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浩，山西臨汾人，藝術學博士，山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教師。曾在《當代文壇》《中國現代文學論叢》《中國文藝家》《散文百家》《火花》等刊物發表評論若干篇。

生命救贖，三種不同的方向和可能——張象“命運三部曲”讀札

張 浩

作為近年頗受矚目的青年小說家，張象以短篇小說創作見長，其近期發表的三個新短篇《明日之歌》《變兔》《吸火的人》，都是講述人和命運正面遭逢、猛烈廝殺的佳作，呈現出不一樣的闊大氣象。

其中，《明日之歌》首發于《十月》2025年第3期《“縣”在出發》欄目。這一期是“新時代文學晉旅”作品小輯，共收錄兩個短篇小說和一篇散文，《明日之歌》排在第一篇。山西省作協主席、作家李駿虎在“主持人語”中說，這三篇作品，是由《十月》編輯部從二十余篇山西作家的作品中遴選出來的，李駿虎本人及山西省作協均未參與意見。當《十月》主編季亞婭告知審稿結果時，李駿虎直言有一種開“盲盒”般的期待，“馬上放下手頭的一切事情，尋寶一樣‘貪婪’地開始閱讀”。李駿虎認為，張象講述的這個迥異于冷漠世情流的蒼涼而溫暖的見義勇為的故事，“驚人地達到了新時代短篇小說寫作的全新高度”。

李駿虎的論述宏闊高遠，我看《明日之歌》，從低處著眼，感覺主人公曲紅兵經歷的是更為慘烈的人生悲劇和命運摧殘。他在十七年間先后失去妻子李秀蘭和兒子曲吉，兩次刻骨銘心的死亡事件構成了敘事的雙重打擊，一個身處暮年的老人經歷這一切，接踵而至的死亡構成了人物的日常生命圖景。值得注意的是，兩次死亡都發生在生活即將迎來轉機的時刻，第一次是剛在縣城買房，第二次是準備給兒子娶媳婦。這種敘事策略，強化了命運的荒誕性與生命的脆弱感。

然而，這還沒完。最令我感到驚心動魄、后脊背發涼的，是張象在小說里安排的第三次死亡。這第三次死亡，就是作為“兒子曲吉”精神化身的小狗的死亡。如果說遭遇前兩次死亡，曲紅兵還可以憤怒地質問“老天爺”“你這樣欺負一個老百姓，你算什么”，直指命運不公進行控訴。那么，面對第三次死亡之時，曲紅兵已經欲哭無淚，失去了抗爭的勇氣，小說將人物推到如此絕境，他將何去何從？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這個“他”，既是指主人公曲紅兵，也是指作者張象。好在讀完結尾之后，我松了一口氣。

另一篇《變兔》，首發于《安徽文學》2025年第4期的頭條欄目《書簽人物》。在《變兔》中，主人公郝彩霞幼年偶然看見父親與其他女人接觸，將此事告訴了母親，正是這個無心之舉，助推了父親與母親之間感情的徹底破裂，也間接影響了自己一生的命運。

親眼見證并經歷了父母的婚變、母親的離開、后媽的冷暴力，這些創傷記憶成為折磨郝彩霞多年的精神夢魘，與劉丹之死的羅生門敘事形成了巧妙互文。而面對母親黯然離家出走、不知所蹤的結局，郝彩霞一生都在不斷地對自己發出靈魂拷問：“我媽走了以后的很多年，每天黑間睡下睡不著時，我都在想同一件事：如果不是因為我，我媽是不是就不會走了？”

而首發于《都市》2025年第5期頭條的《吸火的人》，藝術品質絲毫不遜于前兩篇。《都市》主編、太原市作協主席劉照華，在“卷首語”中說，“《吸火的人》，剝開生命脆弱的外殼，對‘吸火者’的命運作了獨特詮釋”“升華出對命運寫意式的觀照”，我以為是非常精當的。

