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筑長城——古北口打響北平抗日第一槍
說起長城抗戰,人們首先想起的,大多是《大刀進行曲》——“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這既是29軍在喜峰口用大刀鑄就的英雄敘事,又是抗戰的精神圖騰。
然而,此戰的關鍵一役,不在喜峰口,而在古北口。70晝夜“激戰中的激戰”,我們輸掉了戰役,卻贏得了民族覺醒的時間。
喜峰口與古北口,恰似中華民族抗戰精神的兩極:前者如烈火,以大刀劈開“日軍不可戰勝”神話,證明“意志可彌補裝備差距”;后者如寒鐵,用血肉驗證現代化戰爭需體系化防御,暴露了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積弊。
長城抗戰雖以失敗告終,但在國人心中,萬里長城永不倒。“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國歌由此誕生。
第17軍在古北口附近備戰
槍口瞄準侵略者
被擊落的日軍的飛機
29軍的大刀隊
戰后山海關
山海關
1933年元旦,山海關的爆炸聲此起彼伏。
日軍在東北剛站穩腳跟,就派出第8師團南下。他們在山海關自編自導了一出手榴彈爆炸事件,而后嫁禍給中國守軍,幾乎是復刻了兩年前的“九一八”。
山海關能不能丟?守將何柱國專程去北平請示張學良。張學良放棄過東三省,但對山海關,他卻“徹夜密議”,決定“對日軍之進攻實行全力抵抗”。除命何柱國率部奮戰外,同時下令關內駐軍出動增援。
是什么讓張學良放棄了“不抵抗”政策?
翻開地圖,在華北與東北之間,自古便有三條古道,涉及明長城的三個重要關口,分別是古北口、喜峰口、山海關。古北口在今北京密云,是由承德進京最近的一條路;喜峰口在河北遷西,往北直通內蒙古赤峰;山海關位于河北秦皇島市,是遼西走廊的地理閘門,過了這道門,便可直通華北。
作為萬里長城的龍頭,山海關被稱為“天下第一關”,并非建筑雄奇,而是這里發生的事,都關乎國運:
農民英雄李自成驍勇一世,最終兵敗山海關;駐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印證“失關則失天下”;八國聯軍在此登陸劫掠,傳統城墻不敵艦炮火力,預示著近代海防危機;直系軍閥在山海關敗給奉系軍閥張作霖,導致了直系的消亡……
無論是東北軍將領何柱國,還是握有華北兵權、時任陸海空副司令的張學良都明白,如果放棄此關,那就不再是什么東北問題,而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生死問題。
張學良背了兩年“不抵抗”的罵名,這次終于硬氣一回。何柱國想到忍氣吞聲、兩頭受氣的艱難即將結束,非但沒有大戰將臨的緊迫感,反而覺得如釋重負,他輕吟道:“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啊”。
不過,僅有決心沒有準備,也是徒勞。何柱國尚未返回山海關,這里已經成了刀山火海。當時,駐山海關的中國軍隊只有不過1000余人,而由綏中出發的關東軍約3000人,此外還有大量偽軍,他們在8架戰機、20余輛坦克、10余門野戰炮的支援下,發起了一場陸、海、空立體進攻。
雖然實力懸殊,但交手后,在遼南從未失手的日軍第8師團主力竟首次受挫。
“以最后一滴血,為民族爭生存!”
“以最后一滴血,為國家爭獨立!”
“以最后一滴血,為個人爭人格!”
