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天津衛，河海交匯，自然稟賦得天獨厚，而大運河無疑又為這座城市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加持。

一條穩定高效通航的水道，對于一座城市的進步乃至存續，其意義不言而喻。更可貴的是，這條如此綿長而寬廣的水道，完全是人工設計開鑿的。

天津是個好地方。

 天津是個好地方

 //徐鳳文     

馬可·波羅剛來不久，而且完全不懂東方語言，要表述什么，就只能靠從行囊里掏出一件件物品：鼓、腌咸魚、疣豬牙穿成的項鏈，再加以手勢、跳躍、驚異或驚恐的喊聲，或模仿豺狼和貓頭鷹的叫聲。

——伊塔洛·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城市與貿易》

1389年7月19日，朝鮮使臣權近從北平城來到一條河流匯入另一條河流的這個地方。一天前的傍晚，他從通州登上一艘官船，沿著北運河來到這個叫直沽里的地方，即將沿著運河南下南京。

這一年，為洪武二十二年，大明王朝已基本完成統一大業。過去一周時間里，這個來自高麗朝的使者三次拜訪燕王府。這時，距離燕王發動靖難之役還有十年，距離天津設衛還有十五年。

在權近的記錄中，稱這個“北河順流而下，南河逆流而上”的地方為“直沽里”。“直沽里”，元代詩文中多稱“直沽口”或“直沽洋”。北河，當時也稱潞河，即今北運河；南河，也稱衛河，即今南運河。

作為當年元大都的外港，直沽這個南北二河合流入海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前來，他們或從事貿易，或轉運漕糧，或僅僅是在南來北往的旅途中過路的客商。雖然那個年代的外交使節非常罕見，但每年來自朝鮮的使節都會奉使出行。

這是一段煩悶而有些漫長的旅程。從義州到北平的三千多里陸路，需要四個月的漫長時間。根據明清制度，朝貢使者在北京停留時間限于四十天。明朝初年，如果從北平前往南京，大多跟這位朝鮮使臣一樣，會走運河水道。

權近的第二次中國使行在1396年6月，渡過鴨綠江與遼河后由陸路經薊州到達北平。四年后，燕王朱棣沿著這個河海交匯之處過直沽，兵下滄州，并為這個兩河交匯的地方留下了“天津”這個地名。

  轉衛，一舍三十里 

明代成化年間早春二月某一天，翰林院編修李東陽進京述職后乘舟南下，過了楊柳青和獨流鎮，由臨清抵東昌，行了不過三舍（一舍三十里），水涸，舟不能行，找管閘的官吏臨時關閘蓄水，到次日開閘決水，水漲舟行，這才到了聊城。若是運糧的漕船和載貨的民船，便不能享受這樣的特權。即使有這樣的特權，遇到極端天氣，一樣只能短篷苦候。這趟南下出京不久，李東陽曾在潞河的楊村遭遇風阻，留下了“前船咫尺不得上，去路倉皇安可論”這樣一句感慨。

清初以來，華北平原入冬以后，不僅田野肅殺蕭條，大量的內河運輸亦告停止。即使客運，也很艱難。清順治十年（1653），終生不仕的談遷北行過天津時遭遇風浪，尤感旅途悲苦：“連日大風而寒，波濤怒立，旅愴彌切。”明清兩朝，漕船在天津凍阻的情況時有發生，一般的處理方法是，就令駁船在天津接運漕糧進入通州倉。若來不及接運，就囤聚在天津，等冰消時再將凍糧轉運入通州倉。

明清兩代對漕船的行程有嚴格的運程規定，漕船何時渡過淮河，何時轉衛天津，何時抵達通州均有時限。官方規定的時限，并沒有將漕運官軍時常沿途私自停船買賣貨物的時間計算在內。有些交易固然是在漕船阻滯的情況下進行，有些則是先完成交易，再沿著運河緩慢前行。如遇風大浪高或天旱水淺等各種意外，漕船阻滯、舟行羈旅的狀況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導致漕船北上往往遲滯，經常是北方河面快要結冰時，船隊才到達天津。如果讓漕船駛過天津繼續北上，極可能被凍阻河干。明清時，北運河水量不穩定，水淺或水漲情況時有發生，尤其是楊村以北這一段漕運路程水行艱難，夏秋則水澇，冬春則水涸，對漕船通過北運河直達京師造成極大影響，明清時，遲滯的漕糧截卸在天津。

昔日的三岔河口，北為潞河，即北運河；南為衛河，即南運河，二水所匯之地即為海河，也叫直沽、白河。衛河、海河水深，潞河水淺，所用船只體量、吃水不同，京杭大運河一路而來的漕糧船隊均需在三岔河口換駁：“天津以北，水趨大海，故上流易淤，漕船有阻淺之患。為設紅剝船以供轉運，其來舊矣。”因此，從南方來的漕船，無論是走海運，還是走運河，運至天津后，均需大船倒小船，稱為“轉駁”，也叫“轉衛”。元代起，海路至三岔河口將海運遮洋船換以河運所用的淺船北行潞河：“（到直沽）因內河淺澀，就于直沽交卸。”明承元制，海運糧船抵河口，“以小船轉運北京”。轉駁用的小船，多為平底小船。當時為轉駁配置的駁船數量為2500艘，600艘歸天津，400艘歸武清，其余歸通州。這些駁船都是官方配置，稱為紅駁船。

