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往事》。圖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提供

7月19日，成都市天府人文藝術圖書館內，此起彼伏的成都方言中，知名作家楊紅櫻攜新作《成都往事》亮相。這位兒童文學作家，在60歲完成了一場“蓄謀”半生的轉型。

從兒童文學的純真世界到成人文學的市井煙火，她用約240萬字兒童文學創作積累的筆力，為故鄉成都寫下了一部虛實交織的“城市傳記”，讓那些藏在公館巷弄里的老時光、融在方言美食里的精氣神，在字里行間活了過來。

轉型里的故鄉情

“我為孩子寫作40余年，《成都往事》是我給自己寫的一本書。”首發式現場，楊紅櫻的話語里帶著卸下重擔的輕松。從19歲發表第一篇兒童文學作品起，她用22年打磨30本《淘氣包馬小跳》，以19年光陰完成30本《笑貓日記》，總計約240萬字的創作，讓馬小跳的調皮、笑貓的智慧成為幾代孩子的童年注腳。 而這一次，她的筆尖轉向了自己——那個在成都巷弄里長大，后來在北京生活十幾年，故鄉卻始終縈繞心頭的“真資格成都人”。“離開成都才懂這座城市有多讓人眷戀。”楊紅櫻坦言，60歲的她創作《成都往事》，是想為成都留下記憶。書中的人民公園、大慈寺、九思巷都是真實的地理坐標，九思巷在羊市街和平安橋街之間，這個名字在她看來頗有文化意味，“我更愿意相信‘九思’出自《論語》中的‘君子有九思’，這是人格教養的精華，也是老成都人骨子里的修養。”

書中的故事，則是她對童年見過的巷弄街坊、公館故事的重新編排，“就像把散落的老照片拼貼成相冊，讓老成都的魂靈在故事里重新呼吸”。這場轉型并非一時興起。在兒童文學的世界里，她始終藏著對故鄉的眷戀——《笑貓日記》里偶爾閃現的成都方言，《淘氣包馬小跳》中隱約可見的市井氣息，都是這場“蓄謀”的伏筆。如今，她終于可以用成人的視角，把那些成都人身上的特質，那些茶館里的閑談、巷弄里的煙火，好好講給世界聽。

“真資格的成都人”

“真資格的成都人拿得起，放得下，想得開。”楊紅櫻在《成都往事》中寫下的這句話，道盡了這座城市的性格特色。首發式現場，她拆解著那些從老成都肌理中生長出來的角色——他們是虛構的，卻比真實的更鮮活。 “8號公館”與“90號公館”是故事的核心舞臺，女主角小滿就住在這里。她曾被選去唱清音，三段戀愛愛得純粹、分得灑脫，最終嫁給一個“一輩子在構思長篇小說”的平凡男人。“成都女人就是這樣，不在乎對方有啥，只圖一顆真心。”楊紅櫻說。小滿的人生軌跡里，藏著對生活的通透：面對初戀因高考遠走，她不糾纏；面對眾多追求者，她清醒選擇“一顆真心”；當丈夫患上尿毒癥，她扛起家庭重擔，用自行車載著他去透析，于困頓中見韌性。

蔣二爺則是老成都男性的代表。作為考古組織成員，他總在鄰里間調解紛爭，甚至在成都解放前默默參與地下黨工作。“他身上有老成都人的溫潤和擔當。”楊紅櫻說。書中還有踏實善良的小哥、開心果王寶器等男性形象，各有特質，共同構成“柔中帶剛”的群像。

此外，無私托舉晚輩的梁姆姆、純潔文藝的鋼琴女孩小雙、孤高而不將就的斯小姐等女性角色，也在九思巷的煙火里交織。他們的家長里短、情感糾葛、病痛苦難，構成了成都人的精神圖譜。就像反復出現的人民公園，既是喝茶聊天的閑適場所，也曾見證時代風云，這些人物也在歷史洪流里，活出了從容與堅韌。