這是守關將士的沖鋒口號。三日激戰后,626團的安德馨營,從營長到戰士全部陣亡。團長石世安見山海關四門已破,不得已率十多人由北門撤出,雄關從此陷落。
山海關之戰,拉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
國內,南京工人通電抗日,平津等地工人、學生電請對日宣戰。國外,遠在日內瓦的國聯修改了《李頓報告書》,明確宣稱“不承認滿洲國”。
2月24日,日本外交代表團摔門而出,從此退出國聯;同時,日本軍方也撕掉偽裝,分三路向熱河發起了進攻。
張學良的“國聯夢”碎了,向蔣介石請纓,要在熱河一戰,一舉殺回東三省。蔣介石回電:“剿共”正在關鍵時刻,華北這些軍隊就夠用了。
可張學良僅是名義上的華北軍事統帥,西北軍、晉綏軍,不僅不聽他指揮,還跟他有仇。四年前的中原大戰中,是他帶著東北軍入關,導致馮、閻聯軍敗下陣來。馮玉祥殘部組建的29軍,閻錫山的晉綏軍,在民族大義面前雖然義不容辭,但并不聽他調遣。
熱河告急,張學良再向蔣介石求援,蔣介石知道不打在輿論上說不過去,這才下決心:“非與之一戰,對內對外,皆不能解決也。”
然而,他“御敵于長城之外”的墨跡未干,中央軍的12個精銳師就在江西展開了第四次“剿共”。
到2月26日,中央軍能調遣到北方的,只有黃杰的第2師,關麟征的第25師,劉勘的第83師,以上各部均歸第17軍軍長徐庭瑤指揮。
這徐庭瑤,本是熱心“剿共”的,但丟了山海關后,全國同仇敵愾,他也請求北上抗日。不過,他的這三個師,有的在湖北,有的在洛陽,還有的在蚌埠,集結進京,最快的3月5日才能到通州,慢一點的重炮營,要4月才能到密云。
終究,張學良能派到熱河前線的,只有東北軍。
別看嫡系部隊北上的不多,但軍政要員可來了不少,如內政部長黃紹竑,財政部長宋子文,軍政部長何應欽,外交部長羅文干,參謀次長楊杰,軍政部廳長王倫,參謀廳長熊斌等,都在2月28日抵達了北平。擺明了,這是要邊打邊談。
據黃紹竑回憶,這是他第一次見少帥,面前這位32歲獨攬中國北方的年輕人,骨瘦如柴,病容滿面,精神頹廢,不管你聊天大的事情,只要時間一長,就得回里屋去打一針嗎啡。
張學良當時沉迷毒品,但基本的軍事常識還有。在他的認知里,熱河有非常適合防御的山地丘陵,有幾百公里的戰略縱深,十幾萬東北軍在此經營多年,至少可以守三個月。
實際上,從2月21日到3月4日,日軍占領熱河只用了十余天。戰事一潰千里,錯就錯在用錯了人。熱河的土皇帝湯玉麟,是張作霖的拜把子兄弟,他自稱虎將,坐的也是虎皮交椅,卻只愛鴉片和女人,只想著地盤和槍。
3月1日,湯玉麟急電平津,說急需大量汽車,并且扣留了途經的200多輛軍用汽車,這才把私產、鴉片和姨太太運往天津租界。3月4日,128個日本騎兵,像逛菜市場一樣,輕松拿下熱河省會承德。
在熱河兩翼,守凌源的萬福麟和守赤峰的孫殿英,唯恐對方跑得比自己更快,導致自己腹背受敵,不約而同地向后撤退。一時間兵敗如山倒,就連兵團司令張作相的隊伍也全跑光了,身邊只剩下幾個警衛員。
東北軍如此痛快地丟了熱河,張學良只得引咎辭職,由何應欽來接這個爛攤子。
古北口
長城一線黑云壓城,何應欽手忙腳亂中,還故作瀟灑地到頤和園去打天鵝。畢竟,在他進京的前一天,蔣介石已經給這場戰役定了調子:消極防御,主動談判。
何應欽將華北的20余萬大軍沿長城一字排開,8個軍團,各守百余公里的一段。可在長城沿線一千多公里的戰線上,有100多個關口,根本不可能全守住。
日軍長官武藤信義對長城也頗有研究,他深知日軍兵力有限,不能全面進攻,但只要拿下重要關口,其他關口就可不攻自破。
雙方的必爭之地,集中在有公路的關口,也就是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日軍向承德進軍時,已經分兵冷口和喜峰口。日軍主力則從承德南下,兵鋒直指北平最后屏障——古北口。
長城內外的鏖戰,就從古北口外的長山峪打響了。