《吸火的人》中，作者讓一個少年不斷體驗著生活的減法，在命運的重壓之下，他先是因脊髓損傷失去了健康的軀體，之后又接連見證了教自己口琴的老人的離去、隔壁病房截肢的小女孩小雨的離開、父親的死亡以及母親最后的身患癌癥……張象以近乎殘酷的筆觸，描繪了不同人物和家庭在命運重擊下的生存圖景。

三篇小說中，人物的命運如同鹿水河畔的鵝卵石，被歲月的激流沖刷出深淺不一的紋路。張象通過主人公曲紅兵、郝彩霞等不同人物的悲劇性命運，展現了生命在無常面前的脆弱性，以及在絕望深處尋找救贖可能的人性光輝。在張象筆下，我們看見生命如何在命運的圍剿下迸發微光，見證救贖如何在絕望的裂縫中抽枝發芽。這三篇作品不僅是對個體創傷的深刻書寫，更是對當代社會中普通人精神困境的精準捕捉。也正因為“命運”在三篇小說中均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隱性主人公，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批評家何亦聰將其定義為“命運三部曲”。

“命運三部曲”呈現出了真實完整的人生圖景，生活充滿了殘酷且難以抵擋的意外，現實如此吊詭、不堪、血淋淋，以至于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會不由得想起余華的《活著》。可以說，張象的《明日之歌》《變兔》《吸火的人》這三篇小說，繼承了余華《活著》殘酷敘事的衣缽，但相比之下，要更加冷冽、更加殘酷。在小說《活著》里，作者余華至少還留了一頭老牛與主人公福貴做伴，而在《明日之歌》里，張象最終連一條狗都沒有給主人公曲紅兵留。他把人物丟到光禿禿的懸崖邊上，任其雙手亂抓，空無所依，只是冷眼旁觀而不伸援手。“殘忍”至此，令人不得不感嘆，這真是個“比余華更狠的作家”。

生命意象，隱秘的互文系統

張象“命運三部曲”中的意象系統頗有意味。“三部曲”中的生命意象構成了隱秘的互文系統，最具神性的救贖之光，卻閃爍在最卑微的物象之上。

《明日之歌》中驀然闖入曲紅兵生活之中的幼犬，《變兔》中貫穿敘事的雪兔意象，《吸火的人》里在病房流轉的口琴，這些精妙微小意象的存在，揭示著生命韌性的不同面向。它們承載的不僅是救贖希望，更是對殘酷命運的溫柔反諷。

在我看來，《明日之歌》中“狗”這一意象構成了重要的敘事線索。從兒子童年時期反復請求養狗被拒，到最后救狗而死；從曲紅兵拒絕養狗到接受贈狗，再到因喂食不當導致小狗死亡，這一系列關于狗的敘事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隱喻系統。狗在小說中既是家庭創傷的見證者，也是情感連接的紐帶，更是生命延續的象征。老狗垂墜的孕肚與新生的小狗，意味著即便在殘酷的死亡圖景之中依然孕育著生命的延續，生命不斷在輪回中達成希望的傳承。當曲紅兵看著小狗“亮晶晶、黑漆漆的眼睛”時，他看到的不僅是寵物，更是兒子生命的某種延續。

《明日之歌》最打動人心之處在于其對“救贖可能”的探索。小說中反復出現的“綠色”意象，綠色的沙發、綠色的窗簾，這些妻子生前喜愛的色彩，成了記憶的物質載體，也構成了一個從記憶到希望的色彩隱喻系統。在小說的結尾處，花盆中意外冒出的“新綠”和樓下孩童背誦的“離離原上草”，構成了雙重救贖意象。這些細微的生命跡象暗示著：即使在最深的絕望中，生命依然保持著自我更新的能力。曲紅兵最終沒有選擇自殺，而是回到了日常生活，這種選擇本身就是對命運的一種無言抗爭。而作家也通過這種開放式結局，為千瘡百孔的生活留下了一線希望的曙光。

