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前后，我讀到陳思的《現(xiàn)實的多重皺褶》一書，寫下若干感想題為《敞開與呼應：文學形式、審美、歷史》發(fā)表。世事紛擾，白云蒼狗，眼前出現(xiàn)陳思另一部書稿的時候，突然意識到十年的時光倏忽而逝。匆匆翻閱陳思的書稿，內心涌出一陣安慰：持之以恒的事物仍然存在。文學仍然是一些人的精神聚焦區(qū)域，思想探索仍然積極地展開。十年的時間，陳思的關注范圍擴大了許多，觀念的表述更為成熟，但是，從這一部書稿的書名——《從個體到家國：社會史視野下的新世紀文學》——可以看出，某些一脈相承的主題還在深入延展。

導論“重建新世紀文學的社會之眼”中，陳思對于“社會史視野”做出初步闡述。可以從這些闡述之中察覺，陳思一直致力于將新世紀文學與風云激蕩的社會整合在一個共同的視野之中，置身于宏大的歷史圖景考察文學與周邊種種因素的多向互動。一種理論觀點曾經認為，“純文學”是一個獨立的區(qū)域，不受各種社會波動的干擾，超然世外才能保證純正的審美品質。如果說，作品的內容不可避免地涉及社會現(xiàn)實，那么，文學形式被視為“文學性”的寄托——文學形式仿佛構成一個拒絕各種外部力量影響的封閉系統(tǒng)。陳思顯然不贊同這種保守的理論觀念。在他看來，文學形式毋寧說內在地嵌入社會背景。因此，社會史視野對于文學形式影響的考察本身即是一個重要的面向：“我期待這些對文學形式的發(fā)現(xiàn)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形成一種自覺與特色。文學形式的追求應該內化于這一研究取向之中。真正的歷史性，一定以形式的面目出現(xiàn)。從形式入手，細描主體狀態(tài)，以歷史語境的恢復、社會感的充盈為參照系，對‘寫什么/不寫什么’‘為什么這么寫/為什么不那樣寫’進行細致謹慎的剖析與體貼入微的感悟。它不是對文學形式進行消弭，而是對文學形式進行高舉和擴張。”這種主張與我的觀念相當接近。我在《論文學批評與“歷史”概念》一文中曾經集中討論一個問題：“歷史”成為文學批評賴以展開的一個軸心概念之后，這個概念究竟包含哪些涵義？古往今來，文學批評之中的“歷史”既可以表示文學再現(xiàn)某一個時期的社會現(xiàn)實，還可以指文學賴以產生——從文學主題到語言修辭——的歷史文化環(huán)境，后者甚至更為重要。盡管文學形式的穩(wěn)定程度遠遠超過內容，但是，各種演變乃至突變從未停止。許多時候，文學形式的種種動向無不可以追溯到社會史方面的原因。無論是詩詞格律還是小說文類，人們都可以找到或顯或隱的例證。《從個體到家國：社會史視野下的新世紀文學》表明，陳思在他所關注的新世紀文學之中再度獲得展開這種考察的空間。

正如陳思意識到的那樣，認可文學與社會史之間互動的前提下，許多人可能將二者的關系想象得過于簡單。最為常見的情況是，將文學想象為歷史的注解、附庸或者提供一些填充框架的形象與細節(jié)。“以詩證史”、“小說者，正史之余也”之類說法無不事先設定歷史與文學的主從結構。我曾經在另一個場合分析過歷史實在、歷史話語與文學話語之間相互纏繞的關系。通常的意義上，“歷史”指的是過往發(fā)生的一切，另一些時候，“歷史”指的是歷史著作陳述的內容。如果前者可以稱為歷史實在，那么，后者可以稱為歷史話語——歷史學家使用某種話語組織處理和描述歷史實在。這種區(qū)分立即顯露出兩個后續(xù)的問題：一、“以詩證史”或者“小說者，正史之余”這些論斷之中，“史”指的是歷史實在還是歷史話語？如果將“史”界定為歷史話語，文學顯然僅僅是歷史著作的注解與附庸。二、我傾向于將“歷史”解釋為歷史實在。如同歷史學家一樣，作家可以使用另一種話語組織——即文學話語——處理和描述歷史實在。無論是情節(jié)的虛構、傳奇的追求或者考究的遣詞造句，作家試圖從另一些視角進入歷史實在，開掘文學的獨特主題。所以，導論之中的這一段話讓我產生了共鳴。陳思解釋說，社會史視野“并非重返文學和歷史的二元模式，強化兩者之間的價值等級，把文學當作歷史的注腳；而是打破文學本體自足的幻覺，讓文學重返更復雜廣大的社會生活歷史語境，讓學者在文學與社會的復雜互動關系中真正整全地理解文學的特殊性和歷史意涵，最終提出一系列可以與歷史學一般觀念對峙的研究成果”。