古北口這段長城,是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將徐達所建,后來又被抗倭名將戚繼光大修過,因扼守著燕山咽喉,自古便是“京師鎖鑰”。關口被叫作“鐵門關”,兩邊山崖壁立,道路僅容一馬車通過;關口后面的關城,被叫作“二龍吐須”城,自古就是屯兵之地。
過了古北口,后面幾公里就是平原,日軍的機械化部隊最多兩三天就可以打到100公里外的北平。
東北軍在華北茍延殘喘時,張學良特派王以哲帶著一個軍(下轄3個師)在附近駐守,其中,駐防關口的是107師。
為什么要派王以哲的107師守關?原來,這107師的前身,就是九一八事變當晚駐防奉天北大營的獨7旅,王以哲是獨7旅旅長。
在北大營,王以哲下轄精銳部隊上萬人,而進攻北大營的日軍只有500人。他們明明兵強馬壯,裝備齊整,卻“一槍沒開”,就把整個營房、裝備都丟給了日本人。為此,獨7旅在媒體上被罵得體無完膚,還被譏為“寧死”不抵抗。
駐防密云以后,107師把岳飛的《滿江紅》改成了“笑談渴飲倭奴血”,作為每天操練的軍歌。他們的軍容軍紀也跟奉軍過去的土匪作風不一樣了,天不亮就操練、演習,只等著報仇雪恨的一天。
接到殺鬼子的命令后,107師沸騰了,先頭部隊621團、615團,更是奮勇向前,雄赳赳地翻越了長城。他們的任務,是在長山峪西南的黃土梁一帶修筑工事,在后續主力部隊到來之前,死死拖住敵人。
嚴寒把大地凍得堅硬如鐵,不少士兵在寒風中脫光膀子掄起了十字鎬,一群群北平來的學生也趕到陣地,一邊進行宣傳鼓動,一邊幫士兵挖戰壕。
就在軍民豪情萬丈、戰壕尚未形成時,敵人的先頭兵已經探頭探腦。621團按捺不住,立馬開槍,誰知打散的只是偵察兵,隨之而來的裝甲部隊才是勁敵。
日軍見前方受挫,就調來坦克開道。這種法制FT-17坦克,原為東北軍裝備,九一八事變中被日軍完整繳獲。
被自己的坦克追著打,621團怒了。他們沒有重火器可以打坦克,就編成了多支敢死隊,手持汽油瓶沖入坦克陣型中……那一刻,他們是勇猛的,也是悲壯的。這一戰,621團自團長王志軍以下,官兵傷亡達500余人。
615團團長趙鎮藩是獨7旅的參謀長。他不想被動挨打,就派出一個營,從山地迂回到敵后,圍住敵人宿營的幾個村,猛甩手榴彈,把正在做夢的近200名鬼子送上了西天。
在古北口的外圍陣地,107師死戰二天二夜,幾乎是一對一地頂住了敵人的進攻。他們的血性終于得到國人認可,但大部分士兵都成了烈士。
僅憑一腔余勇,終究抵不過飛機重炮,3月9日下午,107師從關口撤退到了后面的關城,在此駐守的,是東北軍張廷樞的112師。
眼看大戰一觸即發,王以哲、張廷樞這兩位主將卻大吵起來。
王以哲心疼自己的老部隊,想讓107師撤到后方去休整,留112師在前線等待后援。張廷樞的爹是東北軍重臣張作相,他也頗有公子哥作風,還沒打,就已經想撤了。
張說:“你的隊伍能走,我的隊伍就不能走,是什么道理?”
王說:“沒有命令你就不能走。”
張說:“聽誰的命令?你能走,我也能走。”
王說:“我的命令!”
話音一落,雙方的警衛都端著槍怒目而視,好像真要廝殺的樣子。恰在此時,25師師長關麟征和他的副手杜聿明趕到了。
原駐扎在蚌埠一帶的25師,是最先趕來支援的中央軍。3月5日,25師的兩個團集結到通州,不及休整,就急行軍到密云。3月9日,士兵剛休息又被叫起來,跑步進入了二線陣地石匣鎮。
關、杜二人的汽車從石匣鎮北開數里,即見東北軍狼狽不堪地向南奔馳,步騎炮兵及行李輜重毫無行軍序列,道路為之阻塞。車行慢如牛,深夜12時前后,杜聿明才到古北口,一進軍部,就撞見了這戲劇性的一幕。
將軍樓
王以哲見中央軍的人來了,立馬改口說:你們來得剛好,112師可以撤到二線了,25師接替112師到一線去。
關麟征當時就急了,面對日軍主力,一個25師無疑太薄弱,而且有些人員和物資還在路上,怎么能讓112師這個齊裝滿員的部隊離開主戰場?
關麟征要112師在一線防守,25師在古北口南城占領二線陣地,并說:“如果112師陣地被突破,25師一個反攻就把敵人打回去,恢復陣地。”
幾方爭執不下,關麟征私下問杜聿明,你怎么看?
