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檔案館，時光在泛黃的紙頁間沉淀。一張夾雜其間的便簽，以其特別而有趣的內容，瞬間攫住觀者的目光。紙上手寫著三排生卒年：“孔夫子551庚戌—478壬戌；孟夫子371庚戌—289壬申，372己酉—甲戌287；方夫子1910庚戌—47th”。“方夫子”何許人也？ 竟與孔孟兩位圣人并稱“夫子”？ 答案令人驚詫：正是這份檔案的主人——方志彤本人！ 若是其自詡與圣人相提并論，狂傲狷介、睥睨流俗的性情已躍然紙上。這絕非孤芳自賞的戲謔，多年之后，與其相識50多年的美國漢學家海陶瑋（James R.Hightower）在其深情的悼文中，同樣援引美國詩人約翰·紹爾特（John Solt）的詩句，為其一生定調——“一位古老的中國圣人”。

方志彤（Achilles Chih-tung Fang,1910-1995，又叫方志浵，阿基里斯·方）的一生，是跨越東西方文化鴻溝的傳奇。他出生于日據朝鮮的華裔家庭，幼年由美國傳教士帶到中國接受傳統教育，后在清華大學攻讀本科和碩士，與同學錢鍾書私誼頗厚。畢業后，他輾轉北平輔仁大學、中德學會等地教授德語，并于20世紀40年代在著名的西文東方學刊物《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擔任編輯工作。1947年應哈佛燕京學社之邀遠赴美國，參與哈佛漢英字典編纂工作，后申請哈佛大學博士并于1958年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畢業后一直留在哈佛工作，直至1977年榮休，1995年在波士頓悄然長逝。

與錢鍾書的名滿天下相比，方志彤這位同樣學貫中西、淹博古今的大師級人物，卻在相當長的歲月里隱沒于歷史塵埃之中，近年來隨著中外交流的日益加深才逐步進入國內學界視野，他的美國師友、門生故舊的回憶文字可供梳理其閱歷，個別學者通過接觸哈佛所藏檔案，紛紛對其博學盛贊不已，如徐文堪稱其為“不該被遺忘”的“百科全書式學人”，高峰楓認為哈佛在京留學生“所有人他都教過”。《中國文化報》（2014）專版刊登文章，向國內學界和廣大讀者推介方志彤。

著述發表稀少、個性孤傲狷介，是方志彤長期被湮沒的主因，他也因此被冠以“哈佛怪杰”之名。盡管學識淵博，他卻直到退休前一年才晉升為高級講師，一生與哈佛“教授”頭銜無緣，個中憤懣，可想而知。然而，老友錢鍾書卻對他這份不為浮名虛利所羈絆、唯真理學問是求的境界贊譽有加，戲謔地稱他為“學術裸體”（Academic nudity）——道盡了他摒棄一切外在裝飾、以純粹智識直面世界的學人風骨。

筆者在研究海陶瑋的過程中，得以深入哈佛檔案館，披覽方志彤塵封的卷宗，翻閱間，一個未被充分認知的學術富礦展現眼前。海陶瑋在1977年5月21日方志彤榮休晚宴上的致辭，概括了方志彤的主要學術成果：“外界對方志彤的了解主要來自其出版作品……然而他的名聲同樣源于未出版之作。他藏著關于龐德的1500頁手稿已非秘密，關于《莊子》《老子》、司空圖《詩品》的手稿也都足以成書。”這些塵封已久的檔案，是他留給世人無盡的懸念與寶藏。讓我們拂去歷史的塵埃，探尋這位自詡“夫子”的“古老的中國圣人”的傳奇。

龐德“中國信息來源的提供者和儒學方面的導師”

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這位20世紀美國詩壇的巨擘與爭議人物，其意象派詩歌的革新，深深植根于對中國古典詩歌與日本俳句的領悟。鮮為人知的是，在龐德后期儒家思想的構建與典籍翻譯的深刻轉向中，方志彤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海陶瑋在悼文中評價：方志彤是龐德“中國信息來源的提供者和儒學方面的導師”，這是一段跨越文化與境遇的非凡學術傳奇。

兩人交往，源于方志彤在攻讀哈佛博士時，將龐德飽受爭議又才華橫溢的《比薩詩章》（The Pisan Cantos）作為博士論文選題，他千方百計想與龐德建立聯系。然而，彼時的龐德，因“二戰”期間親法西斯的立場，正被囚禁于華盛頓圣伊麗莎白精神病醫院，與世隔絕，深為沮喪。方志彤歷經百般周折，終于聯絡到了這位困頓的詩人。1950年12月27日，兩位學者初次會面，均有“互為知己、相見恨晚”之感，自此，書信成為他們跨越空間的橋梁，深厚的私人友誼在學術激蕩中日益堅固。

