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寄身翰墨50年，筆耕不輟，于喝彩中不沉湎，面對斥罵而不動搖，義無反顧地走自己認定的路。“不假良史之辭”也不托“飛馳之勢”而能聲名傳于后世。

首先是因為您在新舊文化交替、中外文化涵化的大過渡時代，自覺而堅定地高舉起民族傳統的旗幟，走出一條改革的路。您堅信：“作品接近人民的，不管它的品格如何，它自能千古。”您對新文學的朋友們大聲疾呼：“度著中國一個遙遠的過渡時代……我們所學，未達到我們的企望，我們無疑是肩負兩份重擔，一份是承接先人的遺產，固有文化，一份是接受西方文明，而這兩份重擔，必須使它交流從而產生合乎我們祖國翻身中的文藝新產品。”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有人把您寫章回體小說批作封建余孽，甚至把同情弱小、揭露黑暗、呼吁反抗、爭取平等愛情的內容都稱作消遣。所以您在《總答謝》中誠懇地面對文學界說：“新派小說雖一切前進，而文法上的組織，非習慣讀中國書，說中國話的普通民眾所接受——我們沒有理由遺棄這一班人。”

我欽佩您“有容乃大”的氣魄與修養。您擁有豐富的舊學修養，又如饑似渴地學習新文化新思想，用您的話說，是每日都要“加油”，在創作中不斷地改革探索。“精進不已”是對您中肯的評價。

對于小說創作，您自有獨特的理性認知：善讀小說的人，放過那可移動的外表，鑒賞那不移動的內容，比如風土人情，活靈活現的人物描寫。您的《山窗小品》中那篇比較《長生殿》和《桃花扇》的文章使我茅塞頓開：“《長生殿》一味搬演故事，側重悲歡離合。《桃花扇》寄托遙深，則含興亡大義……洪昇詞人而已，孔尚任則孤臣孽子，不當僅以文人視之也。”

不過，您小說的成功，有點隱沒了您的詩歌、散文、小品及文論，其實這些作品更閃耀著您直抒胸臆的瑰麗色彩。比如辛辣的一句新聞時評：“蠶豆開花黑了心。”又如小品《一個無情的故事》。讀了您寫于1941年的短評《文化入超》后，我崇拜您超越常人的清醒，您說：“百十年來中西文化溝通，我們絕對的入超。”“簡直自己跟了西人來錯看自己了。”“我們處處求世界認識中國，而我們卻忘了拿貨色給人家看。”

說到抗戰前線需要小冊子，而民眾需要文人走出象牙之塔，您認為“橄欖……非閑逸不能嘗出其妙”“辣椒是窮苦無告者的良藥”。

每讀到您《彎弓集》的詩句，我都不由得熱血沸騰，“百歲原來一剎那，偷生怕死計何差，愿將熱血神州灑，化作人間愛國花”。

尤其喜歡那首無比豪邁的《水調歌頭》：“一洗滄海眼，大笑上盧溝，笑他當日東虜，好夢已全休。”

《甲蟲飛》也夠出彩：“漫道滴油同滴血”“夫人燙發進城來”（無題）。

有人評論您敢在老虎嘴邊拔須……

當然您筆下很多作品，是社會言情小說，我曾集爸爸詩句組詩三首，其一如下：

俯仰乾坤借一枝，

替人兒女說相思。

鷓鴣啼得腸空斷，

叔寶聽來醉又癡。

浪寫官僚牛馬走，

眼看金粉夕陽移。

知音畢竟天涯有，

但獲緣逢莫怨遲。

爸爸，家人們都了解，您成功的根本是嘔心瀝血的忘我精神。老舍先生曾說，“恨水兄是個真正的文人，說話他有一句說一句，心直口快”，“最重氣節，最富正義感，最愛惜羽毛”。“他告訴我：每天必寫出三千到四千字來！這簡單的一句話中，含著多少辛酸與眼淚呀！堅守崗位呀，大家都在喊，可是有誰能天天受著煎熬達卅年之久，而仍在煎熬中屹立不動呢？所以我說他是真正的職業寫作家。”“他是國內惟一婦孺皆知的老作家。”

您共創作中長篇小說120多部，加上短篇小說、詩歌、散文共計3000多萬言。“成于漸”是您對自己一生創作成就的總結。猶如揚子江的崇明島，細于芥子千百倍的泥沙，與水混合奔流而下，時時積之……