陳思的書稿引用不少社會史資料。作為歷史話語，這些社會史資料將與陳思考察的作家、作品構成復雜的對話關系。二者可以相互參證、相互補充，也可能產生各種程度的分離乃至分歧。這絲毫不奇怪。遵循歷史話語學科的基本規(guī)范，社會史資料首先是一種相對客觀的記錄，盡管這些記錄不得不接受作者視域、各種禁忌以及時代文化氣氛的限制；同時，歷史話語往往圍繞一批重磅的概念范疇展開，譬如國家、民族、社會制度、經濟發(fā)展速度，或者畜牧業(yè)、農業(yè)、工業(yè)，等等。相對而言，文學作品的主要內容是作家以及主人公的個體感性經驗。個體感性經驗可能完整投射于同時期的社會史資料，也可能存在距離與裂縫。由于各種原因，某些作家可能游離時代文化氣氛或者公認的習俗，或者充當獨樹一幟的先知，或者扮演激進偏執(zhí)的社會叛徒。對于個體感性經驗說來，獨到與狹隘通常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然而，文學話語事先接受這種視角——接受這種視角可能產生的洞見與盲區(qū)。陳思提到了柄谷行人與齊澤克對于“視差”的論述。歷史話語與文學話語分別依據(jù)不同的話語組織規(guī)則裁剪與編輯世界，二者的視差不可避免。一個社會的文化空間，通常共時性地存在多種話語體系。歷史話語與文學話語之外，人們還將看到政治話語、經濟話語、法學話語、科學話語、軍事話語等等形成的復雜文化網(wǎng)絡。這些話語體系的相互補充有助于再現(xiàn)世界的多個維面，相互校正有助于維持一個相對公正的立場。另一些時候，這些話語體系形成或明或暗的博弈；某種話語體系占據(jù)主導地位往往表明，它所代表的價值觀念正在成為文化空間的主角。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政治話語、經濟話語或者科學話語通常位居現(xiàn)代社會中心，歷史話語乃至文學話語游蕩于邊緣，只能擁有相對單薄的份額。但是，盡管人文學科的壓縮正在成為學院內部逐漸升溫的話題，許多人仍然堅信，文學始終是一個社會不可或缺的文化內容。或許，這也是陳思相信文學學科可以產生“與歷史學一般觀念對峙的研究成果”的依據(jù)。

文學如何完成獨特的話語組織？這時，必須返回文學形式——就這一部書稿而言，返回陳思對于文學形式的分析。《從個體到家國：社會史視野下的新世紀文學》的三個章節(jié)圍繞“青年”“地方”“中國”三個主題展開。顯而易見，三個常見的主題已經在社會史文獻以及眾多宣傳材料之中獲得廣泛的表述，然而，陳思不再重復諸多熟悉的概念、命題以及各種數(shù)據(jù)，而是竭力發(fā)現(xiàn)文學形式對于這三個主題的獨特組織方式——例如文珍小說主人公的失眠或者躲入衣櫥的意象，例如鄭在歡小說的主人公以喜劇性對付悲劇，例如湯成難如何再現(xiàn)農業(yè)時間、農業(yè)速度以及事物輪廓與質感如何在緩慢的時間之流悄然浮現(xiàn)，張忌如何利用“物”的敘事巧妙顯現(xiàn)主人公性格，調度情節(jié)的轉折，并且在敘事加速之中顯現(xiàn)衰敗感，例如王安憶小說的敘事視角轉換如何折射經濟理性與理想主義的轉換，李洱《應物兄》各色人等的過量對話如何隱喻知識分子知行之間的分裂……這時，文學形式顯現(xiàn)的感性經驗并非單純的表象外觀還原，而是涉及朗西埃所說的“感性的分配”。文學形式展示或者遮蔽何種性質的感性經驗，意味著主人公的生活位置及其賦予的精神特征。這個意義上，“感性的分配”也可以視為感性社會學——我相信這也是陳思對于朗西埃產生興趣的原因。談論“地方”主題的時候，陳思對于班宇作品的分析相當精彩。作為“新東北文學”的代表人物，班宇的作品再現(xiàn)了被稱為“新東北”的地域氛圍。然而，陳思選擇一個奇特的視角分析班宇筆下新東北的“空間”塑造：聲音的敘事。從設置某些聲音到屏蔽另一些聲音，獨特的地域氛圍沉淀在主人公的聽覺之中：巨響，電波雜音，卷簾門的嘩嘩聲響，突如其來的寂靜，過量、夸張的雜糅語言與本土的幽默，爆發(fā)式的吶喊，這是聽覺捕捉到的社會歷史。感性社會學與社會史文獻的“對讀”意味深長。顯而易見，人們可以察覺二者之間的相互證明與相互呼應。然而，歷史話語與文學話語之所以沒有相互覆蓋，歷史與文學之所以構成兩個獨立的學科，這是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二者分別存在不可替代的內容與認識路徑。

從《現(xiàn)實的多重皺褶》《文本催眠術》到《從個體到家國：社會史視野下的新世紀文學》，陳思的文學研究始終在扎實積累。可以從諸多作家與作品的分析之中清晰察覺這些積累的分量：種種描述與分析背后的思想含量與理論壓強持續(xù)增加。期待這些積累指向一個新的突破——更為開闊的研究視野、更為宏觀的理論建樹。

（作者系福建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