《吸火的人》中反復出現的“吸火”意象，構成了文本的核心隱喻。老人說“我吸的不是煙，是火”，這一看似荒誕的表述實則揭示了生存的本質，即每個人都需要找到自己吞咽和消化苦難的方式。老人抽煙、父親酗酒、母親嗜辣、“我”沉迷口琴，都是不同形式的“吸火”行為。張象通過這一意象，將個體苦難升華為普遍的人類困境和生存經驗，使小說獲得了超越具體敘事的哲學深度。

《變兔》中郝彩霞童年的創傷經歷以及其敘述的不可靠性，某種程度上與小說的標題《變兔》以及“雪兔”這一意象本身，達成了深切的互文。小說中的“雪兔”可以根據環境不斷變化自己的毛色，以在自然環境之中生存下去。其直接指向的是一種深刻的隱喻，即在這個殘酷的人間，人類也需要根據現實需要和生存環境不斷調整自己面對現實的姿態。

隨物賦形，渾然天成的結構

張象“命運三部曲”的結構設計，也值得我們高度注意。一般來說，作家寫小說，尤其是寫中短篇小說，寫到一定程度以后，往往很容易結構雷同，但張象這三個短篇小說的結構卻完全不同，《明日之歌》是隨物賦形，《變兔》是三層嵌套，《吸火的人》則采用雙線敘事。

《明日之歌》的結構像一首歌，時間流轉，自自然然，又像是水，隨物賦形，遇方則方，遇圓則圓，渾然天成。小說主體內容是曲紅兵在衰老之后對于過去苦難人生的回憶，這是過去的時間維度。曲紅兵不期然遭逢接踵而至的苦難，他中年喪妻，晚年喪子，待塵埃落定之際，他已經衰老不堪，由此開始凝望過去，展開了對于過往苦難人生的回憶。

現在的維度則是兒子去世之后，曲紅兵的一系列行動，比如為兒子布置葬禮、尋找墓地、收養小狗。他在悲哀的生活之中無所適從，一度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試圖去投河自殺，最終還是放棄。

但是小說又暗含一個未來的維度，盆栽的腐殖之中驀然冒出新的嫩芽，孩子們的歌聲被風吹上云霄。這些代表明天的新生生命都意味著昨日已盡，明日開啟了新的篇章，“稚嫩的明天直上云霄，被風送得很遠，很遠”。這個維度當然屬于一種未來的維度，是期許、是希望、是力量、是救贖，也是一種未竟的預言。它支撐著人們在苦難的人間活下去，活下去本身就是一種昂揚、振奮且不屈服的姿態。所以，我們最終會發現，雖然小說幾乎通篇都寫的是過去，但卻被作家張象命名為《明日之歌》，由此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反差和張力。

《變兔》最顯著的藝術特征，是其敘事結構的“變兔”特性，小說采用三層嵌套結構，每一層的主體內容都是身患阿爾茲海默病的郝彩霞對過去事件的一種敘述。

每一層的開頭幾乎都一樣，是一種有意為之的重復，和重復之中對仗工整的變化。第一層的開頭為：“我來到隔壁，想蹭個床睡。”第二層的開頭為：“我來到隔壁，想睡個陪護椅。”第三層的開頭為：“我來到隔壁，想聽個結尾。”這樣的設計，猶如一個敘述的循環系統，直接對應的就是被困在記憶迷宮之中的郝彩霞自身記憶的不可靠性和命運的吊詭循環。

《吸火的人》則采用雙線敘事結構，A部分以少年視角展開一場突如其來的生命劫難，B部分則以成年后的回望完成對這段經歷的救贖性解讀，從此得以與舊日往昔的一切悲哀和不堪告別。

