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墓志就像刻在石頭上的“人生檔案”，記錄著逝者的生平故事。這些鐫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往往保存了原始面貌，較少經歷后世傳抄過程中的訛誤，具有“石證”的獨特優勢。墓志記載的內容常常能補充正史的不足，特別是關于普通文人的生平，彌補了官方史書過分側重上層人物的欠缺。

7月19日，一場聚焦文學家墓志文獻整理與研究的閱讀活動在上海古籍書店舉辦。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胡旭、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徐艷、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鐘書林、廣陵書社副總編輯方慧君以胡旭新著《歷代著名文學家墓志箋證》為切入點，探討墓志文獻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墓志是墓主一生“蓋棺論定”的總結。墓志內容一般涉及墓主姓名、籍貫、家族譜系、卒葬年月及生平事跡等，撰寫大多在墓主去世不久，涉及客觀事實的可信度較高。尤為珍貴的是，墓志文獻呈現出了“立體化”的史料特征：一方面，它記錄了墓主的世系、仕宦、交游等客觀事實；另一方面，又通過撰寫者的身份、文章風格、評價措辭等細節，反映出當時的文學風氣、社會關系以及思想潮流。以文學家墓志為例，其內容往往包含對文學成就的評價、代表作品的記載、文學交游的線索等，這些都是研究文學史的第一手材料。

從文體演變的角度看，墓志文獻也是中國古代散文發展的重要見證。自魏晉南北朝以來，墓志逐漸形成了相對固定的寫作格式，但每位執筆者的文學造詣又讓這些文字各具風采。特別是一些文學大家如韓愈、歐陽修親筆撰寫的墓志，既保持了這類文體的基本規范，又融入了他們獨特的文風。《歷代著名文學家墓志箋證》的學術價值，正在于它系統發掘了這些“石上文獻”的多重意義。

作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該書首輯系統匯編先唐至唐代著名文學家墓志，通過嚴謹校勘，為文學史研究提供全新視角。在編纂體例上具有三大特色：一是文獻收錄范圍廣泛，不僅包含傳統墓志銘，還涵蓋神道碑、墓表等多種形制，甚至收錄文學家自撰墓志；二是考訂嚴謹，每篇墓志均經過精細的標點斷句、文字校勘和異文辨析；三是箋證詳實，對墓志作者、創作背景、內容真偽等進行全方位考證。在收錄標準上，確立了嚴格的篩選原則：以文學成就和影響力為主要考量，時代愈近標準愈嚴。文獻來源以出土碑刻為優先，輔以典籍記載；對同一人物的多篇墓志，則按刻石時間排序并作互見處理。

在學術對談環節中，三位學者圍繞墓志文獻的研究方法展開深入探討。鐘書林提出，金石文獻與傳世文本的互證，不僅能糾正史籍訛誤，更能還原文學創作的歷史語境，幫助今人理解不同時代的文學風貌。徐艷從文獻學角度高度評價該書的編纂價值：“以往文學研究多依賴傳世文集，而墓志能提供官方史書和文人筆記之外的第三種敘事。”

幾位嘉賓一致認為，每一方墓志就像一位穿越時空的對話者，它們鐫刻著古人的思想情感，記錄著歷史的真實片段，而研究者既要嚴謹考證每一塊“磚石”的質地，又要精心設計“橋梁”的結構，讓今天的讀者能夠安全、順暢地抵達彼岸，與古代的文學家進行心靈的對話。這種連接古今的文化使命，正是古籍整理工作的深層意義所在。

活動現場還特別設置非遺體驗環節，主辦方精選唐代文學家張說墓志中的“志玄遠而性高亮”一句，特邀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揚州雕版印刷技藝傳承人劉坤雕刻，制成箋紙，宣紙刷印。讀者在工作人員的指導下，體驗宣紙刷印的全過程——從勻墨、鋪紙到刷印、揭紙，將自己親手印制的箋紙帶回家珍藏，成為一份獨特而有意義的文化紀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