1958年，方志彤以一部865頁的鴻篇論文《龐德〈詩章〉研究》（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Pound’s Cantos）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并逐步成為龐德研究領域公認的權威。翻閱檔案，有不少學者向方志彤請教龐德問題的信件，構成了一個獨特的“龐德研究者探索的樂園”。耐人尋味的是，這部凝聚心血的巨著在其生前卻始終未正式出版，外界多猜測是因篇幅過于浩繁，海陶瑋卻道出其中隱情：方志彤不愿公開指摘龐德作品中引經據典的疏漏與錯誤，以免令身處逆境的詩人或其妻子難堪。

對于身陷囹圄、精神苦悶的龐德而言，方志彤的出現，無異于黑暗中的一束光，一位來自東方的“儒學導師”。通過持續而深入的通信與會面，龐德得以與一位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學者進行直接、熱烈的思想交鋒。方志彤以其深厚的學養，為龐德理解儒家思想、解讀中國經典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指引和校正。這種深度交流，深刻塑造了龐德后期《詩章》的創作，更直接體現在他對中國典籍的翻譯實踐中。龐德的《詩經》英譯本序言即出自方志彤之手，《中庸》與《大學》英漢對照本亦請方志彤為其詳加注釋。錢兆明在《中華才俊與龐德》中經過詳實考證后斷言：“方志彤對龐德后期儒家典籍翻譯的幫助和影響超過了半個世紀來學界的估計。”龐德在1954年3月的一封信中，更是動情地將方志彤稱為自己晚年“唯一的安慰”。

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東方學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西方詩人，在思想的巔峰相遇，彼此傾慕，相互成就。方志彤以他深厚的中國學問，照亮了龐德探索東方的精神旅程；龐德則以他天才的創造力，賦予了方志彤學術研究獨特的意義。這段超越國界與個人境遇的深厚情誼與學術碰撞，無疑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不可復制的傳奇佳話。

“美國和西方許多漢學家的宗師”

審視世界漢學版圖的變遷，美國漢學雖為后起之秀，卻在二戰后異軍突起，迅速取代歐洲成為西方漢學的執牛耳者。在這一波瀾壯闊的崛起過程中，方志彤扮演的角色，可謂一位深具遠見、默默耕耘的“宗師”，其影響力深遠而持久。

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北平時期，方志彤就成為西方留學生圈中令人敬畏的存在。當時來北平求學的美國第一批來華留學生紛紛服膺其學養，向方志彤學習漢語、中國文化和中國古典文學，高峰楓精辟地指出“幾乎囊括了后來哈佛出產的一流學者”，比如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伊麗莎白·赫芙（Elizabeth Huff）、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芮沃壽（Arthur Wright）等，這批學生學成返美后，迅速成長為美國漢學各領域的開創者與領軍人物。

1947年赴美后，方志彤繼續發揮“宗師”角色。在哈佛遠東語言系長達30余年的教學生涯中，他主講古代漢語、中國文學理論與文藝批評等課程。講臺上的他，學識淵博，要求嚴苛，卻又傾心相授，不遺余力。他的課堂成為培養新一代漢學家的搖籃，艾朗諾（Ronald Egan）等日后卓然成家的學者皆出自其門下。

海陶瑋是方志彤“宗師”之路最親密的見證者與受益者。兩人情誼跨越半個世紀，貫穿北平與哈佛兩個重要時期。40年代，海陶瑋在北平撰寫關于漢代韓嬰《韓詩外傳》的博士論文，經柯立夫、赫芙引薦，得以經常向方志彤請教。這段經歷對海陶瑋的學術生涯影響至深，他在后來出版的博士論文序言中滿懷感激地寫道：“方先生審閱了整個手稿，幾乎每一頁都包含著根據他的建議所進行的修訂。”在悼念方志彤時，他深情回憶當年情景：“作為一位在中國語言方面令人敬畏的漢學家，他也在北京的美國留學生中間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都慷慨地提供幫助，并拒絕收取報酬，即使他為此花費了不少時間。”這份無私的奉獻，正是“宗師”風范的生動體現。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兩人同在哈佛任教，是當時哈佛僅有的兩位中國文學專任教員。他們并肩協作，在課程設置、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在亦師亦友的交往中，方志彤對海陶瑋的學術興趣、研究課題乃至治學方法，都產生了潛移默化而又非常深刻的影響。親炙二人的華裔美國作家木令耆（劉年玲）的評價一語中的：“他（方志彤）是海陶瑋教授的老師，也是美國和西方許多漢學家的宗師。”海陶瑋在1977年方志彤榮休晚宴上的致辭，充滿了對這位良師益友的敬仰：“40年代早期，方志彤在北京已經是一個令人敬畏的人物，就像在劍橋的維特根斯坦一樣。他對公元一世紀的中國與當代的羅馬一樣熟悉，對希臘哲學家了如指掌。”20年后，海陶瑋在悼文中再次勾勒出這位誨人不倦、終身奉獻的嚴師形象：“方志彤是一個天生的教師，知識非常淵博，也很愿意毫無保留地與他的學生、朋友和同事們分享。他不是蘇格拉底式的教師，而是非常堅持原則，很少表揚，倒是很像他所敬仰的孔夫子。能被他吸引的學者欣賞的是大師級的指導，而不會被他尖刻的批評所嚇倒……在他退休之后，甚至在他最后一次生病期間，這些人依然來找他尋求幫助。事實上，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還跟一個學生談了一個小時。