時間跨度長達八年的敘事安排，使文本獲得了審視苦難的雙重視角，也使得當下的痛苦與事后的領悟得以相互映照。輪椅上的“我”從最初的憤怒抗拒到后來的平靜接納，這一心理轉變過程被張象刻畫得細膩而富有層次。當“我”最終能夠“自己走進這家醫院”時，不僅完成了身體的康復，更實現了精神的涅槃。

也正因為這種敘述結構和時間維度的刻意安排，在張象的“命運三部曲”中，我們還會發現一種新與舊、真實與幻覺、殘酷與詩意、絕望與希望、過去與未來之間的辯證式的特殊且精妙的張力。

《吸火的人》結尾處關于“第123號元素Kc”的科幻式設定，以及重塑脊髓神經的微創尖端技術的設想，既是對科技進步的樂觀期待，也暗含對人類精神韌性的禮贊。這種現實與未來的交融，使文本獲得了獨特的時空縱深感。

《變兔》里，因為童年時期所遭遇的精神創傷，郝彩霞實際上一直活在充滿遺憾、悲哀、傷痛和壓抑的記憶之中。她猶如困獸，掙扎在過去的記憶之中，難以從其中走出，也難以獲得安慰和救贖。但是在敘述者“我”講述了關于“雪兔”的真相后，郝彩霞最終從精神夢魘之中得以超脫。小說最后以意味深長的“房間里的人知道，天要亮了”作結，實際上隱喻了郝彩霞被救贖以及從悲哀的記憶之中抽身，走向未來的可能性。

《明日之歌》中，妻子的意外離世給中年時期的曲紅兵帶來的是一種巨大的心靈創傷，所以我們會發現，他一直陷在過去之中無法自拔。家里的東西他都沒有更換，都是妻子生前置辦的物品，一切都保留著當初的模樣，“一串鈴聲吵醒我，我起床去拉窗簾。這窗簾還是李秀蘭走的那年買的，十七年沒換，很舊了，但仍很厚，擋風很好”。但巧妙的是，正是從這些遺存的舊物之中，主人公發現了新的希望和“來自明天的光亮”，“經年累月，窗簾的顏色變得越來越淡，深綠變淺綠，又變淡綠，像一片森林變成一片樹葉，最后又變成了一點嫩芽，盯久了，會從綠色里看出一點仿佛來自明天的光亮來。”

同樣，小說伊始就告知我們，在曲紅兵一家人搬到新家之后，原來的戶主有東西沒有搬走，“老夫妻沒搬，她讓我搬到陽臺”。到結尾我們才發現，原來那沒有搬走的東西是兩個花盆。更讓人驚訝的是，即便時隔多年，妻子生前很喜歡的那兩個花盆依然放在陽臺，沒有被丟棄，也沒有改變位置。“那兩個中的一個，好久不見，花盆里的泥埃，飛蟲，蛛網，都古遠了，褐色堆積的腐葉里，居然冒出了一層新綠，那綠淡淡的，似煙似霧，若有若無。”由此我們發現，通過此種前后呼應的設置，一方面表現出了妻子離世之后，曲紅兵的萬念俱灰和他對于妻子的極度深情；另一方面，雖然生活看似停滯在了妻子離世的那天，但時間的長河依然奔騰著流向未來與遠方。在這荒唐又悲涼的人間，看似恒常不變的生活下，依然有生命在無人注意的角落潛滋暗長。腐葉堆里冒出“新綠”，舊物最終會冒出新芽，生命雖然卑微渺小卻自有其韌性。生命的救贖不一定來自宏大的轉折，也有可能隱藏在日常生活的細微處。張象這種對細節意象的呼應運用，不由得讓我們想起歸有光的名句：“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三種救贖的方向和可能

這同時也引發了我們的思考，即在極端命運的摧折之下，面對不約而至的苦難，渺小卑微的普通個體應該保持一種什么樣的姿態？我們如何在混亂、無序、吊詭、命運無常的人間生存？

