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高考出分后，忽然有很多親朋故舊來問成績，有的平日幾無往來，也自認為負有關心詢問的義務。對此我是有點困惑的，說是想聽到好消息替你高興一下，那要是聽到壞消息呢？當然，也許啊，聽到壞消息會更開心。

哈哈，我有點暗黑了，可能人家只是單純好奇。但熟人間的好奇，還是因為彼此有可比性。熟人是最具體可感的坐標，主體性不清晰的人，需要靠和別人的相關性來確認自己的位置。

張愛玲曾說，她被她母親和姑姑培養得對熟人沒有一點好奇心，她們是最大限度降低他人和自身相關性的那類人。但張愛玲常寫自己家事，她舅舅也說，她會跟自己打聽族人往事，也不能說對熟人完全不好奇。

倒不是張愛玲撒謊，她是對熟人作為“熟人”的那一部分不好奇，但對熟人作為“人”的那一部分好奇。

以《金鎖記》為例，張愛玲的弟弟張子靜說，曹七巧確有其人，是李鴻章家族中的一員。張愛玲也曾說，她筆下人物大多有所本。不難想象，作為華麗家族中的異類，曹七巧的出身做派，一定會讓她常為族人議論，一方面是因為真心看不慣她——她做人確實挺差勁，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此標榜自身的得體與高貴。

但張愛玲跳出了“熟人”視角，跳出了是非判斷，她看到曹七巧作為“人”的異化過程：

“她十八九歲做姑娘的時候，高高挽起了大鑲大滾的藍夏布衫袖，露出一雙雪白的手腕，上街買菜去。喜歡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祿，她哥哥的結拜弟兄丁玉根、張少泉，還有沈裁縫的兒子。喜歡她，也許只是喜歡跟她開開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們之中的一個，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對她有點真心。”

麻油店的生涯，并不像那些少奶奶嘴里那么不堪，曹七巧也是那樣可愛的一個賣麻油的姑娘。這種自然延續的生活被命運強行斷裂，給她戴上黃金枷鎖，發配到異鄉，在一個充滿質疑的世界，華麗家族也像是蠻荒之地，她成了大家族里的“瘋女人”。

張愛玲對于曹七巧的描摹里有一種大悲憫。這種悲憫是因為她割舍掉“熟人”這一身份，否則就只能看到與自己相關的局部，即使有些同情，也是局限并且易碎的，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看見一切，又理解一切。

還有《傾城之戀》里的白流蘇，《小團圓》里也有她的影子，就是隨九莉母親蕊秋一起去香港散心的離婚女人項八小姐。小說里說得含蓄，但不難拼湊出被她拿下的畢大使原本是蕊秋的追隨者。如果張愛玲用“熟人”眼光去看，大概只會像當下某些評論者那樣罵一句“綠茶”，替她母親憤憤然而已。

她摒棄熟人視角，才能在這段香港情事里看到個人與時代命運的交織，理想與俗世碰撞的蒼涼與慘淡歡喜，看到更大更開闊的世界。

張愛玲拒絕將他者僅僅視為映照自身優越或確認自身位置的“對象”，她以近乎現象學還原的方式，凝視著曹七巧、白流蘇們作為“人”本身的異化、掙扎與存在的荒誕，而非她們在熟人網絡中的“位置”或“是非”。

但我最近用“微信讀書”看書，點開“書友想法”，發現有些人是相反的操作，管你怎樣的偉大著作，他們看到的全是熟人，要用評價熟人的方式品評這些人。

點開《紅樓夢》里面的“書友想法”，能看到有人一會兒罵賈寶玉“渣男”，一會兒罵薛寶釵“綠茶”，一會兒因林黛玉說劉姥姥“母蝗蟲”而惡語相向——作者寫這段肯定不是為了替黛玉招罵，而是表現他也曾有過的少年無知，笑劉姥姥的明明是個群體，林黛玉只是更加牙尖嘴利而已。

對于有些讀者這是不能忍的，他們不接受復雜世界，習慣于將三維的立體空間，轉換為二維的扁平圖景，將復雜的“他者”強行納入自己熟悉且安全的認知范疇，要求人人都符合他們的期待，這樣的閱讀也不能說不對，但能吸收到的總是少一點。

即使不作為寫作者或者閱讀者，用陌生人的眼光看世界，也能獲得更多。比如說那天我去菜市，買西紅柿時賣菜的女人丟給我一個塑料袋，我搓了半天搓不開，對著塑料袋哈氣。賣菜女人看著我笑起來，說：“你真可愛。”然后送了我一只洋蔥。

回來路上我很開心，她送我洋蔥的行為，脫離了賣家身份，僅僅是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捕捉到了另一個讓她覺得有趣的人對著塑料袋哈氣的、略顯笨拙的瞬間。我們不再是社會關系網格上的兩個點，而是剝離了標簽后，兩個獨立靈魂在具體情境里的一次單純碰撞。

超越“熟人好奇心”的維度，是一把開啟更廣闊世界的鑰匙。它邀請我們卸下比較的枷鎖，嘗試以“初見”的眼光打量周遭——就像《百年孤獨》描寫的那么新奇：世界新生伊始，諸事未被命名，提到的時候尚需用手指指點。那么你看到的，就是獨屬于你自己的完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