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紅樓夢》剛問世時，文人雅士們紛紛不惜重金求購，但同時，他們始終將這部奇書框定在“閑書”范疇，認為它難登大雅之堂。那么，《紅樓夢》是如何一步步邁入經(jīng)典行列，最終成為中國經(jīng)典小說扛鼎之作的呢？請聽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所長孫偉科教授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上為我們深入解讀。

一套《紅樓夢》價值“十數(shù)金”

實際上，《紅樓夢》于1754年就已經(jīng)寫成，并開始傳播。在當時一些重要的《紅樓夢》傳抄本上，都題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字樣。在最初問世的30多年時間里，《紅樓夢》一直是以稿本的形式流傳的，也就是說它沒有印本。

為什么沒有印本呢？清嘉慶年間有一個人叫弘旿，別號“瑤華道人”，其父是康熙帝的二十四子。這位清朝宗室工詩文，善繪畫，名聲很好。他曾在一首談論《紅樓夢》的詩旁留下批語：“《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而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他很早就聽過這本書了，因為害怕里面有不妥當?shù)膬?nèi)容，所以一直沒有讀。

他說“《紅樓夢》非傳世小說”，所謂非傳世小說，就是不公開印刷和傳播的。在中國四大名著中，像《西游記》《三國演義》，在小說還沒有形成之前，其故事已經(jīng)通過說書、戲曲等形式流傳，成書之后更是得到廣泛傳播。但《紅樓夢》有所不同，它寫成后沒有像其他著作一樣在民眾中廣泛傳播，而是成了非傳世小說，只通過傳抄本的形式，供一批非常小眾的讀者閱讀、切磋和交流。

當時《紅樓夢》的流傳對象主要是哪些人呢？就是宗室文人。因為曹雪芹家屬于內(nèi)務府，主要是為皇室宗親服務的，所以他的小說剛開始流傳時，輾轉謄抄《紅樓夢》的就是宗室人員，后來逐漸擴散至文人士大夫。那時，京城的很多士大夫家中都有一套《紅樓夢》，作為四書五經(jīng)之外的消遣。當時買一套抄本的《紅樓夢》有多貴？“要十數(shù)金”。十數(shù)金相當于我們今天的3萬多元人民幣，足見這些文人對《紅樓夢》的喜愛。

《紅樓夢》是什么時候被印成印本的呢？直到曹雪芹去世20多年后，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高鶚、程偉元用活字印刷排印了印刷本。當時印刷效果比較好的是雕版印刷，但因為急于把《紅樓夢》推向市場，采用的是活字印刷。公開印刷后，《紅樓夢》由手抄時代步入刊印時代，傳播數(shù)量和速度都大幅提升。

1817年，在清朝文人得輿所著的詩詞集《京都竹枝詞》中有這樣一句：“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這是對當時《紅樓夢》廣泛流傳的生動記載。

清代人為什么愛讀《紅樓夢》

在清代，《紅樓夢》為什么被人們所喜愛？嘉慶年間有一個文人叫諸聯(lián)，撰有《紅樓評夢》，評點《紅樓夢》。他這樣寫道：“《石頭記》一書，膾炙人口，而閱者各有所得。”不同的人，無論是士大夫還是文學愛好者，讀《紅樓夢》都能各有所得。

“或愛其繁華富麗，或愛其纏綿悱惻。”“繁華富麗”是指什么？《紅樓夢》中寫了寧國公、榮國公家族那種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富貴生活，真是鐘鳴鼎食之家、詩書簪纓之族。公子哥寶玉有十幾個丫頭伺候，這些丫頭還等級分明。《紅樓夢》中描述的那種繁華富麗、尊貴無比的生活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讀者之所以喜歡《紅樓夢》，正是想了解貴族的生活是什么樣子。

“纏綿悱惻”又是指什么？《紅樓夢》小說的主線就是寶黛愛情，但是寶黛愛情寫的不只是傳統(tǒng)故事中卿卿我我、才子佳人的情節(jié)，而是在恩恩怨怨中展現(xiàn)出一種真情。他們互守諾言，林黛玉絕粒而死是主動殉情，而寶玉最后選擇出家，也是因為不能忘懷黛玉的感情。

“或愛其描寫口吻一一逼宵。”《紅樓夢》塑造了眾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他們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各自具有獨特的個性特征。王熙鳳一說話，就顯得八面玲瓏；襲人的話，晴雯是絕對說不出來的。“描寫口吻一一逼宵”，所以非常生動傳神。

“或愛隨時隨地各有景象。”在《紅樓夢》中，描寫敘事的視角總是在變化的，隨著時間和人物的身份在變化。比如寫大觀園，元妃省親時我們看了一遍大觀園，劉姥姥進榮國府時我們又看了一遍大觀園。景隨人移，各有景象。

“或謂其一肚牢騷。”中國文人士大夫為什么喜歡林黛玉，不喜歡薛寶釵？因為他們覺得林黛玉的遭遇跟自己有幾分相似，秉持本性，卻并沒有博得上下人的歡心。所以，他們借贊賞林黛玉來吐槽一番，為自己的懷才不遇發(fā)發(fā)牢騷。

