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葦的最新詩集《水上書》聚焦于浙江的四條詩路，即浙東唐詩之路、大運河詩路、錢塘江詩路以及甌江山水詩路。重返江南后，沈葦用了四年多時間對四條江南詩路進行了田野考察，這些帶有“行動詩學”意義的詩作創作也是作為浙江人的沈葦對故鄉以及江南的精神回饋與文化致敬。

傳統與個人才能的對話在這部詩集中體現得非常充分——比如《彈歌》《越絕書》《吳越春秋》《仿越歌》《寒山》《國清寺》《歐冶子》等文化濃度極高的詩作，對應了沈葦的文化準備、田野考察、寫作才能以及現代詩學所指向的世界觀、方法論以及容留的“胃口”。需要提及的是對于沈葦而言，傳統指向的是中西方的優秀文化傳統，而不是單向度的或排斥性的，這就使得詩人的視野、襟懷、趣味、語言、方法、技術都具有容留性、開放性、復雜性以及生成性，正如沈葦通過“元詩”（以詩論詩）的方式所強調的：“詩的技術至上和修辭過度/早被放翁名之為‘琢琱之病’/譬如江西詩派堆垛、僻澀的習氣/奇險也傷風骨，從而走上窮途”（《大羮玄酒》）。

似水流年，物是人非，一切如夢如幻如露亦如電，“有人悼念1980年代的背井離鄉/有人剪輯了賈樟柯/有人在湖畔尋找消失的村落……/年輕人都有一個‘數字故鄉’/因為他們生下來就是‘數字原住民’”（《東錢湖與數字故鄉》）。面對山水故地，時空錯位，時位移人，記憶的無著力點，一個詩人很容易成為感傷主義者以及鄉愁化的抒情詩人，而沈葦的這些詩路之詩在思緒與情志上既是開放的又是節制的、審慎的，“相對于故鄉之重/鄉愁、鄉思、鄉戀等詞匯/都過于流行、輕淺了”（《致故鄉》）。

尤其可貴的是沈葦的這些聚焦詩路的江南之詩并未局限于“返鄉之作”或“地方志書寫”，并未一廂情愿而又偏執地投身于單向度的古典時空，沒有站在新與舊二元對立的鴻溝之上，而是在格物、審慎、反思與重建的向度上打開了嶄新的詩歌空間與精神維度。換言之，在西部和新疆30年的工作、生活、行走、考察、閱讀以及寫作使得沈葦的這些“詩路之詩”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故鄉寫作”，而是在西部（絲路）與江南（詩路）的雙重視野以及跨文化、跨語際之下誕生了“第三空間”，“故鄉與異鄉，我者與他者/一座天平傾斜的兩端/你得把它調校平衡了”（《致故鄉》）。這一特殊的空間超越了地理和經驗的慣性認知以及表達限囿，它既是歷史、記憶和地理、文化層面的，又是心理、語言、修辭、技藝和想象層面的。2025年春天，我跟隨沈葦在湖州城外造訪了駱駝橋，這是一座見證了江南與西域絲路的古橋，對于離鄉30年的沈葦而言，這是故鄉與遠方對話的又一次重啟。

沈葦在《水上書》中幾乎呈現了所有的水的形態——比如湖水、河水、江水、運河之水、溪水、雨水、井水，并對圍繞著水展開的山川、島嶼、港口、堤壩、橋梁、街道、村鎮、院落、寺廟、遺跡、墓地、茶園、植物、動物等周邊事物予以深層打撈和深入描述。這些不同形態的水以及事物對應了空間想象、文化內蘊、歷史記憶以及時代經驗，這在《關于水的十四種表達》一詩中有著鮮明的對應。這是詩人與山水的互相辨認、彼此激活、互相打開以及多向度的闡釋與融匯。沈葦也由此建造了“水的空間詩學”，進而為自己的詩歌世界提供了一個嶄新而又醒目的坐標。

四條詩路所對應的歷史、記憶、風物、人事、文化以及地方性知識的內涵是極其豐富甚至駁雜的，由此一個詩人很容易沉入“古典化”“江南化”“山水化”“風景化”的寫作套路的泥淖之中。沈葦對淺表的“地方寫作”一直是持懷疑和詰問態度的，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詩人應該是反風景化的，他一定要具有對地方性知識重新祛魅的能力。要想對空間和地方予以撥云見日、獨辟蹊徑式的深度書寫，這就要求一個寫作者必須具備個人化的歷史想象力以及求真意志。《水上書》印證了每一個空間都是時間化和歷史化的產物，每一個空間及其涵括的遺跡、風物、習俗、意象、細節都是不同時代以及時間疊加的產物，空間正是時間不斷累積、滲透、折疊以及物化的產物。空間既是過去時的，又是此刻以及未來時態的，詩人必須同時站在三個時間的維度才能真正透析空間的秘密以及內在機制。由此，沈葦的“水上書”以及“詩路之詩”使得一個個空間、一條條水系、一個個物象以及一個個瞬間成為了能夠穿越個人經驗以及時空限囿的精神共時體，其所攜帶的心理能力、精神容量、思想載力以及共情力是顯而易見的。

空間的時間化以及精神化、命運感在沈葦的“詩路之詩”中是貫穿始終的，每一條水系都附著了靈魂與記憶，這是深度的精神還原與挖掘。詩歌也就成了個體主體性前提下的“精神事件”，這也必然是一次次閃電猝臨般的精神照徹的時刻。

在個體的感受力、自主力空前匱乏而媒體、技術吞噬、包裹一切的今天，在碎片化的詩歌寫作境遇下，沈葦通過“詩路之詩”重建了一個中心，一個詩人的整體感、總體性得以進一步凸顯。沈葦是一個高度自覺化的寫作者，這么多年他的寫作中一直有一個顯豁的質素，這就是對可見之物以及不可見之物的同步勘測與深度探詢，詩集《水上書》同樣是這一質素得以深化和拓展的產物，物化的可見之物與虛化的不可見之物在詩人這里得以不斷地“格物”與“詰問”，而這些詩路之詩的新知以及新質也就隨之誕生了。

通過詩集《水上書》及其空間詩學的構造，沈葦通過諸多視角再次印證了詩路之水“依舊是尚未解構的世界中心”，而他則是一如既往的卜水者、凝視者、垂釣者、深潛者、行吟者、攝像者、考古者。

（作者系列詩人、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