杜聿明不愧是黃埔一期的智將,他分析:從地形上看,長城居高臨下,易守難攻,得之則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敵人;失之則處于不利的態勢。
112師已無斗志,如果執意讓他們守長城,我們守二線,恐怕打著打著,就會出現他們扔掉制高點跑路的情況,到時候我們更難受;不如我們接管一線陣地,讓112師保護我們側翼,這樣既能做二線,又能分擔一點正面的寬度。
關麟征聽了杜聿明的話,氣更不打一處來:問你怎么看,只是想讓你支持我。你倒好,也讓我守一線,堅決不行!
三方從午夜一直爭執到凌晨4時,突然前線來報,高地爭奪戰已經打響。顯然,這時候換防也來不及了,王以哲軍長拍板:112師守一線陣地,25師占領古北口南側二線陣地,就這么定了。說完,他就帶著部隊撤走了。
張廷樞不僅不想戰,而且頗有怨氣,據其后代稱,他對關麟征堅持讓112師頂在一線非常不滿,視中央軍為“督戰隊”。由此,埋下了坑隊友的伏筆。
天亮后,日軍主力陸續到達,下午發起猛攻,重點就是112師守的一線陣地——370高地和將軍樓。占盡地利的370高地,僅頂了半小時,就被日軍攻下。
隨著一線破防,二線的25師也投入戰斗,日軍、東北軍、中央軍圍著將軍樓這座敵樓廝殺了一天一夜。日軍連夜將大炮運上先前攻占的370高地,居高臨下開始猛轟,日軍第8師團長官還親臨前線指揮,到11日中午,將軍樓失守。
十萬火急之時,張廷樞想的不是絕地反擊,而是打電報到北平去抱怨。他的父親張作相和老上級萬福麟的來電,電中讓他“相機行事”。于是,張公子真就趁著月黑風高夜,在未與友軍聯絡的情況下,擅自撤出陣地,向北平方向跑了。
早上,日軍發現蟠龍山長城一線的高地和古北口北關、臥虎山都無人防守,瞬間在全線占據了制高點。他們居高臨下地向25師發動攻擊,并趁機割裂了戴安瀾團與主力的聯系。
饒是杜聿明有儒將之稱,也忍不住破口大罵。
罵也解決不了問題,師長關麟征怕戴安瀾團被團滅,親自帶王潤波團去搶占日軍立足未穩的高地,以便和被分割包圍的部隊取得聯系,穩住戰局。
半山腰,他們和日軍的一個小隊短兵相接,混戰中,關麟征被手榴彈擊中,五處傷口往外冒血。
戰斗過后,關麟征說:他本不該被手榴彈炸傷的。遇到敵人時,他身旁的小戰士立刻向敵人投擲手榴彈,但由于不熟悉使用,未拉引線就投了出去,又被日軍拉開引線返投了回來。
渾身是血的師長,推開了給他包扎的戰士,大吼一聲“給我往上沖”,士兵的士氣又高漲起來,不僅攻上高地,還打出缺口,讓戴安瀾團安全撤退。
當關麟征被擔架抬下陣地時,一路上,只見鮮血染紅了黃土地和青山石。讓他尤其痛心的是,149團團長王潤波,黃埔三期,沒能活著回來。
《大公報》主筆張季鸞親自為關麟征撰寫社論《愛國男兒 血灑疆場》;臺兒莊大戰后,日本指揮官板垣征四郎說,關麟征的一個軍,頂得上中國十個軍的戰斗力;在這次行動中被救下的戴安瀾,成了馬革裹尸還的遠征軍名將。這些都是后話。
開戰第一天就臨陣換將,對接替他的杜聿明來說,這無疑是個天崩開局。
國軍原計劃5萬人駐守古北口一線。現在一萬人的東北軍跑了,而中央軍增援的二萬人和重武器都在路上。
日軍全線居高臨下,向古北口關城中的25師發動總攻。25師僅憑古老的關城抵抗,基本是死光一層退一步,堅持到12日下午3點,已然全面崩潰,不得已退守到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門預備陣地。
這場戰役不僅是北平抗日第一戰,也是中央軍主力和日本關東軍在華北的第一次正面對決。日軍三天傷亡2000余人,戰損五分之一,第8師團在寫給上司的戰斗報告中稱:此戰為整個長城戰役中,激戰中的激戰!
