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明清科舉，很多人腦海里最先浮現的可能是“八股取士”四個字。這種將明清科舉與“八股取士”畫上等號的觀念暗含兩層意思：一是以為科舉考試“全從儒家的《四書》《五經》中出題”，二是“八股文”水平高低是決定考生能否中試的唯一因素。但揆諸史實可以發現，明代科舉取士具有多面向的“虛實”空間，“八股取士”并不足以概括其整體面貌。

“八股文”占三分之一

明代，科舉體系自下至上分為科考、鄉試、會試、殿試、庶吉士考選五個層級。其中，科考是各地提學官為甄選具備鄉試入場資格者而舉行的考試，對象以今人較為熟知的生員或秀才為主。由于科考的目的是為鄉試篩選應試人員，故試題數量少于鄉試，但試題類型與鄉試大體保持一致。萬歷三十九年，禮部規定：各地科考試題，除《四書》義兩道、《五經》義各一道外，“論、策、表必兼出”。也就是說，參加科考的士子不僅要應答測驗“八股文”技巧的經義，還需應答論、策、表等題型。

對于想要蟾宮折桂的考生而言，最重要的是鄉試和會試。明代，鄉試中式的舉人開始成為一項終身功名，不僅可以連續參加會試，而且具備出仕為官的資格；會試錄取的士子，則基本上不會被之后的殿試黜落。據洪武十七年《科舉程式》，鄉試、會試每三年一次，鄉試于八月舉行，會試于次年二月舉行，試題的類型和數量相同。考試均分三個場次舉行：第一場，考《四書》義三道、《五經》義四道；第二場，考論一道、判五道，另由考生從詔、誥、章、表內自由選擇一道；第三場，則是經、史、時務策五道。

《四書》義、《五經》義考查的自然是士子對于儒家經典的記憶、理解，以及“八股文”的寫作水平。第二場的試題類型較為多元，主要考察對性理和政治倫理的理解，以及測驗對《大明律》等法律知識的掌握，而詔、誥、表、章重在進一步考察文學修辭和公文寫作水平。第三場的策問，目的是考察士子對經學、歷史和時務知識的記憶與理解。可見，“八股”所依憑的《四書》義、《五經》義，盡管因地位重要而放在首場，但僅占整體的三分之一而已。

至于名義上由皇帝主持的殿試，主要是分為一、二、三甲，以示新科進士皆為天子門生。由于殿試時間僅有一日，且一般須在考試結束后兩三天內公示結果，故試題僅有時務策一道，“惟務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永樂以后，明代開始在殿試二、三甲新科進士內選拔“文學優等”為翰林院庶吉士，作為高級官僚的儲備人才。據載，在參加考試前，新科進士還需呈交平日所作文章，體裁為“論、策、詩、賦、序、紀”，也沒有包括以“八股”格套寫作的經義。

特別留意后場答卷

不可否認的是，由于科舉考試的試題類型較多，涉及的知識范圍比較廣泛，考生逐漸傾向于將主要精力放在知識量相對較少、答題格式套路化的《四書》義、《五經》義上面。加之隨著投身科舉的人越來越多，負責鄉試、會試閱卷工作的考官卻未見顯著增多，閱卷時間也未適當延長，故考官更傾向于依賴最早看到的第一場《四書》義、《五經》義答卷來進行取舍。在此大背景下，明代中期開始，批評科舉過于偏重經義答卷，忽視論、策成績的聲音此起彼伏。最具代表性的當為成化十一年探花王鏊之言：“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惟經義。”

科舉考試顯露出的這一傾向，既不利于引導士子在日常學習中留心實學，也不利于國家經由科舉途徑選拔出具備綜合才能的官員，亦有悖于科舉“三場勻稱，方許中式”的基本原則。從嘉靖開始，官方多次頒發命令，要求提學官和考官在閱卷、錄取時需綜合衡量各類答卷的成績，不能單憑“八股文”水平就作出決定。嘉靖十二年，禮部明確規定：在篩選鄉試入試資格的科考中，“不熟三場初學之士”不得錄取。這意味著，如果考生只會寫作“八股文”，不能應答第二、三場論和表、策等試題，就無法取得參加鄉試的資格。至于更高級別的鄉試、會試，官方也連番要求考官閱卷、錄取必須“參取后場，以采實學”，將“八股文”之外的論、策成績作為考量錄取與否的重要因素。