“或謂其盛衰循環(huán)，提朦覺瞶。”一開始，賈府風光無比，不可一世。元妃省親，修一個園子光“軟裝”就花了5萬兩銀子。但是，在小說的后半部，賈府被抄了家，大觀園衰落了，林黛玉死了，到最后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凈，呼啦啦大廈將傾”。賈府的“盛衰循環(huán)”就在轉眼之間，所以說是“提朦覺瞶”。

“或謂章法句法，本諸盲左腐遷。”中國最好的散文是什么？是《史記》《左傳》。諸聯(lián)認為，《紅樓夢》在寫作和敘事手法上可以與《史記》《左傳》相媲美，所以人們爭相閱讀。

為什么大家喜歡讀《紅樓夢》？諸聯(lián)說，因為這部小說“亦見淺見深，隨人所近耳”。從世俗層面來看，它就是一個悲劇的愛情故事。但仔細深究的話，你又可以看出其中的很多深意。《紅樓夢》與過去才子佳人式的文學作品相比，其內(nèi)在精神是完全不同的，作者所描寫的故事結局也是不一樣的。所以說，《紅樓夢》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賞。

《紅樓夢》的叛逆性和異端性

《紅樓夢》雖然在清代流傳甚廣，受到很多人的喜愛，但不可能被奉為經(jīng)典。為什么？原因就在于《紅樓夢》這部小說有著非常明顯的叛逆性。

在整個封建社會，男尊女卑是不可撼動的社會根基，《紅樓夢》中卻透露著崇女貶男的思想。《紅樓夢》開卷第一回第一段“作者自云”，即是曹雪芹自序。在這篇自序中，曹雪芹回憶起年少時家里所有的女孩兒，覺得她們的見識、才氣遠遠超過自己，不禁深自懊悔。他寫這部小說，就意在為那些女孩兒立傳。在《紅樓夢》第二回里，賈寶玉有一句名言：“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這在當時無疑是驚世駭俗的奇談怪論。《紅樓夢》中還經(jīng)常罵官場人物，比如寶玉說這都是“祿蠹”，指的是那些熱衷功名利祿者。

此外，在封建社會，青年男女自由戀愛、自己選擇婚姻都是不道德的。如果家里出現(xiàn)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的事，就屬于家丑。所以，在黛玉生命垂危的時候，賈母說：“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著花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賈母說這個話不是心狠，而是很合理的。在封建時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婚姻的前提，而《紅樓夢》站在男女青年自主婚戀的立場上，對寶黛悲劇作了同情的描寫，無疑是一種離經(jīng)叛道。

綜上所述，《紅樓夢》其實是挑戰(zhàn)了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士大夫一般深受封建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他們當然對《紅樓夢》中的這些描寫非常敏感，所以在當時，《紅樓夢》更多是被士大夫、知識分子當作一個反面對象來看待。清代評點家張新之就說，《紅樓夢》要反著看，一反著看，不好的東西都會變成好的東西。

正是因為《紅樓夢》充滿了叛逆性和異端性，所以它在清代雖然廣為流傳，但不可能被奉為經(jīng)典，而只是被框定在“閑書”范疇，認為它難登大雅之堂。

新文化運動改變《紅樓夢》的命運

《紅樓夢》后來如何在意識形態(tài)上得到肯定了呢？那是因為新文化運動帶來的契機。

新文化運動是20世紀初中國一些先進知識分子發(fā)起的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猛烈抨擊以孔子為代表的“往圣先賢”，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而《紅樓夢》的主旨就是反封建、反男尊女卑、反科舉、反官僚制度，所以在很多方面與新文化運動反封建的目標是一致的。

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胡適正是這樣定位《紅樓夢》的。當時，胡適和一些先鋒文人都認為，中國的書寫文字和口語相脫離是造成中國文盲眾多的主要原因。在那個年代，真正能夠讀書的人只占全社會的5%都不到。所以，胡適提出“我手寫我口”，我怎么說的我就怎么寫。那么，口語怎么寫成文章呢？當時他找到的白話文章的范本就是《紅樓夢》。

胡適還認為，《紅樓夢》所寫的悲劇，是一個舊家族無法自救的必然悲劇，證明中國的舊文化必然走向沒落。《紅樓夢》的思想有助于中國人反思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呼應新文化運動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在這個時期，《紅樓夢》作為學生學習的課文進入了課堂。

1921年，胡適發(fā)表《紅樓夢考證》一文。這篇看似只是針對一部古典小說的考證文章，卻引發(fā)了一場學術革命。當時的中國學界，“索隱派”紅學盛行，研究者熱衷于將《紅樓夢》中的人物附會到歷史人物上。而胡適卻開創(chuàng)性地以科學方法考證《紅樓夢》的作者、版本等基本問題。比如，關于《紅樓夢》的作者，在胡適之前，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曹雪芹是個虛擬的名字。胡適經(jīng)過大量的考證，得出“乾隆時的文人承認《紅樓夢》是曹雪芹做的”這一初步結論，從而使大多數(shù)人開始接受《紅樓夢》的作者就是曹雪芹。