將星閃耀的25師,三天傷亡4000余人,杜聿明后來總結教訓說:該師是年初剛擴編而成的,新兵連坦克飛機都沒見過,就匆忙北上抗日,裝備也不行,除迫擊炮外,山野炮全無。他們以4個團阻擋優勢之敵,既無堅固陣地可憑,友軍又不協力抗戰,加以官兵雖有抗日愛國熱忱,而無對日作戰的經驗和技術,以故傷亡慘重。
這些軍事分析,乍一聽很有理,但在29軍的勝利面前,不值一提。
嚴陣以待的第17軍炮兵
長城抗戰期間,婦女團體趕制繃帶支持前線國軍,盡顯軍民同心抗敵。
參與1933年長城抗戰的國軍第17軍部分將領在1942年冬的重慶補拍合影,前排左起黃杰、徐庭瑤、杜聿明,后排左起劉嘉樹、鄭洞國、邱清泉。
3月9日,古北口之戰爆發。圖為古北口之役日軍出動坦克及裝甲車。
紅十字會醫療隊員救護中方傷員
喜峰口
俗話說,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同時告急的喜峰口,在29軍的頑強抵抗下,捷報頻傳,給中央軍上了一課。
3月9日,29軍的先頭部隊進入喜峰口時,同樣被東北軍坑慘了。
西北軍和東北軍原本說好,當晚29軍便可接防喜峰口,請萬福麟再維持半日。但就在王治邦的111旅接近喜峰口時,萬福麟的一個旅竟然在一陣炮擊后,舍棄天險,望風而逃,丟了喜峰口東北的高地。
西北軍和中央軍拿到了幾乎一樣的開局劇本,但因為人的主觀能動性不同,戰況的走勢也截然不同。
中央軍的假想敵一直是共產黨,自然不會研究如何對付飛機大炮。29軍早就厭倦了內戰,在晉東練兵時,從頭至尾都以“槍口對外不對內”為口號,其假想敵只有一個,那就是日軍。
這個軍是馮玉祥的老底子,軍長宋哲元是馮玉祥的五虎將之一,中原大戰后,宋哲元游說張學良,招攏西北軍各零散部隊,編成第29軍。
九一八事變后,宋哲元發出通電,要求對日作戰,提出了“寧作戰死鬼,不當亡國奴”的壯語。但是,沒有得到南京政府的允準。
雖然如此,宋哲元仍以一個軍人的洞察力感到,將來的作戰對象一定是野心勃勃的小日本。所以他帶領全軍從裝備、訓練、思想等各方面都做好了抗日的準備。
先說裝備吧,29軍改編后,全軍雖說有二萬余人,但只能算是后娘養的孩子,武器裝備極為窮酸:全軍約三分之一的槍械是反蔣戰役后留下來的漢陽造和三八式;還有三分之一是地方部隊用過的毛瑟槍;再有三分之一是自己制造的土槍。由于槍械陳舊,型號復雜,而且彈藥奇缺,又無處補充,槍對戰士們來說,有時候反而成了擺設和累贅。
全軍也無重炮,只有野炮、山炮十幾門,重機槍不過百挺,步槍上連刺刀都沒有。至于軍餉,每年能領到十個月的就不錯了,發到士兵手里不過六七成。
面對堪比“丐幫”的條件,他們不怨天尤人,而是沿襲西北軍的老傳統,支起鐵匠爐,打出了一把把鋒利的大刀;子彈缺乏,就多造手榴彈,每個士兵至少帶上6顆。
再說訓練,部隊無論駐于何地,每天至少要跑個“半馬”,通過急行軍練體力,練耐力,練速度。刀法更是必練的,“破風八刀”口訣復雜,戰士們只需領悟核心:先擋一擋刺刀,然后掄圓了砍,把這招練得極熟,直到成為肌肉記憶。
在思想上,宋哲元派出軍事參觀團到上海,學習19路軍在“淞滬會戰”中的經驗,還編成小冊子發給全軍,解除了很多人的“恐日病”。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當29軍作為援軍,急行120里,跑步進入喜峰口陣地時,眼見敵人居高臨下,二話不說,就把最精銳的師特務營投入戰斗。
山上山下,一片混戰,西北軍雖無力奪回喜峰口,但至少壓住日軍,使其不敢出擊。幾座小高地上,雙方反復爭奪,誰都不肯退縮一步,但誰也無力打垮對方。
喜峰口開戰僅兩天,29軍已傷亡2000官兵,也就是說,平均一天要消耗一個團。29軍總共才9個團,如此打法,一個星期后,宋哲元就只能做光桿軍長了。
地方部隊不比中央部隊,有人有槍,才有在蔣介石面前談條件的底氣,如果人都打光了,編制也就沒有了。即便如此,宋哲元仍不畏懼,他于3月11日下了拼死奮戰的手諭。內容為:
一 此次作戰死亦光榮,無論如何要拼命堅守陣地,不求有功,但求能撐。
二 不求與十九路軍在上海作戰之聲威,而求日本人不能小看我們。
三 國家存亡,本軍存亡,在此一戰。關系太大,望傳知所屬努力為之。