老成都的DNA

翻開《成都往事》，不僅能讀到文字，還能聞到香味、聽到聲音。四川人民出版社為這本書設計的“立體閱讀”體驗，讓老成都的味道觸手可及。封底的二維碼可掃碼收聽成都方言片段，那些“巴適”“安逸”的語調，瞬間把人拉回巷弄深處；書中穿插的手繪藏書票還原了“火巴耳朵”自行車的模樣——男人騎車帶著妻兒，車斗里坐著妻子，這一幕正是書中小滿與丈夫的生活寫照。 “當年成都街上最多的就是這種自行車。”楊紅櫻笑著回憶，“就像都江堰的水懂得進退，成都男人的‘火巴’，是對家的溫柔擔當。”而文字里的成都味，更是讓人“香暈過去”。

楊紅櫻筆下的麻婆豆腐，有“麻、辣、燙、香、酥、嫩、鮮、活”八字箴言：花椒必用漢源的，豆瓣得是龍潭寺大紅袍辣椒做的，豆腐要嫩得聞不到石膏味，臊子要炸得金黃酥脆，最后撒上翠綠蒜苗——這哪里是寫菜，分明是在寫成都人對生活的講究與熱愛。

書中的插畫更是精準復刻了老成都：可能是人民公園的蓋碗茶，茶客們搖著蒲扇閑談坐著的竹椅；羊市街里曾經拉響過的手風琴；公館里丁零作響的旋轉撥盤電話機；鄰家姆姆踩得風生水起的縫紉機……楊紅櫻笑著回憶，這些細節不是憑空想象，而是刻在她記憶里的“老成都DNA”。

用文字對故鄉告白

“楊老師的書是我和學生的‘密碼’，孩子們寫作文時，總忍不住用馬小跳的調皮、笑貓的智慧作比喻。”首發式活動中，一位語文老師的分享引發全場響應。而如今讀到《成都往事》，她更感受到“長大后的觸動——那些回鍋肉的香氣、茶館里的閑談，都是刻在成都人骨子里的印記。” 這種觸動，來自楊紅櫻對故鄉的深情。她說，這本書不求成為“巨著”。而今，《成都往事》里的故事或許仍在某個巷子里繼續。形形色色的身影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楊紅櫻用文字完成了對故鄉的告白：“除了對成都的熱愛，還有感恩：我感恩成都給了我成都人的脾氣，成就了有性格的我，柔韌又有足夠的松弛感；我感恩成都給了我成都人的活法，順其自然不強求，坦坦蕩蕩，無憂無慮。”

當人們翻開《成都往事》，讀到的不僅是一座城市的記憶，更是一種歷經歲月沉淀的生活哲學。這或許就是楊紅櫻60歲轉型的深意。

【專訪】

把藏了40余年的成都故事倒出來

為自己心里那點念想寫

記者：您已為孩子寫作40余年，為什么突然轉向成人題材？

楊紅櫻：其實也不算突然。我給自己立過大目標，做事情一步一個腳印，寫兒童文學時就想塑造真正的孩子形象——馬小跳是淘氣包，會犯錯、會改正，這才是成長。寫了二十幾年，他真的住進了孩子們心里，成了他們的精神伙伴。到了60歲，我就想，該為自己寫一本書了。

記者：從兒童文學到成人文學，很多人覺得是冒險，您不怕嗎？

楊紅櫻：成都人的性格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我不會患得患失。作家最終是靠作品說話的，讀者覺得好才是真的好。我不為名氣寫，就為自己心里那點念想，反而沒壓力。

記者：是什么讓您非寫成都不可？

楊紅櫻：離開成都十幾年，在北京每天都在努力生活，反而越來越想念故鄉。人就是這樣，離開后才知道有多愛。我想把成都的記憶寫下來，不是口號，也不是矯情，是真的想給這座城市留個念想，也算給自己的人生一個交代。

