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至6月，作為一種別樣的影像風格“出圈”的“縣城文學”引發網絡熱議，但討論的結果卻走向分歧。認同也好，反對也罷，新的訴求卻逐漸明晰：我們需要真實的縣城文學。

幾乎同時，劉星元的《小城的年輪》沉靜面世，他的“縣城文學”在紙上成形。這本集中而扎實地書寫作家寄身的小縣城的散文集，并沒有在網絡流量的瞬息漂移中“出圈”，但在當下散文的縣城書寫中，無疑是堅實的“在場”。

在傳統文學領域，縣城書寫的嬗變與城鄉格局的演變同步。改革開放初期，鄉土文學是主流，縣城是“寡言少語”的；隨著現代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縣城又成為鄉村走向大城市的通道與跳板，同時漸漸成為“進城失敗者”的退守之地；而今，隨著城鄉在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縣城又成為療愈之地或守成之所。在類似的書寫中，縣城都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城鄉探討之余的連帶、過渡、補充與附加。近年來，一批書寫縣城的力作涌現，縣城得以以主角的面目亮相，得以為自己“代言”。劉星元筆下的縣城亦是如此。

劉星元筆下的縣城眉目清晰而舒展，它自身頗具辨識度的地方景觀得到了展現。一般而言，景觀被劃分為自然景觀和社會景觀，但在劉星元筆下，縣城的自然景觀較少地呈現為河流和矮山，算不上主要的書寫對象。因此，結合劉星元對縣城書寫的實際風貌，或許可以將之粗淺地分作兩類，一類是作為縣城敘事的空間場所，比如拆遷工地、劇場、闌尾街、福安巷、農貿市場、第五岔道、火車站、橋墩下、窗臺前、城中村等，故事發生于這一個個空間單元內，就像劇場里那些年輕演員之間微妙的競爭或戀愛關系、殊異的人生選擇，就像福安巷中攀向別人家的青藤與彼此相知的鄰里關系，就像闌尾街所盛放的作者的青春與愛情……縣城的人、物的命運故事往往在此上演，對他們而言，空間即生活方式，即情感載體。另一類是作為作者的想象、記憶、情感、思考之坐標原點的縣城物象，如塑料袋、挖掘機、鐵質樓梯、被遺棄的汽車、忠義武校、縣城里的炊煙、指向牌等。作者往往通過對物象的情感投射和對象征意味的建構，去表現縣城城鎮化過程中經歷的陣痛，在社會時代變遷中經歷的觀念更迭，也寫出個體對生死的參悟、對鄉愁的眷戀等。

在以縣城作為主體書寫對象的基礎上，劉星元的散文還將表現空間延伸到了鄉村和部分城市，這自然與作者本人的人生經歷相關，也和作者的思維方式和情感態度相關。作為一位從鄉村走出來的作家，他經由縣城的求學之路走向城市，又在經歷城市的風雨之后重新回到縣城。這種在鄉村—縣城—城市之間往返的人生經歷，自然流淌進他的筆下。也因此，在一些篇章中，我們能跟著他的書寫眺望到鄉村，如《釋恐書》中深黑的紅薯地窖，《褶皺》里那縷烙煎餅的炊煙，也能極目曾經作為遠方和現實一種的城市，如《涉世書》里寫到的在城中浮沉。

沿著劉星元寫下的這些景觀和物象，我們得以感受到縣城的獨特人文風情，也觸摸到它的文化性格。在他筆下，縣城是混雜的，算命的半仙兒和洗頭房的姑娘同時守在第五岔道的一街兩面，鄉間的煙火升騰在城中村里，手工煎餅和時代快餐可以比鄰。縣城是包容的，它允許脫節者重新融入人群，找到新的伴侶和新的生活方式，從頭開始。縣城是無情的，任挖掘機掩埋掉一代代人的情感記憶。縣城又是懂得傳承的，它把一代代人的生活以文物的方式嵌進地表之下；那些在鄉間早已式微或是消失的東西，比如手工煎餅、手捏泥人、藍印花布，在縣城反而被找到了。縣城是半熟人社會，在街上隨便與人攀談，“往下捋，不出三四個節點，總會蹦出一個與你產生交集的人”，即便陌生的兩個男人，也能在遙望的窗口，共享暗夜里一支煙的時刻。

自然，縣城也是滲透了作者主觀意識的縣城。經過作者觀察與感受的過濾，縣城也成為個體精神空間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最為深刻的書寫，便是他從眾人習焉不察的縣城生活中，發現了現代性的核心困境，并由此展開某種批判性的反思。就像《意象書》中在縣城火車站表演依依惜別的“我”和友人，折射出好友變成陌生人之后，明明彼此心知肚明卻依然要刻意敷衍的尷尬現代人際關系。《肇事者》里作者站在更為宏觀的生命倫理角度，思考了誰才是真正的肇事者。文章從一場由騾子引發的交通事故落筆：在機動車普及的時代，在限畜令普遍生效的當下，這座縣城仍可見騾子拉著地排車，失蹄倒地的騾子致使地排車上的建筑材料撞上小汽車的保險杠。作者繼而將時間拉回到童年時代，那時鄰居家的磨坊也有一頭拉磨的騾子，它一次次成為打亂“我”生活秩序的肇事者。鄰居“卸磨殺騾”與縣城“用騾運輸”形成跨時空對照，揭示出了人類中心主義的一貫邏輯：用驢與馬雜交出永無子嗣、只為人奔忙一生的騾子，這是一場歷時久遠的盤剝。這是對縣城景觀的再發現，也是以現代人的去人類中心化思維對生命權利進行的再思考。可以說，這樣的縣城書寫，已從切己走向了萬物與眾生。

劉星元行文往往冷靜而克制，但也不都是這么一本正經的沉思狀，讀他的文章，也會被他行文中那種誠摯而坦然的敞開狀態所打動，被他自嘲矯情的情感寄寓和抒發所打動。那座縣城火車站，作者在從此處與遠方間來去的過程中，縣城作為“此心安處”的念頭也和他的生活一樣日漸安穩落地。他既期待著鄉村人事物的到來，也盼望著城市靈魂的歸來與暫棲，這種雙向溝通與接迎的姿態，這種溫暖和照亮周圍的愿望，與其說他是“滯留縣城的人”，不如說他是“縣城的帶燈者”。

記得劉星元在談及《小城的年輪》的時候提到了一張自己拍攝的照片：在枯木年輪清晰的截面上，一株嫩苗正在一圈和另一圈年輪的縫隙之間生長起來。同樣，我確信，在那片土地漫長的歷史中，在它的一段和另一段時光之間，屬于劉星元的縣城正鮮活起來。

（作者系《湖南文學》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