當然,僅硬拼也不行,徹底扭轉戰局,必須有一次大的勝利。既然白天的正面進攻受阻,為什么不把直線改成曲線,白天變成黑夜呢?宋哲元決定發動大規模夜襲,而且這次夜襲的總指揮,不能是別人,只能是趙登禹。
時人稱趙登禹“軀干修偉,負膂力,精技擊”。“軀干修偉”并非虛辭,他之前是馮玉祥的警衛員,跟馮玉祥幾乎一般高,一米九的個子,也是頂天立地一巨人。
任務分到最前線,趙登禹分析,日軍能占有優勢,是因為在喜峰口的后方建立了炮兵陣地和大本營,此地名曰白臺子,它構成了對29軍的重大威脅,必須除之而后快。
之前的戰斗中,趙登禹已經受傷,但他知道這是生死戰,自己必須上。
五百多名勇士集合起來,趙登禹進行了簡明的戰前訓話:“今天晚上,我們要去抄日本鬼子的后營。要叫日本人知道,中國人也有不怕死的。相信大家絕不會裝熊的!”
夜半,這支連日苦戰的疲憊之師出發了。幾天來,長城內外連降大雪,雪落到地上就結成冰,雪夜行軍頗為不易,但士氣高昂,就有了種“大雪滿弓刀”的豪邁。拂曉前,趙登禹旅按計劃到達敵特種兵宿營區;佟澤光旅亦快馬疾進插向敵右側后。
近戰、夜戰,本就是29軍的特長,但近身肉搏屬于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打法,要不是裝備差太多,一般不會這么打。他們趁著朦朧的月光,放火焚燒了滿載各種物資的十余輛汽車;千余名敵人還沒醒,就被飛旋的大刀,砍得身首異處。
這次夜襲極其成功,從此,夜襲成了對付日軍的法寶。據說,從這個時候起,不少日本兵晚上睡不踏實,就在脖子上戴個鐵護圈。
喜峰口一戰使日本國內大嘩。戰地記者稱,“此役使日本皇軍遭到60年來的奇恥大辱”;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在給長城前線指揮官坂本的電報中,不留情面地訓斥道:“喜峰口一役,喪盡皇軍威名!”
日軍原打算用三天時間打進喜峰口,以占領平津地區,沒想到卻在這里碰上了硬釘子,于是,他們調兵遣將,轉攻羅文峪。
宋哲元趁士氣正盛,順勢發起多個關口的全線反攻。羅文峪一戰,不僅守住了,還把戰線向前推進了十多里。這是抗日戰爭打響后,中國軍隊第一次取得戰線反推的戰果,日軍少將冢田攻戰后承認,“此役后始知中國未亡之由”。
喜峰口、羅文峪戰役大獲全勝,斃敵甚眾。北平、上海各大報紙爭相報道,把29軍的大刀描繪得神乎其神,接踵而來的各界慰問團體也無一例外地往29軍跑,反而冷落了徐庭瑤的中央軍第17軍。
七七事變后,音樂家麥新蘸著流亡的淚水,寫下了一首送給29軍和東北義勇軍的戰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一唱就是幾十年。
南天門
古北口陷落、喜峰口大捷后,長城沿線寂靜下來,這是大戰來臨前的死寂。在古北口西南,小小的南天門,成了整個戰場的中心。
南天門是在兩山間修的一個高高窄窄的關口,不過兩邊沒有城墻,以山為墻。日軍如果要從古北口攻進北平,首先要經過南天門。
徐庭瑤主動請纓去守古北口,不過當他到達前線時,古北口已經丟了,17軍只能在南天門防守。
趕到密云后,徐庭瑤對25師的慘狀痛心不已,立即給2師師長黃杰下達命令:加快前進速度,接替防務。3個小時后,旅長鄭洞國與25師順利換防。
作為實戰派,徐庭瑤作戰時不在斗室,而是老老實實地到前線勘察,親自監督構筑防御工事。
眼看戰局不妙,他果斷延展戰略縱深,安排部隊在南天門后方的大、小開嶺構筑預備陣地。預備陣地前后共筑6道,就是這6道陣地,危機中成了17軍的護身符。
4月21日,日軍參謀部下令,要求務必攻陷國軍控制的最后一個長城關隘——南天門。此時,西北軍、東北軍、晉綏軍防守的長城各口都已經被日軍攻陷了。
戰爭機器正式開動,不是地動山搖,而是兵出詭道。
八道樓子位于南天門左翼,不僅遠高出中間和右翼,還可俯瞰古北口鎮,日軍所有進攻,幾乎都圍繞著這個點展開。
軍部讓黃杰在這兒放一個營,黃杰卻認為,日軍都是穿皮靴的,不可能爬得上這陡峭的山壁,他只放了一個連。上行下效,駐防的這個連也輕敵了,甚至無聊到夜里賭牌、睡覺,致使敵人輕而易舉偷襲成功,8座碉樓一夜被占。
如果說,在八道樓子失守前,武器落后的17軍尚有地理優勢,失守后就是被動挨打了。徐庭瑤為此大動肝火:“你們怎樣失守,就負責怎樣收回!”周圍人知道內情,小聲嘀咕道:“難道靠賭贏回來?”