記者：轉型過程中，最難的是什么？

楊紅櫻：其實沒覺得難，反而輕松。寫兒童文學時，要考慮孩子的成長，要潛移默化地教他們道理，像馬小跳，每一步都得琢磨“這樣寫對孩子有沒有幫助”。但寫《成都往事》，我就解放了，不用想那么多，就寫我記憶里的成都，那種自由是前所未有的。

40余年積淀是寫這本書的底氣

記者：您說這本書是“四十幾年的文學積淀”，具體指什么？

楊紅櫻：從19歲開始給孩子寫書，這四十幾年的寫作經驗，都是寫《成都往事》的底氣。小時候在成都看到的美人、聽過的故事，像種子一樣埋在心里，到了60歲，《笑貓日記》30本都寫完了，時機到了就發芽了。幸好當年沒寫，那時候筆力不夠，現在寫起來才游刃有余。

記者：創作前有完整的計劃嗎？

楊紅櫻：沒有。我不是先搭好框架再填肉的作家。那些公館、街巷、人物，都是童年生活里有的，我只是把它們重新安排，讓它們在紙上活過來。就像成都的小巷子，彎彎繞繞，走著走著就有新發現，這本書也是這么“逛”出來的。開始的時候，也不曉得寫出來對不對，就一邊想一邊寫，跟畫素描一樣，一個個人物被勾勒出來，最終很自然地成為《成都往事》。

成都氣質藏在字里行間

記者：您覺得成都最迷人的氣質是什么？

楊紅櫻：容忍和松弛。這地方的人，再大的事，睡一覺、喝杯茶，第二天照樣過日子。為啥成都這么迷人？就是因為這種性格。書中的人物，不管是小滿還是蔣二爺，身上都有這股勁兒。

比如小滿，三次戀愛，不合適就分開，不糾纏不抱怨，這就是成都女人的“想得開”；蔣二爺，遇到事不慌，總在中間調解，這就是成都人的“松弛”。還有“火巴耳朵”，看著是調侃，其實是家庭溫暖，成都男人知道什么時候退，什么時候讓，這也是松弛的一種。

記者：為什么要用方言來創作這部作品？

楊紅櫻：一開始我就決定要用成都話，這是“成都往事”嘛。成都話非常有魅力，自帶韻律，能把情緒表達得恰到好處，不用翻譯，讀者也能懂那股味兒。

記者：在創作過程中，有沒有哪個人物是最讓您覺得信手拈來的？

楊紅櫻：像小滿這個人物，就特別自然。她身上有著典型成都女性的特質，拿得起、放得下、想得開。在構思的時候，她的形象、語言、行為就好像電影一樣在我腦海里不斷播放。我不需要刻意去雕琢，她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都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來，就像是我真的認識她很久了一樣。

60歲，依然可以重新出發

記者：《成都往事》的第一個短篇《小滿》最開始是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

楊紅櫻：對。我跟《人民文學》這邊不熟，也沒說我是誰，就這么投過去了。編輯說：“你這個起點太高了。”其實我就是想為自己寫本書，沒想到能得到這么高的認可。發表了一段時間以后，才有編輯來問我：“你是那個楊紅櫻嗎？”

這也給了我一顆定心丸。原來拋開“兒童文學作家”的標簽，我的文字依然能站得住腳。這讓我更堅信，好故事不分題材，不管是寫給孩子還是成人，核心都是對人的理解。

記者：60歲寫新書，有什么特別的感悟？

楊紅櫻：每一天太陽升起都是新的。別覺得年紀大了就不能折騰，我60歲才開始寫《成都往事》，反而比年輕時更從容。人啊，想做什么就去做，別等以后，以后太遙遠。

記者：接下來還有什么創作計劃？

楊紅櫻：先把《成都往事》的影視改編盯好，說不定還會寫續集，講講公館里后人的故事。只要對成都的感情還在，故事就寫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