即使是這種吃水較淺的平底駁船，也要依托自然的潮汐和大量的人力進行駁運。過了楊村，風停水靜的時候，船只只能依靠劃槳和拉纖向前行駛了。以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乘坐的大型官船為例，每船有兩只大槳，每只槳需幾個人才能劃動。如果遇上逆流、逆風，就要用到纖夫了。使團的船只平均每船用15個纖夫，總計500人之多，其人力之費可想而知。雖然給付的工錢不高，但這些纖夫依然被官方常年征用。英國使團的人發現，這些平日赤裸著上身的纖夫，在兩個月后返回天津時，竟然換上了統一的鑲紅邊的制服，頭上還頂著紅色的扁平大帽。纖夫拉纖的繩子很長，一頭綁在桅桿上，和船頭的繩子綁在一起，“上面結成許多活圈，纖夫把頭伸進圈內，繩圈達到人的胸部。繩圈上多半綁著一塊木板，這樣可以減少一點繩子壓迫胸部的力量。他們排成一條直線，嘴里哼唱著歌謠以統一步伐”。遇到水淺的地方，就要脫掉所有衣服，下水拖船。

早些年間，盛產“衛抹子”年畫的楊柳青老人們還記得當年河工們沿著御河趕潮拉纖的情景。即使是在盛夏時節，纖夫們也是穿著棉襖，將纖板斜掛在背上，將繩子搭到上邊。天還沒亮，領工拉纖的起了個頭，船上撐船的、岸上拉纖的一起唱起悠揚的號子，跟著那些南方來的運糧的、白洋淀運蘆席的、靜海臺頭運西瓜的各類船只，在水光漭漾中，朝著天津衛的方向順潮而行。

北方沒有江南水鄉的自然條件，但在半個多世紀之前，內河通航的場景還是百姓出行的日常。直到20世紀70年代，海河流域的很多地方還有“小火輪”通航。今天的人很難想象，20世紀50年代京津冀地區所有的河流都有水，坐船從天津沿子牙河、南運河一直可到海河流域最南端的安陽。一年有180～300天的通航時間。

清代嘉慶末年，僅楊柳青船戶即有1015戶，占全鎮煙戶人口約四分之一。然而，即使是在“小火輪”通航的年代，依然有大量的御河（南運河）船戶，拉上了地里摘的一些蔬菜瓜果，趁著天氣尚早，劃著一艘小船，趕往衛里做些營生。一路之上，河道彎彎曲曲，堤坡高高下下，高大的楊柳樹掩映著一排排的村舍，兩岸邊的人家炊煙裊裊，岸上的房屋漸次稠密起來。

  進京，碼頭買賣廣 

1655年7月19日，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派遣哥頁與開澤率領隨員一行，從雅加達巴達維亞外港乘兩艘快艇揚帆啟程。荷蘭使團配備了一名秘書和一名素描畫家，以便把旅行中所看到的各種奇事異物畫下來，這也讓天津的歷史畫面第一次被外國人記錄下來。

1655年，為順治十二年。前朝從洪武年間至嘉靖年間，實行了長達兩百年的海禁政策。這一年的5月，英國艦隊在牙買加擊敗了西班牙人；6月，為阻止俄國人進入波羅的海，瑞典對波蘭宣戰；這一年，象征海神保護的荷蘭皇宮在阿姆斯特丹落成。17世紀初，荷蘭人來到中國沿海，攻占澳門和澎湖未果，求貢未準，他們以臺灣熱蘭遮城為據點展開貿易，貿易活動并不穩定。

荷蘭使團對即將面對的境況一無所知。他們還幻想著通過此行打開通往清朝的貿易大門，結果在廣州苦苦等待了半年多的層層審批后，直到轉年的3月17日，荷蘭使節的龐大船隊才在廣州府官員的陪同下開始了北上的航行。使團的進京路線是一條廣州通北京長達2400公里的傳統朝覲貢道。大概行程是，先從廣州乘船，然后騎馬翻過大庾嶺，由當地官府征集夫役把禮物背過大庾嶺；進入江西后再乘拖船，沿水路到達南京，在南京換乘皇帝派來的專門船只，沿運河一路北上直達天津。

荷蘭使團沿途均有地方官照應，為他們征集船只、拖船夫等，并準備各種食品。經過四個月的長途跋涉，荷蘭使團一行于7月5日抵達天津。對于天津這座城市，荷蘭使節做出了這樣的判斷：“我們到達了天津衛的港口，這個地方被認為是中國最著名的沿海城市。……該地區的三條河流在天津匯合，那里聳立著堅固的要塞，周圍的村莊除了沼澤地以外就是低洼地。”

