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約在大和四年（830年）前后，意氣風發的杜牧面對國力殘破、藩鎮割據的局面，寫下這首《過華清宮》。

千百年來，此詩到底寄寓了何等深刻的諷喻意義，關鍵在于當時身處富麗堂皇的華清宮的楊貴妃所吃荔枝運送的艱難程度——這看似是一件瑣事，其實背后彰顯的是整個大唐帝國的交通運轉能力。

一

唐人的陳述，集中見以下三種文獻：

李肇《唐國史補》卷上：“楊貴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

杜甫《病橘》：“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支。”《解悶》：“炎方每續朱櫻獻，皆是嶺南貢荔枝。”

天寶末年進士鮑防《雜感詩》：“五月荔枝初破顏，朝離象郡夕函關。雁飛不到桂陽嶺，馬走先過林邑山。”

據《新唐書·楊貴妃傳》：“四方爭為怪珍入貢，動駭耳目。于是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最，進九章銀青階，擢翼戶部侍郎，天下風靡。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注意一個細節：嶺南節度使為討好楊貴妃，進獻珍品“最多”，也就意味著從嶺南運送貨物較為普遍。貴妃之所以“好食荔枝”，就是因幼年長于成都（她10歲時父親去世，然后養于洛陽叔父家），時常品嘗荔枝的美味，以致銘刻在記憶深處，經久不忘。時已“恩寵聲焰震天下”的貴妃，一旦有機會，自然不惜代價再次品味這幼時難忘的美味。

華清宮，原名溫泉宮，天寶六載（747年）改名。開元二十八年（740年）玉環出家為“太真”，天寶四載（745年）被封為貴妃。此前后，“玄宗凡有游幸，貴妃無不隨侍”，這一游幸之地，最多的當然是新落成的驪山腳下風光旖旎的華清宮（唐太宗時避暑之地為九成宮，距離偏遠）。雖然有學者多據《新唐書·貴妃傳》“每十月，帝幸華清宮”，言夏日去華清宮的可能性不大；其實，史書并不是說夏日不能去，只不過秋冬時節去得多而已。

杜甫的《病橘》寫于上元二年（761年），此時距楊妃自縊的天寶十五年（756年）僅過去5年，相信以寫實、“詩史”著稱的杜甫自不會在這一關鍵、重大事情上弄錯；因荔枝的運送必然是年復一年，很多次的，早已傳出了宮門；之后詩也明言“皆是嶺南貢荔枝”。關鍵是，天寶六年后，杜甫正在長安奔波、干謁，“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也自是能目睹這一情形。作為天寶末年的進士，鮑防更可能與杜甫一樣，都是親歷者。李肇，逝于大中八年（854年），時代雖略遠一點，但作為以“信史”為軌則和生命的《唐國史補》，自是有高的可信度。

不用質疑，荔枝正是來自嶺南。一向以考斷謹慎細心著稱、公認以“信史”為根基的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就明言“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肯定了這一基本事實。

二

荔枝從嶺南運至長安，有可能性嗎？

不妨從三個方面細細考辨：所走路徑、馬匹運送的速度、唐時的保鮮技術。

其一，所走路徑。從長安南下，至商州—鄧州—襄陽—荊州—岳州—潭州—衡州—郴州—韶州—廣州，這是當日至嶺南的一條通路，是南北交通的主線，也是距離較短的路線，約1700公里（有學者舉北宋地理總志《太平寰宇記》所載的里程計算，其實大可不必如此迂回，因宋代的里與今天的里不一樣，要折算）。對此路徑，白居易、元稹、杜牧等都在詩文里有過一些描述。

其二，馬匹運送的速度。司馬光提到了“馳驛”，應該說，概述得相當準確，即通過驛站，騎馬飛馳而至。唐時，全國建立了健全的館驛制度，每隔數十里置一驛。這種設置，保證了更換馬匹、日夜兼程的運輸需求，史載能日行500里。如按這一速度，24小時騎行，1小時行20里，顯然較慢。今知馬匹1小時能跑60里至80里，因驛站的間隔設置保證了及時更換馬匹的可能；當然，交接轉運也需耗點時間，一并按最低速60里算，日夜兼行，算上夜間騎行更艱難所花費的時間，4天左右也能到達。

不過，在非常情形下，如高層統治者的嚴令、地方官不遺余力的巴結等，類似《新唐書·貴妃傳》所載的“臺省、州縣奉請托，奔走期會過詔敕”，馬匹運輸速度可能突破常規，“朝離象郡（今廣西崇左）夕函關（三門峽以西）”的說法雖不免夸大，但速度還是驚人的。

三

至于荔枝的保鮮，唐宋時有兩種觀點較典型。其一，裝在竹筒里，《荔枝史話》載：用大麻竹筒（口徑十多公分），把一球球連枝葉整理好的荔枝，用濕草紙包裹放進去，用蠟封口。其二，整樹移栽。北宋徽宗時，太師蔡京將結了果的小株荔枝樹在成熟前整體移栽到甕中，從福建運荔枝到開封。這比較勞民勞力。其實不用這般大費周章，因為唐時已有豐富的用冰經驗。

唐代的采冰、用冰制度，見《唐六典》，“凡季冬藏冰，（每歲藏一千段，方三尺，厚一尺五寸，所管州于山谷鑿而取之。）先立春三日納之冰井”。“一千段”，這一藏量顯然比較豐富，“所管州”正說明各州亦有藏冰之地。這是因為藏冰窖的設置相對簡單，只要在地下深挖，構筑一間儲藏室即可。更有甚者，《開元天寶遺事》記載，天寶時豪奢的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為山，周圍于席間。座客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也”。

有人疑問，唐時南方冬季有厚冰可取藏嗎？看一下柳宗元的《江雪》就行了，“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茫茫的大雪正覆蓋著江水，顯然能夠取冰窖藏。這首詩寫于永州（今湖南零陵），正是在南方。更重要的是，唐宋時期，中國氣候正經歷了由溫暖轉向寒冷的過程。

這就不難設想出一幅畫面：一個袋子包裹著混合著冰的荔枝，外面再裹上棉被之類的隔熱；一旦冰水融化，就再續上冰。退一步說，就算冰在荒村僻店中不能保有，但經過大的州府時，當不難辦到。或者說，至少能延長三五天問題不大。這并不是什么“黑科技”，而是基于有儲藏冰的前提——一個簡單但很實用有效的辦法。只是，我們不能知道，儲冰在唐時究竟是怎樣一種高昂的價格；但是，在權勢赫赫的貴妃或地方大員看來，估計也不是什么大問題。

比較一下同一時期杜甫的《麗人行》：“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千萬不要靠近，一旦近前，就會惹來很大的麻煩。“炙手可熱”“嗔怒”等詞，明顯凸顯了老杜的憎惡之情。秉筆直書的老杜并沒有回避鋒芒。再次品味杜牧的《過華清宮》，確實有很濃的批判意味，但這更多的恐怕也只是已沉沉落下去的晚唐心緒在詩歌中的反映，非僅指千里騎送荔枝這一事。

這樣說并非為貴妃強作辯解，而是基于一種事實：如若冰在唐代的取得不甚難的話，這一長途跋涉運輸，也可說是借公家的驛站，給私人辦了一些事。快馬加鞭，恐怕不是人們所想象的那般嚴重、那般勞民傷財。當然，是很費了一些錢和人力，這一點毫無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