今天，方志彤的名字或許未出現在美國漢學史中，但他以其淵博學識、嚴格教導和無私付出，深刻地滋養了美國漢學的根系，是真正的“美國和西方許多漢學家的宗師”。

“一位古老的中國圣人”

方志彤生于日據朝鮮的華裔家庭，幼承中國傳統文化熏陶，后入籍美國——這種獨特的跨文化背景，既賦予他融通中西的視野，也帶來了伴隨終生的身份焦慮與心理困擾。“朝鮮人”冒充“中國人”的“冒牌華人”的譏諷，如同幽靈般始終縈繞周圍。關于他的出生地與族裔，至今仍存不同說法，一說他是有中國血統的朝鮮人，一說他本是中國人，只是朝鮮族或生在朝鮮而已。這樁謎案或許需要更多史料才能定論。然而，無論其血脈源頭如何蜿蜒，有一點確鑿無疑：他自幼接受的是純粹而系統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這種教育塑造了他的靈魂，奠定了他一生的精神底色。他以中國文人自居，視孔孟等古代圣賢為道德圭臬，孜孜不倦地在西方世界闡釋、傳播中國思想文化，仿佛成為他刻入骨髓的使命，也是他對抗身份焦慮、確證文化歸屬的方式。

1995年11月22日，85歲的方志彤在波士頓家中平靜離世。面對癌癥，他選擇了“拒絕治療”，以一種尊嚴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終點。海陶瑋在悼文中寫道：“他的身體已成為一個脆弱的軀殼，但頭腦和記憶仍然完好無損。對于一個堅守儒學的道德家來說，這是一種能夠保持尊嚴體面的臨終。”遵照其生前意愿，葬禮未舉行任何宗教儀式。這位漂泊一生的學人，最終安息于哈佛大學附近的奧本山公墓。

2018年一個冬日的午后，筆者懷著敬仰之情，踏訪了這片安息著眾多社會名流的靜謐墓園。尋尋覓覓，終于在一處不起眼的角落，發現了方志彤與夫人馬儀思（Ilse Martin Fang）博士合葬的墓碑。沒有高大的碑刻，沒有華麗的裝飾，僅是一塊嵌于地面、毫不起眼的長方形水泥板，在墓園中堪稱最平凡的存在。我蹲下身，輕輕拂去碑上的浮塵與枯葉，將兩片青翠松柏葉，恭敬地置于碑前，以寄哀思。舉目環顧，墓園石墻邊栽種的松柏，在萬物凋零的蕭瑟中，依然傲然挺立，蒼翠欲滴，無聲地訴說著堅韌與永恒。

方志彤身后，其貢獻曾得到廣泛承認。哈佛大學專門為其舉辦了表彰典禮，并設立“方志彤獎”，以激勵在中國傳統人文和東亞文化方面的研究。他曾傾注心血的《華裔學志》于1997年特設紀念專欄，主編馬雷凱（Roman Malek）深情追憶其貢獻，贊其為“非凡的學者”。專欄中刊發了海陶瑋那篇情真意切的悼文，以及方志彤夫人馬儀思博士整理的丈夫著述目錄。中外學人的悼念信件珍藏于哈佛檔案，字里行間無不高度評價他在傳播漢語與中國文化、培養漢學人才、推動東亞研究等方面的卓越貢獻與深遠影響。

從自詡“方夫子”的狷介書生，到踐行“學術裸體”的純粹學人；從深刻影響龐德詩學的“儒學導師”，到滋養美國漢學根系的“宗師”；從深陷身份困擾的文化漂泊者，到被尊為“古老的中國圣人”——方志彤以其跌宕起伏、深邃豐盈的一生，完成了對自身文化血脈最堅韌的堅守。

想起海陶瑋悼文的配圖，定格了方志彤晚年的一個經典瞬間：他立于一棵蒼勁的松樹前，手持煙斗，凝神沉思。照片中的他，滿頭銀發如霜，精神卻依舊矍鑠，身著深色厚外套，鏡片后的目光深邃，仿佛正沉浸于煙草的醇香與無垠的思緒之中……這幅充滿東方哲思韻味的影像，與海陶瑋在悼文結尾處引用的美國詩人約翰·紹爾特（John Solt）獻詩《一位古老的中國圣人》的意境完美契合。海陶瑋認為，這首詩“捕捉到了一位從辦公室回家途中的孤獨者的超脫和骨子里的尊嚴，這個人被移植到兩種異質文化中，卻在其中自成一體、怡然自得”，現將該詩譯錄如下，結束本文：

一位古老的中國圣人滿頭銀發，點著煙斗，拄著彎曲的拐杖，蹣跚而行

他似乎超然世外又似乎歸來已久目光如洗，清澈閃耀

鳥兒在枝頭搖曳他不斷攀登遙遠的過去美麗的森林盡收眼底

落葉之美跨越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