4月21日、22日,黃杰真為八道樓子血拼起來,2師一天陣亡的官兵就達1500余人。據當時的老兵回憶,高地最上面的一百米內,尸橫遍野,幾乎看不見泥土。但到底是大勢已去,強攻無異于飛蛾撲火。
日軍依托八道樓子,集中重炮,與轟炸機一起,對中央陣地進行了地毯式輪番轟擊,其炮火之猛烈,幾乎將陣地覆蓋。
徐庭瑤構筑的縱深工事雖不能說無堅不摧,但在重炮打擊之下,一道道工事,炸了一道還有一道,竟也巋然不動。
日軍改用迂回側擊,卻被早已集結于此的鄭洞國部何大熙團伏擊,“骷髏隊”隊長池上秀雄少尉就斃命于此。
日軍攻入古北口后,“骷髏隊”被吹噓為第一支突破古北口關的日軍小隊,大幅彩色照片登上了《占領萬里長城》寫真集封面。時隔不過一個月,“骷髏隊”又上了日本報紙,不過主題不再是“第一番占領”,而是“骷髏隊遺骨歸”。日本媒體用“全滅”來描述“骷髏隊”的結局。
至4月末,黃杰的2師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徐庭瑤只能咬著牙,將手中的最后一張王牌——劉戡的83師,投入戰場。
83師號稱“德械師”。該師共13000人,每人戴一頂德式鋼盔,人手一支德式步槍,無論是戰斗素質還是所持槍械,都是17軍3個師中的翹楚。
日軍也不客氣,從第6師團調來了殺手锏——日本獨立戰車第一中隊。全隊有89式中型坦克9輛,92式裝甲車3輛,這些鐵家伙從高地右側迂回過來,“德械師”竟全無用武之地。
徐庭瑤手下的三個師長中,劉戡向來被評價為腦子一根筋,打起仗來就瘋的猛人,但面對坦克洶涌而至,他也變得目瞪口呆,無計可施。
僅一天一夜,劉戡接連中圈套,丟了南天門,他急到拔槍自殺,被參謀長擋了一下,才活下來。解放戰爭中,劉戡又成了敗軍之將,第二次自殺時,他使用手雷,終究身亡。
換防后的鄭洞國,正在后撤的路上,忽然聽說劉戡自戕未遂,形勢岌岌可危,立即率2師星夜弛返前線。此時我軍陣地已大部分失守,大批日軍蜂擁撲來,在這緊要關頭,他親自率隊沖鋒,一時殺聲震天,硬是將敵人逼退了。
到4月28日,日軍主力發起總攻,打了一個星期,僅把戰線推進了600米。
5月,日軍再次出動坦克中隊,越過了我方炮兵陣地,越過了2師正在布防的區域,直愣愣地沖到石匣鎮,17軍指揮部失守。19日,日軍攻陷密云城,古北口戰役告終。
83師和指揮部都被坦克部隊碾壓,徐庭瑤的內心無疑受到極大震撼。從那以后,他的腦海里,一直回響著坦克二字。長城抗戰后,他率代表團出國考察,撰成《機械化軍備論》一書。1938年,國民黨第一支現代化機械部隊組建。
新長城
古北口是長城會戰中,堅持時間最長的、殺傷敵人最多的一次戰役,日本在長城各關口的戰斗中共傷亡6000多人,其中在古北口的傷亡就有4000多。
攻打古北口時,日軍使用了精銳部隊,二個師團總兵力超過3萬人,騎兵旅團的兵力也達到6000多人。徐庭瑤的17軍,寸步不讓,前后傷亡過萬,才把日軍主力拖了70天。
從南天門撤下來后,17軍被調入北平城內,擔任北平城防。劉戡明白,日軍為了在談判中增加砝碼,隨時都可能殺入城來,于是加緊構筑城防工事。
日本憲兵也真夠無恥的,非要來看83師的防御工事。事情吵到何應欽那里,何竟然跟劉戡說:“日本軍人要看就讓他們看,絕對不許向日軍開槍。”
劉戡也是暴脾氣:“倘若他們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相拼。”