隆慶元年，禮部對鄉試、會試的閱卷程序進行大幅度調整，確立了后場“分房互閱”原則。此刻的明代科舉，考生需從《易》《詩》《尚書》《禮記》《春秋》五部經書中選擇一種作為“本經”，考官也分為不同經房，各經房考官負責評閱某一本經考生三個場次的答卷。明人高儀曾說：“三場以一人總閱，勢必偏重初場。”有鑒于此，禮部題準，此后鄉試、會試，第一場《四書》義、《五經》義考卷交付各自本經的考官，第二、三場的論、表、策等其他考卷則交由其他考官評閱。最后，由主考根據三個場次答卷的名次，決定考生的錄取結果。

萬歷四十年鄉試舉行前，禮部進一步強調“后場果博雅過人，即前場稍未純，亦當簡拔”，意即假若考生第二、三場論、表、策答卷表現優異，即使第一場的“八股文”略顯遜色，也應當錄取。崇禎六年，禮部尚書黃汝良題請，考官評閱試卷過程中需特別留意考生后場答卷表現，倘若發現考生通曉天文、地理、兵農、屯鹽、鼓鑄、律令、河渠等時務知識，即使“前場平平”，也應該予以錄取。

涉獵法律、時務知識

有人可能會問：在科舉考試實際運作過程中，不僅憑“八股”而錄取士子的原則是否真正得以體現呢？姑且以崇禎三年湖廣鄉試同考官徐開禧、崇禎四年會試同考官陳仁錫的記載為例，略為申述。

崇禎三年八月，南北直隸、十三省循例舉行鄉試，湖廣臨武知縣徐開禧被聘為該省鄉試《春秋》房同考官。考試結束后，徐氏將其參與這次鄉試閱卷的經歷匯輯為《楚闈類記》。該書記載，徐氏于八月初六進入考場，初九、十二、十五分別舉行第一、二、三場考試。

十三日，徐開禧開始閱卷。當天評閱首場試卷60份，取中正卷4份，編號是“列十三”“霜十四”“月二”“月十八”（備卷2份，編號為“月八”“列十七”）。十四日，評閱試卷115份，取中正卷2份，編號是“代十七”“余十四”（備卷3份，編號為“月十七”“余三”“岡十九”）。十五日，評閱試卷44份，未取中正卷、備卷。十六日開始，徐開禧開始評閱送入內簾的第二、三場試卷，并將三場正卷、備卷悉數呈交給正、副主考，評定正式的錄取名單。最后，徐開禧負責的《春秋》房錄取七人，編號分別是“列十三”“霜十四”“月二”“月八”“余十四”“月十七”“代十七”。

其中，編號為“月八”“月十七”的第一場“八股文”并不是很出色。但兩人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依靠的就是第二、三場考試的出色表現。據徐開禧記載，“月八”考生第一場“八股文”成績被列入備卷，至其三個場次的考卷全部交至主考后，主考“翻二、三場，曉暢古今，是由本末之士也”，因而決定錄取。其他5名首場取中的考生，他們的第二、三場的考卷同樣不俗，如“霜十四”卷“前后場宏博奇偉，居然有名家之致”。

這樣的錄取原則，同樣反映在接下來崇禎四年舉行的會試中。在各省鄉試結束之后，來自四面八方的舉人陸續匯聚北京，參加由禮部舉行的會試。該科會試，翰林院侍講陳仁錫被任命為《春秋》房的同考官。據《陳太史無夢園初集·春秋同門稿序》載，陳仁錫負責的《春秋》房取中26名士子，10人的第二場論、表成績優異，4人在第三場策問中表現出色，依靠第一場“八股文”的成績而被最終取中的僅有12人。

總之，通過考試方式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無疑是中國古代對政治運作、社會結構、知識傳播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項制度設計。至少就明代而言，科舉既非僅僅從《四書》《五經》中出題，考官亦非僅憑考生寫作“八股文”的表現而決定錄取與否。與之相呼應，明代考生不僅需研讀《四書》《五經》，也要涉獵歷史、文學、法律、時務等不同類別的知識。

（作者分別為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校長助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