獲第三屆韜奮出版獎，這是對他時間不長卻碩果累累的編輯生涯的最高肯定。

2 “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

大約十年前，那時我剛做編輯沒幾年，年紀雖不小但也算初出茅廬，輾轉得到鍾老的聯系方式后想跟他約稿，將五卷本《念樓學短合集》改編成青少版，表達了我的想法后被鍾老誠懇而體面地拒絕了。

理由有三：第一，與原出版社合作多年，溝通很順暢，不想輕易換出版社。第二，退休（其實是離休）多年，花銷不大，工資和稿費收入常有盈余，無出新版的必要。第三，年紀已大，精力有限，無法承擔改編的大量工作。我失望之余卻又感動：作為后學者，素昧平生，僅憑一腔熱情冒昧地向一位長者名家約稿，不僅沒有被置之不理，還得到了如此鄭重的回復，怎能不感動呢？

從此之后常與鍾老書、信以及電話往來，比如請他為我之前購買的書簽名，把我責編的新書送給老人家求指教。老人家也會把他新出版的書送給我，偶爾會在書中夾一頁箋紙，留下幾句簡言。有時是感想：“謝謝寄下好書，幸田露伴為初見，太宰治則是再讀了，日本的小說與中國大不相同，同是東洋人，卻不同如此，甚可異也。”有時是祝福：“春天快樂！”（見右下圖）箋紙上要么印有雅致的花紋，要么印有他喜歡的一行文字，比如他特別喜歡的法國文人繆塞的一句話——“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

2018年，五卷本《念樓學短合集》經由湖南美術出版社與后浪出版公司合作，合并為兩卷本的《念樓學短》推出，上市后受到了廣泛好評，成了當年的暢銷書。這原本是鍾老為了外孫女們學古文選的一些篇目，但后來她們都學了理科，失去“服務對象”的鍾老便把這些短文作為“澆胸中的壘塊”的寄托，累積多年，輯錄成集。書已出版多年，現在成功破圈，為大眾讀者所認知。

追索一下原因，要從2017年部編本統編教材的使用說起，部編本終結了持續三十年的“一綱多本”語文教材體系，通過“守正創新”的編寫理念，將古詩文的比例大大提升，小學階段增至共129篇，初中增至132篇，并首次在小學一年級加入《三字經》等國學內容。一時間特別適宜的國學教輔和課外讀物非常少，而兩卷本《念樓學短》恰逢其時，選文530篇從先秦到民國，每篇又都是百字左右的小古文，還有鍾老的通俗譯文和個性評點，從內容到形式都踩中了時代的節拍，被譽為“百字版的《古文觀止》”。

瞧，好書就是這樣，早早地出來，然后靜靜地等待著時代。

我又動起了改編成少年版的心思，這次我向鍾老詳詳細細描述了改編的思路、選篇的計劃、插圖的風格以及版式設計，也許是我的創意打動了他，也許是我的鍥而不舍打動了他，我想更應是廣大讀者的認可打動了他。

于是我和鍾老之間的通話與通信都圍繞著書的內容，努力將書呈現出最好的形態。作為一個成就卓著的老編輯，鍾老有很多處理稿件的具體實踐，在版式細節上更是有獨到的經驗和巧思，一本書做下來我著實受益匪淺。

就這樣，鍾先生在長沙，我在北京，靠著書信和電話，我們在素未謀面的情況下，千里之間出版了第一本書《給孩子讀經典》。后來又跟鍾老合作了《絕妙好文：念樓學短選讀》《暮色中的起飛：念樓散文選》以及《念樓學短合集》（修訂版）。因鍾老有眼疾，家人不讓他用電腦和手機，不過也正是如此，我才能保留下這么多紙質的溫度和美好。有時整理書信，看到鍾老的文字，內心便升起一種溫暖。

這幾年鍾老年紀漸長，身體又屢遭病毒侵襲，再次中風后他更是偏癱在床，完全靠保姆幫助才能坐起。左手左腳癱瘓無力，但他堅持用右手改稿，甚至為《暮色中的起飛》一書新寫了一篇《兩首〈水調歌頭〉》，那是他病后所寫較長的文章之一。

《念樓學短合集》（修訂版）出版后，我立刻給鍾老寄去樣書，鍾老很快在病床上回信：

謝謝你把書編印得這樣精致這樣好，樣書請寄下就可以了，不必辛苦自己送來。我又一次中風后已經失語，不能開口談話了，來了見到這樣子，彼此傷感，不是我所愿意的。

如是可能，樣書希望能多寄幾部，我想留給女兒和外孫們各一部，這就（是）我的遺產，也是我和你合作的紀念了。祝福你一切都好。鍾叔河2025年3月6日于病床上展信一讀，欣慰又感傷，愿上蒼保佑，一切都好。

3 “我很坦然，不必為我擔心”

2019年秋我專程去“念樓”拜訪。“念樓”是鍾叔河先生的書齋名，因位于長沙的一棟高樓的二十層而得名。出電梯后左轉走到盡頭，門上有個小鐵牌，上面刻寫著“念樓”二字。門開后，一位慈祥的、瘦瘦的老者站在門口迎接我們。

大大的客廳兩面都是書架，書架上滿滿地擺著書籍，客廳一角放著一張臺球桌，鍾老的夫人在世時，兩人常常一起打上幾桿。

因為之前有很多的書信電話交流，所以見到鍾老后毫無陌生感，就像看到自家的長者一樣。坐在客廳中，聽著鍾老的長沙普通話，忽然有些恍惚，仿佛這樣的情景曾經發生過。鍾老講了自己讀書的經歷，還勉勵我也要努力編自己的書或寫自己的書。他說：“編輯應該讓自己成為書的主體。”他還舉出例子，葉圣陶當年還在做小學老師時，就領著學生一起編寫了《十三經索引》，成功地解決了人們檢索經典的困難，給后學者帶來極大的方便，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

鍾老很健談，我們聽得很癡迷，不知不覺就到了中午。老人家盛情留飯，我們便蹭了一頓午餐。保姆做了四個小菜，簡簡單單，每人面前擺了兩雙筷子，一雙吃飯，一雙夾菜，小細節很感人。

飯后告辭，鍾老送我們到門口。那年他88歲。

再次拜訪“念樓”已是4年后了。2023年春，我陪著社領導去看望鍾老，這次門口并沒有鍾老的身影。因為前一年他再次中風后導致了偏癱，出院后行動不便，除了洗漱、上廁所和做康復訓練，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審稿改稿、寫信回信也在床上。身體雖然不便，但腦子不受影響，依然思維敏捷，聲音有力。“我很坦然，不必為我擔心。”

怕影響他休息，我們沒坐太久便告辭離開，保姆把我們送到門口。那年他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