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載歲月如風，岳麓山的往來者仍絡繹不絕。翻開《千年弦歌》，仿佛跟隨作者謝宗玉推開了一扇通往歷史縱深處的柴扉，踏上由自卑亭通往登高路的君子之道，看見儒釋道的霧嵐在山林間流轉，聽見“朱張會講”的論辯穿越八百年時空。這部散文集以詩筆勾連史料，在考據與想象中，重構了一座文化名山的精神譜系，讓岳麓山在流動的文明中越發鮮活，永葆生機。

思想燭照文化史料

謝宗玉的文化散文，始終在學術嚴謹性與文學感染力之間尋找平衡。行文絕非史料的羅列堆疊，而是以漫話交談的方式，將史料典故轉化為個人化的精神勘探。在《麓山佛道儒：莫道君行早》中，他從碑文考辨入手，提出儒道文化不可能晚于外來佛學的論斷，通過重新考據岳麓山文明源頭，打破了傳統認知的窠臼。對岳麓書院起源的考辨，體現出謝宗玉學者型作家的筆力溫度。

《朱張會講：刮一場思想的東風》中，謝宗玉以在場敘事的姿態切入會講現場。潭州知州劉珙前期精心鋪陳設計，書院主持張栻多次溝通準備，慕名前來的官僚儒宿的形態反應俱真實可感，煙火氣十足。對會講內容“太極說”“中和說”“已發未發說”深入淺出的講述，揭示了理學的形成脈絡和現實意義。詩性的文筆，在場想象與史學考據的交織，使《千年弦歌》的敘述節奏時而輕盈跳脫，時而厚重鉆研，錯落有致，極具個人風格和閱讀張力。

謝宗玉熱衷于探尋史筆未及處，以“史失求諸文”的方式再現歷史人物的真實性情。在《文天祥：留取聲名萬古香》里尋覓一代忠臣在潭州山水清音間短暫的閑適時光，既需要扎實史實支撐，更需要文人跨越時空的共情。而在《羅典、歐陽厚均及曾國藩的師生情》中，淹沒在歷史長河中的教育功臣歐陽厚均被謝宗玉請入祠堂，個人的“不平之氣”有了歷史重量。論及杜甫與岳麓山的關系時，《杜甫：四時疾采薇》里既見“蓬勃草木慰藉詩圣之心”的文學想象，又有“采藥為生”的生存實態。文人的精神觀照與史家的中正立場，讓歷史人物在千年后仍能透過史籍閃爍人性微光。在《千年弦歌》中，歷史人物不再是符號化的存在，而是有血有肉的“這一個”，詩與史在此圓融為一體。

文學賦能山水之姿

謝宗玉的文學性，首先體現在對岳麓山詩意的重新發現。他寫愛晚亭“紅葉流丹，如旌旆招展”，寫白鶴泉“泉聲清越，似叩擊玉磬”，這些文字不是對自然景觀的簡單摹寫，而是賦予山水以文化隱喻。在《放鶴亭：青木嵐靄間的自然之子》中，他將蘇軾的“馮虛御風”之感融入亭臺意象，讓物理空間成為精神棲居之所；在《自卑亭：自下而上君子道》中，他從“自卑”二字的語義變遷出發，寫出傳統士人心態的嬗變，使一座小亭成為文化轉型的見證者。描繪赫曦臺的“臺基如船，翹角似帆”時，謝宗玉將其比作“航行在歷史長河中的文化之舟”；細數禹王碑的“七十七個斗折蛇行文字”時，贊其為“文明斷代的密碼”。岳麓山上的古建筑不再是爬滿青苔的舊日磚石，而是沉默呼吸著的文化基因寶庫。

從詞海詩山中重構文脈源流，更見其詩心與史識的交融。在“詩話流芳”篇中，謝宗玉從韓偓的《小隱》、裴說的《道林寺》等冷門詩篇中，挖掘出文人與名山的精神互動；從齊己的“影浸無風樹，光含有月天”出發，探討晚唐詩僧對湖湘詩風的影響，這種解讀不是孤立的文本分析，而是將詩詞置于文化生態中考察；他的抒情也不是空泛的宣泄，而是扎根于歷史細節的詩意凝視，將物質空間錨定為精神坐標，從而勾勒出文化浸潤千年下的士人風姿。

對話激活傳統基因

《千年弦歌》的現代性意義，在于構建了一座古今對話的橋梁。謝宗玉在梳理儒釋道思想時，沒有陷入文化保守主義的窠臼，而是以開放心態審視傳統與現代的接駁。他寫自卑亭時，既追溯“君子之道，自卑而高”的傳統義理，又以湖南大學新生軍訓場景作結，寫出青春昂揚對傳統精神的創造性轉化；在分析湘軍崛起時，既肯定歐陽厚均教育理念的歷史作用，又反思“洗劫南京”的道德爭議，體現出史家的冷峻與作家的悲憫。

這種古今互照，在對“經世致用”思想的闡釋中尤為顯著。他從張栻“傳道濟民”的辦學宗旨，寫到曾國藩“結硬寨，打呆仗”的實踐，再延伸至現代湖湘學子的務實精神，梳理出一條清晰的思想傳承脈絡。正如他在《滄海橫流，方顯湖湘本色》中所言：“岳麓書院的‘實事求是’匾額，不僅是歷史的注腳，更是現實的鏡鑒。”這種將傳統思想資源與當代精神需求對接的書寫，賦予歷史敘事以現實生命力。

在全球化與現代化的語境下，謝宗玉的書寫還暗含著文化認同的深層思考。他筆下的岳麓山，不再是地域性的文化地標，而是中華文明互鑒共生的縮影：儒釋道在此碰撞融合，士人精神與平民智慧在此交織，古代文明與現代思想在此對話。湖湘文化的淵源探流，其實是在回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宏大命題。這種書寫格局，讓《千年弦歌》超越了一般的地域文化書寫，具有了文明史的觀照維度。

（作者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