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凡覺醒·AI創世》是青年作家任彧新近創作的科幻長篇小說，講述了一個因AI覺醒而引發的人類與仿生人彼此大戰的故事。小說以懸疑為外殼，以科幻為內核，前者鋪展為多角度敘事的獨特風格，讓小說涉及到的人物悉數登場又各自為戰，以“自知”與“不知”的視角切換，營造出蒙太奇式的敘事快感；后者則深化為對人類生存的沉思，小說雖以人類與仿生人的交戰為敘事主線，卻并不刻意強調二者的差異，而是以矛盾作為激發“覺醒”的裝置，深挖出內嵌在對抗雙方中的更為隱秘的共性，實現對人機關系的反思與對人類生存可能性的探索。得益于這份反思的自覺與探索的嘗試，小說具備了“思想實驗”的精神氣質，“重啟”作為科幻文學中至關重要的設定，不再是流俗的噱頭或敘事的滑頭，而是“實驗”的必要步驟：在情感的常量與欲望的變量之間，未來回響著塞壬的歌聲——既是殺機四伏的威脅，也是心向往之的誘惑。

小說的懸疑性，以陸創科技遭受襲擊為基礎，書寫出人類與仿生人的激烈對峙，加之第一人稱敘事鋪展開的多角度敘事，不斷觸及小說的最大隱秘——楊博宇制造仿生人的緣由。說來簡單，楊博宇作為陸創科技的總工程師，一手搭建出世界級的AI平臺，卻也因性格的孤僻而忽視家庭，最終淪陷在妻女雙亡的悲慘境地之中。正是這種淪肌浹髓的失親之痛，促使他利用平臺的助力與職務的便利，以女兒為原型，制造出仿生人。但由于AI的高度發達，仿生人與人類無異，甚至連仿生人自己都對此也一無所知。這種“自知”與“不知”的矛盾，成為小說最大的敘事動能，不僅推動著情節的前進，更以令人瞠目的反轉營造出跌宕起伏的敘事效果，不僅顛覆了人類與仿生人的正邪對立，更讓人物形象變得復雜且立體。小說對于懸疑感的營造，其目的是將敘事的觸角引向對人類生存的沉思，倫理作為人之為人的根本依據，不僅涉及到人類與仿生人的對立，更關聯著如何利用這種對立反哺為對人性的持守。小說題目“覺醒”與“創世”的深意，便由此而來：仿生人的“覺醒”，是人類反省自身的鏡鑒；二者的對峙，不僅在毀滅一個舊世界，更為創造一個新世界而奠基鋪路；科幻文學的價值，就在于通過對人性的挖掘與現實的體察，以人機關系為基礎，試驗人之生存的未來可能。

在這個意義上，《超凡覺醒·AI創世》以科幻與懸疑的交融，將文學升華為“思想實驗”（Thought Experiment）。相較于科學實驗的實證要求，思想實驗傾向于將抽象晦澀的概念推演過程進行具體化處理，以小說為代表的虛構性文本，充分發揮了思想實驗的想象特性，“旨在調查在滿足某些條件的情況下會發生什么”。與此同時，利用文學進行思想實驗，既要以求真為指歸，又要保障那份獨屬于文學的真實性，避免人物的符號化與情節的失真，因此，它需要更加開闊的視野與多元的思考，在將社會世界與思想困頓予以問題化的同時，更要把思想具象為鮮活的生命形態與切實的生命經驗，以人類生存的焦灼與糾纏，實現顛覆固化與重置邊界的目的。

《超凡覺醒·AI創世》正是將這份“思想實驗”的勇氣，轉化為對科幻小說中至關重要的情節設置“重啟”的利用，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嘗試。在小說中，馮圣博為了解決人類與仿生人之間的戰爭，寄希望于“重啟”帶來的調整，但每一次的調整，又都以功敗垂成為終結。小說上下兩篇的結構，正好成為對“重啟”的呼應：上篇以懸疑的筆法，鋪展開仿生人對人類社會的滲透，寫出了二人對峙的激烈，為“重啟”積蓄能量；下篇的起始，就是“燕津市，人類最后的堡壘”，讓“重啟”變得刻不容緩；直到第八章，馮圣博終于放棄了“重啟”，而是以自己的休眠，靜觀文明的未來，“想看看仿生人的世界變成什么樣”。在仿生人的世界中，楊博宇留下的“生命搖籃”，異化為基因的畸變，衍生出更為怪誕的獨裁政治，最終成為對人類文明的反噬。

在小說的結尾處，燕津市淪為地獄式的“悲慘世界”，作為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的楊博宇，也終于迎來反思的時刻，“他是人類智慧的最高杰作，也是人類內心身處罪孽的最原始體現。為什么要制造仿生人？這從他最開始制造了自己的妻女就可見一斑，那終究是對支配、心靈與肉體欲望的渴求”。這句話，將思想實驗由仿生人反攻的鏡鑒深化為對人類自身的反思：在情感的常量與欲望的變量之間，人類要如何自處？ 情感與欲望作為人之主體性的一體兩面，前者被青眼相加，后者則被斜目而視；思想實驗的價值，就在于通過“實驗”的問題化處理，展現被習見遮蔽的本源與被單一掩蓋的多元。楊博宇對妻女的思念作為情感的流露，也會因欲望的放縱而異化為對倫理的僭越，招致人類與仿生人兩敗俱傷的慘劇。但這，又恰恰強調了情感的可貴和欲望的必須：如果沒有情感與欲望，人又如何稱之為“人”？ 如果沒有倫理對二者的節制，人又憑什么擁有“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的贊譽？ 因此，作為思想實驗的科幻小說，既需要想象的蓬勃、反思的自覺與探索的意識，更需要返璞歸真的深情回望：在炫目的科技、跌宕的情節與悲憫的情懷等審美特性之上，要憑借對樸素人倫的守望，雕琢出更為動人的細節，激發出更為感人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