北京，禮部，荷蘭使節尼霍夫記下了在禮部“演禮”的細節：“我們在那里必須下跪三次，并低頭在地上叩頭三次。當使臣閣下來到院子當中時，司儀就用很大的聲音喊‘叩見’，表示上帝派遣皇帝來了；然后再喊‘跪’，即‘彎下膝蓋’；‘叩頭’，即‘低頭朝地’；‘起’，即‘站起來’。就這樣重復了三次。最后他喊‘歸’，即‘回到兩旁’。”盡管荷蘭使節并不知道這種儀式是為誰舉行的，但為了能順利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一一順從地照做了。他們聽說，此前莫斯科使臣巴庫夫早在當年3月就到了北京，但由于拒絕行三跪九叩之禮而未能覲見皇上，最后一無所獲回國了。

16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后，歐洲傳教士、商人和殖民者是當時“西力東漸”的主要人群。此次荷蘭使團初訪中國，雖然受到清廷的隆重接待，但唯一的結果是被允許“每八年貿易一次，每次不過百人”，這同他們所希望的自由通商的愿望相差甚遠，在荷蘭人看來“這幾乎同強加給他們的勒令相差無幾”。起初，荷蘭人還以為這是有人暗中破壞的結果。他們沒想到，在延續多年的朝貢體系中，這樣的故事還會持續不斷地上演，而關于皇家禮儀的認知分歧也在隨后多少年來一直持續不斷，引發了越來越多的沖突與爭議。

“這個地方到處是廟宇，人煙稠密，交易頻繁，繁榮的商業景象實為中國其他各地所罕見。這是因為，從中國各地駛往北京的船只必須通過此地，這促進了漕運非同尋常的發展，一艘又一艘的船只接連不斷地駛過這個城市。”荷蘭使團的畫筆記錄了三條河流匯合的樣貌。在這個通往北京的必經之地，高高的城墻上有瞭望塔和堅固的炮臺，城里人煙稠密，貿易頻繁。這一趟北京之行，讓荷蘭成為第一個被清朝列為朝貢國的西方國家，但它卻沒有像葡萄牙那樣擁有澳門作為自己的貿易基地；同時它又沒有像后來的英國人那樣對這個東方帝國的朝貢制度發起挑戰，導致馬戛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并最終用武力撞開了中國的大門。

天津河海交匯的歷史地位并非起源于明代永樂年間設衛筑城，早在1205年，隨著黃河河道南遷，金章宗開鑿更便捷的北運通漕，永濟渠由靜海獨流口北移至柳口（今楊柳青），再東折至三岔河口轉潞水抵京。這條人字形的大運河蜿蜒四千多里，第一次將長江、黃河與海河水系溝通串聯起來，也從此開啟了南糧北運的國內長距離貿易的漕運之路。

康熙年間開放“海禁”，處于水路要沖、河海通津位置的天津迎來了城市發展的一次歷史機遇：康熙四年（1665年），將原設于河西務的戶部鈔關移至天津；康熙七年（1668年）和十六年（1677年），長蘆巡鹽御史署、長蘆鹽運司分別從北京、滄州移駐天津，天津由此成為長蘆鹽運中心；雍正三年（1725年）和雍正九年（1731年），將天津衛先改為天津州，繼而設置天津府。從此，天津才算有了自己的“地盤”。在此之前，金代的直沽寨、元代的海津鎮、明代的天津衛均為軍事建置。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當多達七百多人的英國皇家使團抵達三岔河口時，天津已是萬商輻輳、百貨云集的繁盛局面。乾隆年間，天津詩人楊一昆寫過一篇《天津論》，開頭即說：“天津衛，好地方，繁華熱鬧勝兩江，河路碼頭買賣廣。”這句話若是用大家熟知的天津方言念白，應該更有一番獨特的天津老味。

據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天文學家觀察，天津“河流蜿蜒曲折有時繞成一個完整的圓圈；由于水運非常繁忙，船只給人以漂在陸地上并通向四面八方的奇特印象”。與世界上任何一座身份復雜的大城市一樣，天津的命運與連通城市兩端的河口和海口的格局息息相關。從三岔河口匯流到大沽口入海的海河河道宛如一座迂回曲折的迷宮，這座城市的紛紜歷史悉數與此有關。

“河海會流，三汊深邃。”渤海灣的潮汐，深刻地影響了天津歷史的周期，奠定了金元以來天津作為河海轉運樞紐、皇糧屯儲重地及商品集散中心的文化地理基礎。天津地理環境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點，城市的物質來源和經濟活動主要依靠外部世界的供給。正是靠了河海潮汐的地理優勢，從一踏入歷史的視野開始，這個地方就與遠程貿易息息相關，而不是大多數北方地方農業生產和傳統的鄉村經濟活動。在依托河運與海運的漫長歷史周期里，天津人的靈活、機敏、隨時待命和不抱成見成為這個地方的人應對外部變化的主要特質。

【作者簡介：徐鳳文，作家、策展人，著有《天津傳：海晏河清看津門》《梁啟超·風云入世多》《民國風物志》等學術性非虛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