我們會發現，在張象的“命運三部曲”中，作家通過人物的選擇給出了三種救贖的方向和可能。

首先，就是去直面生死，安然迎接命運的安排，坦然面對生命中的歡樂和苦難。正如曲紅梅對哥哥曲紅兵的寬慰：“我知道你難過，我們都很難過，但是，事情已經發生了，做下啥吃啥。”可以說，這種“做下啥吃啥”的觀念是幾千年來中國普通勞動人民在生存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樸素的生活哲學。

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吸火的人》中的人物，那些“吸火的人”，無論是肺癌晚期仍堅持教口琴的老人，還是酗酒成性的出租車司機父親，抑或是靠辣椒刺激味蕾的母親，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吞咽著生命的灼熱，維系著內心不滅的火種，在命運的寒冬之中自燃取暖。這團火，既是生存的隱喻，也是對抗命運的精神武器。當“我”和小雨討論“人類終究不是螻蟻”時，張象實際上提出了關于人類尊嚴的深刻思考，生命的意義或許不在于規避苦難，而在于學會與苦難共存；生命的價值不在于其完整程度，而在于其內在的精神高度。小說中的人物安然接受命運的安排，但在直面命運的過程之中，卻也始終不渝地進行著不屈服的抗爭。他們的存在如此卑微、渺小，卻也如此可敬、偉大。他們身上彰顯出的正是一種蓬勃向上、昂揚不屈的生命力，以及屬于人類本身的尊嚴與不屈。

其次，就是把命運交給信仰。在命運的至暗時刻，“三部曲”均不約而同地轉向民間以尋找救贖之光。人間充滿了苦難，仿佛永遠望不到盡頭，正因如此，為了活下去，人總得相信點什么東西，從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中汲取一些生存下去的勇氣、信念和希望。有這些希望支撐著，那些普通個體才能跋涉過岌岌可危的當下，在荊棘遍布的生活中安然無恙。

《明日之歌》中的“石頭娘子”與水胤先生，《變兔》中的雪兔傳說與觀音誕辰，《吸火的人》中的民間傳說與天鹿神涎，這些看似荒誕的救贖符號構成了底層民眾在命運絞殺之下的民間救贖的三重可能性。

《明日之歌》中的人物，相信死去的人在另外一個世界可以換一種方式活著，所以曲紅兵的妹妹寄托于冥婚，試圖以此讓曲紅兵從中得到一些微眇的安慰。《變兔》中，幼年的郝彩霞為了挽回母親，一廂情愿地相信母親吃了變兔的子宮就可以生下兒子。《吸火的人》中，面對兒子的身體癱瘓，看不到希望的母親皈依宗教，以此療愈自己的內心，而吹口琴的老人，則相信傳說中的天鹿神涎可以讓自己的孫女斷肢重生，于是他毅然踏上了尋找神水的旅途。這些民間信仰和傳說，放在張象的文本里，并不是封建迷信，而是起到一種類似“裝置”的藝術效果。從精神救贖的角度看，它們像一束束光，照亮了人物原本黑暗的內心，給快被苦難壓抑窒息的生命提供了一個喘息的出口。就如同《吸火的人》中第一部分結尾的那句話：“我說，傳說不是假的嗎？母親接茬說，也不一定吧。”

最后，則是依靠時間的力量，把救贖的可能和獲得拯救的希望交給明天，寄托給未來，相信時間會消磨掉一切傷痛，以此給心靈受傷的個體留下救贖的希望。歸根結底，生活在苦難的人間，普通卑微的個體需要這樣的一種力量來支撐著自己活下去。在這個層面，這種對于明天的想象，使得“命運三部曲”指向了同樣的方向，即救贖的維度。這種作家提供的救贖的可能，構成了貧乏可悲的人生中的一抹亮色，體現出的是作家對于掙扎在苦難命運之中的人物的一種同情和悲憫。

