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費孝通與本文作者攝于北京三聯書店

費孝通的名字一直罩在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影子里，文學天賦反而被淡化了。如果不是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他很可能成為一名杰出的作家，從其文章的體式和韻律看，與民國的京派文人的筆記比，并不遜色，有的甚至還頗多神采。而他的《鄉土中國》一直在流行，半是因了學問之好，半是得益于文史的修養，其述學文本可作文學作品來讀。這種現象，說起來頗有意思。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他的文章便已經顯出特質來，行文輕松，談吐自如，冷寂、清幽的筆調散出鮮活之味。精神擴散于象牙塔外，看人看事，都在開闊的時空里。這避免了一般文人的過度內斂，而是能夠在不同的語境里發現己身和世界的隱秘。他幼時在蘇州一帶受過良好的古代辭章的熏陶，江南水鄉的文氣滲入到生命的深處，出筆之處便有靈動之思。如果不是到了燕京大學、清華大學讀書，以及后來留學英國，他也許會成為江南名士也說不定。

嚴格來說，散文隨筆寫作，他只是偶而為之，并不傾注于文學創作。內心所思，多為社會生命形態與文化形態里的經緯，常常在田野調查與風物考古中思考世相。這是西方知識人才有的方式，學理的層面仿佛有無限深遠之地，吸引其探之、究之，于是描前人未見之景，聽到他人難明之音。但這種考察，與太史公的云游，徐霞客的行吟，未嘗沒有相似的一面，即便是學術味道很濃的著述，我們也能聞出詩的味道，和畫的情境。也由于此，他的寫作，科學理性之旁，不僅僅多了鮮活的實證精神，有時候不乏古人文章里的意象。那么說他既會概念演繹，也能形象思維，二者是相得益彰的。

看他三四十年代的散文，明顯帶有京派文人的氣息，西學的痕跡泛出智性，內覺中也有深意，并無激進的沖動和轟鳴。這或許受到英國學人的影響，視角與國內文壇中人并不一樣，思考現象界的問題，有外在于既定經驗的眼光，但這種眼光也帶有中土的色調，與西化的思想略有差異，這是馮至、楊絳的文章偶能見到的片影。在動蕩的二十世紀的煙云里，他眼里的世界不僅有恒定不變的民族性的光點，也能夠看到不同文明碰撞時的莫測的風向，環顧四野，定位己身，在古今中外多個維度思考問題時，其文詞中波動、變換之影里流動的情思，疊印的光澤是忽明忽暗的。

就寫作而言，費孝通的母語是被異質文化之風吹拂過的，他不僅僅從馬林諾夫斯基那里學到人類學的要義，也由此接觸了非洲同學肯尼雅塔，這位后來成為肯尼亞總統的學者，以自己的人格和情懷，改寫了祖國的歷史，對于費孝通的沖擊可謂不淺。他在文章中禮贊過許多域外思想者。錫德蘭·韋柏、鮑爾溫、圣雄甘地等，都在思想層面給東方人頗多啟示。費孝通描述這些人物，能夠捕捉到精神氣質中核心的元素，態度也非傳統文人那種溫吞和曖昧。這些逆俗的理念也成為他映照國內學者與思想者的另一面鏡子，而他的文章所以耐讀，常常有鏡內之像和鏡外之像。

所謂鏡內之像，是存在的本然之色，他的鄉土調查和實地體驗，所獲的知識帶有泥土氣，而非書卷氣；而鏡外之像則是漢文明之外的它者之形，其中包括民俗、信仰、宗教、哲學等等。后者使他重新發現了母語和故土文明的特質，而改變其落后之處，發揚其固有之光，便有了可能。所以，他的寫作不是自我的傾訴、自戀之語，而是尋路與筑路之勞作。發現的快慰與創造的快樂，在文字間常可感受到。

倘若要了解現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費孝通的散文提供的話題不無價值。他的文章記錄了自己與學界的多重關系，那些關于吳文藻、顧頡剛、聞一多的文字，描述了現代學術在中國建立的多難過程。他受益于前輩的智慧，但也不同于許多京派學人。比如他談及顧頡剛，就批評了那治學方式的簡單化，顯然視野殊異于前者。這些文字是他短章中精彩的部分，于學理中見卓思，在讀人中有智慧。他的《難得難忘的良師益友》《做人要做這樣的人》《人不知而不慍》《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記錄了一般作家未見的另一知識群落。就方法與趣味而言，在二十世紀皆非流行的靈思，但內中涵蓋的思想，則往往又是知識群落最為忽略的遺存。禮贊龔自珍、聞一多，而描述這些人的辭章又非文人的調子，在格調上與同代作家頗為不同，古風之中有人類學的元素，境界上也就溢出傳統路徑，有了一般文章所沒有的寬度。