“你想死,為啥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來死?”何應欽這樣一說,劉戡悲憤到極點,舉起拳頭狠狠地砸在桌子上,茶杯都打翻了,茶水灑了一地。
劉戡走后,何應欽把參謀處長符昭騫叫過來訴苦。他說:“要抗戰,首先要軍隊服從命令,目前華北的情形就不是這樣。命令宋哲元的部隊集中通縣,他卻到廊坊去:要傅作義的部隊集中高麗營,他卻到長辛店去。像這種情況,如何談得上抗戰。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日本人談判停戰。”
明明是恐日媚日,何應欽還在為自己找借口。其實,在布置城防時,他已經派人到密云,向第8師團團長西義一遞交了陣前求和的“覺書”。
長城抗戰的最后一場惡戰,在牛欄山打響,這是日軍為了給談判施壓而發動的。晉綏軍的傅作義將軍早就構筑好了防線,枕戈待旦,可他剛在陣地上取得了一點優勢,就被下達了停戰的命令。傅作義堅持“只有日方先撤兵,我們才能撤出陣地,否則我們絕不后撤”,到最后,他仍要保持中國軍人的氣節。
檔案記載,長城抗戰中,中國軍隊死亡16725人,負傷24019人,共計:40744人。然而,這場用四萬傷亡換來的死守,竟被一紙《塘沽協定》全盤出賣。
5月底簽署的停戰協定,在長城以南設置了100公里的“非武裝地帶”,中國軍隊撤到延慶,昌平,順義,通州,香河以南地區,不得越過這條線。也就是說,中國在實質上放棄整個東北和熱河,萬里長城成了偽滿洲國和國民政府的分界線。
傅作義憤慨地說:“這個仗打得太窩囊,犧牲了這么多官兵,他們以寶貴的生命換來的卻是妥協停戰,陣亡的將士能瞑目嗎?”
長城抗戰敗了,但不是完敗,一個新的血肉長城已經成了抗日圖騰。
中央軍、東北軍、晉綏軍和西北軍的將士們,雖然有恩怨,但在民族存亡面前,在長城腳下,終于聯合起來對日作戰,這為抗日統一戰線埋下伏筆。
東北軍將領王以哲,在長城外血洗前恥,在西北促成了張學良與中共領導人會見,在西安事變中也是主和派的核心。命運弄人,張學良被軟禁后,他因主和而被自己人射殺在臥榻上。
一場戰役為什么能讓這么多旅長、團長成長為抗日名將?戴安瀾在戰后寫下了《痛苦的回憶》,總結了古北口戰役的經驗教訓,并告誡官兵:面對面打過之后,就知道,不能對日本抱有任何的幻想,只有血戰到底,才能戰勝日本。
盧溝橋事變中,喜峰口上的大刀趙登禹與老上級佟麟閣一起,在北京南苑,雙雙戰死,踐行了宋哲元在報紙上答謝北平各界捐款時的聲明:“僥幸破敵,軍人天職,各界謬贊,愧無酬報,唯有拼命殺敵。”
這場戰役更激發出全民抗戰的自覺。古北口附近的村民們冒著生命危險,收斂烈士們的尸骨,一層葦席、一層遺體,填起了一座直徑18米、高8米的肉丘墳。三百多名“誓與山河共存亡”的戰士,長眠在“河山永在”的紀念碑旁。
如今,古北口長城抗戰紀念館的展柜里,陳列著一枚生銹的頭盔,盔頂彈孔清晰可見。它的主人是一名無名士兵,犧牲時仍保持著射擊姿勢。這或許是對“北平抗日第一槍”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注解:當磚石長城在炮火中崩塌時,血肉筑成的長城從未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