“鹿水”作為文學地標的出現

熟悉張象小說的讀者會發現，在張象早期的作品，如《外省青年》這部小說集中，大多數人物都處于一種背井離鄉的漂泊狀態。他們從家鄉出發，輾轉于北京、廣州、深圳等大城市打工、創業。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又失去，迷茫又彷徨。但是在“命運三部曲”中，小說人物回歸了故鄉“鹿水”這一穩定的、恒常的生存所在。

據《山海經》記載：“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木，多沙石。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這就是鹿水的來歷。而“鹿水橋”作為《明日之歌》中兒子死亡的具體地點，則轉化為創傷記憶的地理標記。更具深意的是“天鹿山”這一意象，它既是《明日之歌》中曲紅兵埋葬妻子、兒子、小狗的場所和安息之地，也是《吸火的人》中吹口琴的老人為孫女尋找神藥的地方。這座山在小說中構成了一個生死交織的象征空間，連接著現世與彼岸、記憶與遺忘。某種程度上，“鹿水—鹿水橋—天鹿山”這種帶有作家自身強烈色彩的文學地標的出現，意味著張象的小說創作真正走向了成熟，擁有了自己極具辨識度的“文學根據地”。

從更廣闊的社會視角看，“命運三部曲”真實地反映了當代中國底層人民的精神困境。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像曲紅兵、郝彩霞、“我”這樣的普通人既渴望改變命運，又難以逃脫命運的捉弄。經由這些人物，作家的思考得以延伸到外在的更廣闊的現實層面和時代層面。《明日之歌》中提到的“清華家園”開發、縣城改建、撤縣設區等細節，都是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真實寫照。通過這些細節以及曲紅兵從鄉村民辦教師到礦工再到房產銷售的身份轉換和人生選擇，作家巧妙地勾勒出了中國社會轉型期普通人的生存軌跡以及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變遷。

在經歷命運殘酷的摧折之后，曲紅兵不禁產生了一種假設，“如果當初不進城，一切會不會不同？”這些假設一方面反映出的是曲紅兵、郝彩霞內心的絕望、悲哀和幻滅，正因為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所以他們才會對命運作出如此一番假設；另一方面這些假設也折射出了看似偶然的命運背后的某種必然性。曲紅兵進城為了孩子上名校這一人生選擇看似偶然，但本質上是一系列偶然背后的必然。作為那個時代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之中的普通一員，進城是他的一種必然的結局和必然的命運。同樣，郝彩霞的母親離家出走看似偶然，實際上也是一種必然的宿命性的結局。作家通過曲紅兵和郝彩霞的悲劇命運，在描繪了一幅關于苦難和救贖的生命圖景的同時，更是描繪了一個時代的縮影，在宏觀層面達成了對農民工集體命運和底層民眾精神困境的一種深切反思。

《吸火的人》結尾處，作家借敘述者之口說：“今夜，我想念所有吸火的人。”這句意味深長的話，帶著詩性，如一聲悠長的嘆息，讓我們想起海子的那句詩：“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詩人海子由對人類集體的關心回歸到自身的個體情感，而作家張象則由個體的苦難推向對人類更闊大的悲憫，將個體記憶升華為集體關懷，這樣的書寫，既不讓苦難顯得輕飄，也不使希望淪為虛妄，它最終指向的是一種可貴的救贖維度，彰顯的是張象對于筆下人物和小說之外的眾生的一種深切悲憫，而這種對于生活在苦難之中的普通個體的慈悲，是通向偉大作家的關鍵一步。

在“命運三部曲”中，張象的敘事既不是悲情的控訴，也不是廉價的慰藉，這種救贖詩學不提供答案，卻為那些破碎的靈魂提供了某種精神性的出口。真正優秀的作家就是如此，當整個時代都在高歌猛進時，總有人需要留在原地，記錄那些被歷史車輪碾碎的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