費孝通一生走過許多偏僻之地，年輕時就深入云南瑤寨作風俗調查，后來研究江村經濟，對于蘇南、長江三角洲都有細心的研究，而晚年又幾去新疆，訪問雪山大地，對于華夏地理沿革，頗多心得。他記錄所走之地，常有發現，讀出深層的文化肌理。所寫風景不是蜻蜓點水，每每有精意閃動。他自己喜歡司馬遷、蘇軾這類人物，歷史在心頭不是幾條概念，而是風聲水聲與人聲的交織，精神之旗是飄動的。與現代散文家的風物描寫不同，他的文章透出學識、智慧，可稱得上寓識于美，轉智成趣。所以，那些山水之作，就跳出一般文人感受，村落與古街背后的歷史之影，悄然而來，在與古人對視的片刻，道出淹沒的遺存里的幽魂，那就比一般游記多了知識考古的趣味。

除了山水之樂外，費孝通對于美食的描述，境界上也別是一格。他的陳述帶有親歷性的直觀，而口吻里卻多為學識。寫那些天下美食，不是沉醉其間，而是帶出社會學家的才識，告訴生活的美之外，還有創造的快樂。那里有考據，含傳說，帶追問，將社會這個課堂的聲音變為思想的流水，滾動著諸多巧思妙想。所以不覺得輕薄單一，總有背后的旋律在。這是深味民俗的審美，而非審美中的民俗。后者是京派文人常有的敘述邏輯，而費孝通則與之相反，由寬而窄，舉重若輕中，隱含也款款而出。這種寫法，看似平常，實則出奇的地方很多，對于生活的體味，不在狹窄的趣味里，而是帶出盤詰、自省和夢幻。既是審美的獨白，也是學識的彌散。現代以來，如此風格的寫作，的確不多。

在費孝通的作品里，多為傳統士大夫漠視的存在，衣食住行、生死信仰，謠俗之風，在他筆下獲得另一種意義。他很少討論六合之外的形而上的存在，而是對于生態文明的一種調適的態度，積極用世，又非功利主義；愛智多識，且不滿足以往。這就不同于胡適傳統，和魯迅傳統也有很大的距離。他的思想，從人類學的譜系中回到儒家，但又非經學里的孔學之意，而是在更高的層面的仁愛思想。孔子的從正面入手研究事理的方式，影響了他進入學術和寫作的方式，但他又覺得延伸孔子思想，當有世界主義意識，這就是在差異性文明中，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主張。可以說，傳統思想資源，在他那里不再是沒有活力的死水，而成了流動的精神之河。

也由于此，費孝通貢獻給學界與文壇的是有著生氣的文本。他筆下的邊寨、古鎮、荒原，獲得了另一種意義。尋常之物，亦有可為者。于是目光所及，常含佳趣。這佳趣不是懸掛在空中樓閣里的飄渺之美，浪漫之美，而是在復雜經驗里升騰的一種人文之夢。山水之于他，不是靜的存在，自己也非鄉土的過客。他的生命深深地介入到廣袤的土地，那些草木河流，都與自己有關。這樣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他的異樣的文格：困而不悲，難而不懼，苦而不哀。讀先生的文章，可得學識，不乏真氣，周身是純然之風。這讓人想起柳田國男、柳宗悅的寫作，思想來源于大地，智慧得之于生活。古都知識人習以為常的書寫習慣與思想習慣，在他那里被顛倒過來。許多年后，重讀先生的文章，不覺得過時，原因大概在此。

我認識費先生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經由吳志實先生介紹，曾經見過幾面。他給我的印象是和藹、智慧，目光里有儒雅的東西。記得他九十歲的時候，在人民大會堂開過一次會議，他的文集也是那時候出版的。那一天他很興奮，和眾人說了許多趣話。他說自己近來頭發開始由白漸黑，看來還能握筆幾年。先生笑的時候很是天真，紅潤的氣色印證了心態的年輕。那一天錢偉長先生也在場，并和大家分享了對于費孝通文章的心得。同代人對同代人，畢竟是了解的。費先生的人生之道，也注釋了他的文章之道，許多人欣賞他的筆墨，不是沒有原因，這些已不僅僅是審美的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