爸爸的創作與報人生涯緊密相連。所以您一直稱自己的職業是新聞記者、編輯兼小說家。最高的工作量：同時發表六部小說連載。最長工作時間：做編輯每日工作時間15個小時，如1922年分別為三家報社工作，睡眠都是零散的。在自己創辦《南京人報》時任社長兼主編，每日工作16個小時，日軍侵占前夕，冒死出報，24小時都在“緊張恐慌中掙扎”。

我要在此替您糾正一個誤傳，所謂您一邊打牌一邊寫作品，這真是“高級黑”，您對待小說的創作是極其嚴肅認真的，堅守對讀者負責任的職業道德。長篇連載一旦開始就一天不間斷地寫下去。以《金粉世家》為例，煌煌百萬字，每日載五六百字，在《世界日報》副刊上連載近2000次，跨越6個年頭，其中只停過一天，那是因為我的小姐姐康兒染猩紅熱夭折了，作為父親您實在悲慟難忍，僅在寫大結局時停筆一次。在為單行本寫序言時，距此打擊才不及二月，大姐姐大寶也相繼而去。在個人生活的巨大挫折中，您仍筆耕不輟，這已不是用文人愛好所能解釋的了。

抗戰時期，您住在重慶南溫泉的待漏齋。那時鄉下文人迫于環境，都改變了夜里寫作的習慣。重慶多霧，在少有的月夜，日本的飛機要來襲擊，無月的夜晚，一豆菜油燈下實在難以寫作，夏天蚊蟲雨點般撲向油燈，冬季陰冷難耐。然而8年間，您為重慶《新民報》辦副刊，還創作了長篇小說近25部。您認為這是自己一生中寫得較少的時期，不滿地說：“每日不足三千字。”那時最大的干擾是日本飛機的轟炸，把躲空襲當作是寫作的休息。

您形容這時期的作品是：“榨出來的油”，“平均每日三千字，當有八百多萬字”。這是您極力壓縮的估算。以我的了解，抗日戰爭時期如此巨量的文學創作在同代報人或作家中也應名列前茅。

抗戰勝利后，您任北平《新民報》社長。事務性工作很多，但仍堅持自己主辦一版副刊，除了寫一些散文、詩詞，還有兩個長篇小說連載《巴山夜雨》《虎賁萬歲》，又在其他報刊上發表了《紙醉金迷》等近十部中長篇連載小說。

1948年秋，您不得已辭去報社工作。1949年春，您患了腦出血癥，喪失了記憶力與語言能力。這對一個作家來說簡直是一個摧毀性打擊，您以頑強的毅力在與病魔較量著，走過了最艱難的歷程，終于在1954年初，又握住了久違的筆桿，開始了歷史故事的寫作，共有十部之多。

您一生筆耕不輟，在世界文學的花園中，開辟了一方屬于中華民族的園圃。多少人駐足于前，留戀那花兒的芬芳和美麗。彌漫的芬芳中，我欣幸父親曾有一雙結實的腿，任您浪跡于江南江北，跋涉于西北高原，呼號于最后關頭，漫步于大街小巷。然而，淺紫深紅中，我夢見冷月寒燈下，窗外竹影幽幽，桌前白發蒼蒼，一支檀香、半盞殘茶，老父親用微微顫抖的手在奮筆疾書……

五十多歲對男人來說，正是成就事業的輝煌年紀，可是才華橫溢的您不到55歲就成了腦出血的患者。假如上天再賜予父親10年的健康，您的文學創作必定會有一個更輝煌的高峰……科學家說人的潛能是極大的，一般人只開發了百分之十，所以腦子越動越靈。但是，人干工作，好比一個運轉的機器，單位工作量有一定的極限，超負荷運轉也是不行的。您太不知愛惜自己，也太熱愛文學事業，自稱是“推磨的驢子，不喜歡休息”，結果超前超量支付了自己的精力、健康和才華。希望人們在留戀花兒的芬芳和美艷時，不會忘記，那曾用甜味的血來種植，用咸味的汗來灌溉，用澀味的淚來沖洗花朵的人。

爸爸，時至今日，我可以告慰您的，是您留下的文字已達您所愿。

在《春明外史》自序里您寫道：

予書既成，凡予同世之人，得讀予書而悅之，無論識與不識，皆引予為友，予已慰矣。即予身死之后，予墓木已拱，予髑髏已泥，而予之書，或幸而不亡，乃更令后世之人，取予書讀而悅之，進而友此陳死人，則以百年以上之我，與百年以下之諸男女老少，得而為友，不亦人生大快之事耶？其他又奚問焉……

百年來眾多讀者喜歡讀您的書，男女老少與您結為朋友，如今很多朋友共同追懷著您，把您的書當作他們的朋友。

（作者系張恨水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