那么，新文化運動完成了《紅樓夢》成為經(jīng)典的任務嗎？沒有。新文化運動使《紅樓夢》完成了走向經(jīng)典的第一步，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紅樓夢》只是一部流傳很廣的小說，很少有人會將其與經(jīng)史子集等正統(tǒng)典籍相提并論。而新文化運動后，《紅樓夢》被納入了國學研究的范疇。

然而，胡適又指出，《紅樓夢》在白話語言學習方面的成就很高，但是它的思想高明不到哪里去。后來，他更是直接表示《紅樓夢》連《儒林外史》都不如。紅學家俞平伯也持這個觀點，他認為《紅樓夢》不入世界近代文學之林，在世界上頂多是二流文學。所以，在這個階段，《紅樓夢》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沒有得到充分肯定。

20世紀“紅學”成為顯學

《紅樓夢》被真正推上經(jīng)典的地位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

1954年，畢業(yè)于山東大學中文系的李希凡與藍翎共同撰寫了關于《紅樓夢》的研究文章，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在全國產(chǎn)生了很大反響。李希凡在文章中指出，《紅樓夢》是現(xiàn)實主義的杰作。《紅樓夢》寫出了當時具有代表性的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盛極而衰的時代特征，反映了封建社會必然走向覆滅的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可以說，在1954年以后，《紅樓夢》才真正登上了不可撼動的經(jīng)典地位，不僅在現(xiàn)實主義思想上，而且在藝術成就上也得到了全面的肯定。

《紅樓夢》之所以受到推崇，還與毛澤東主席的推動有關。毛主席對《紅樓夢》的評價相當高。1956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中國過去）除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以及在文學上有部《紅樓夢》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由此可見，毛澤東把《紅樓夢》作為與外國文學名著相媲美的文學作品看待。毛主席常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既然有閱讀能力，不可不讀《紅樓夢》，不讀就不懂中國封建社會。讀一遍也不行，最少看三遍，不看三遍沒有發(fā)言權。”

20世紀以來，《紅樓夢》以其深刻的思想底蘊和出色的藝術成就形成了一門以其為研究對象的專門學問——紅學，它與甲骨學、敦煌學并稱20世紀三大顯學。紅學不僅涉及文學分析，還包括歷史、文化、哲學等多個領域，成為世界文學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許多學者對《紅樓夢》的主題、人物、藝術手法等進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滿足了不同讀者的需求，也進一步奠定了《紅樓夢》的經(jīng)典地位。

一部無可撼動的經(jīng)典名著

今天，有一種被普遍認可的說法，那就是《紅樓夢》居于“四大名著”之首。需要指出的是，這并非官方排名，而是民間與學術界的共識。

與其他三部由民間故事改編的名著不同，《紅樓夢》是唯一一部由作者獨立創(chuàng)作的名著。動筆之初，曹雪芹不滿20歲，他耗費10年光陰精雕細琢，又先后進行5次大規(guī)模的增刪修改，30歲左右才寫成《紅樓夢》。他在小說中明確表明，他不寫傷時罵世的小說，不寫侮人妻女的小說，不寫才子佳人的小說，不寫千人一面、千人同腔的小說，所以《紅樓夢》才能最終成為魯迅所說的將“傳統(tǒng)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的優(yōu)秀作品。

我們?yōu)槭裁匆x經(jīng)典？因為經(jīng)典是被時間淘洗出來的，是經(jīng)過歷史檢驗的，是被反復篩選后仍被廣泛閱讀的對象。《紅樓夢》就是這樣一部經(jīng)典作品，它以“一家事”寫“百家事”，囊括了一個時代的基本風貌和發(fā)展趨勢，同時又顯微鏡式地展現(xiàn)了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主要人物的性格。它確實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是一部“推開一扇窗就是一道風景”的經(jīng)典作品。

1791年《紅樓夢》印本出現(xiàn)以后，1793年就有了昆曲《紅樓夢》，也就是說，《紅樓夢》開始以戲曲的形式更廣泛地傳播開來。今天，如果在搜索引擎上輸入“黛玉葬花”，就能搜到上千張不同時代畫家畫的“黛玉葬花”圖。《紅樓夢》被改編成很多其他的藝術形式，正說明《紅樓夢》已經(jīng)成為一種文化藝術的創(chuàng)作資源，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總而言之，《紅樓夢》這部經(jīng)典已經(jīng)深入人心，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無可撼動。正如著名作家白先勇所說：“如果說文學是一個民族心靈最深刻的投射，那么《紅樓夢》在我們民族的心靈構成中，應該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為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紅樓夢》已經(jīng)成為我們民族文化的一張名片。所以，我希望大家多多閱讀《紅樓夢》，喜愛《紅樓夢》，支持紅學事業(yè)的發(fā)展，為接續(xù)中華民族的文化根脈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