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勞提根

怎樣才能擁有布勞提根想象力呢？哪怕只是跟上他的腳步。它造出的不只是某個畫面：“我繞著房子踱步，像一架縫紉機。”不，它會延伸出前因后果：“我感到害怕。她不/愛我”，縫紉機“剛把一個無賴/縫在一個垃圾箱的蓋上”（《我感到害怕，她不》）；沒有一個出人意料的句子，它就不會結束，或改變原本的敘事空間也行：“很快，她就抓著一條切喉鱒跑來跑去，好像提著一把豎琴趕往音樂會——遲到了十分鐘，公交車和的士已不見了蹤影”；“這條小溪像12845座排成一排的公用電話亭……電話亭深處的鱒魚都很不錯，當中不少是小切喉鱒，六到九英寸……像一次本地通話。有些家伙，大約十一英寸，仿佛一次長途通話。”《在美國釣鱒魚》中有這么一個他喜歡的溪水中的小洞，只要溪水流進去，洞里總會有一兩條魚。他把小洞想象成一個卷筆刀，一個想法放進去，就會出來一個好主意。布勞提根就是這個小洞，這把卷筆刀，用他的表達使世界服從他的感受。

關于布勞提根你們也許已經聽說不少了。他如何對貧困的童年諱莫如深，除了多次談及去理發店與一位據說的生父搭訕，對方給他一個銀元，叫他去看場電影。他沒有活過為自己限定的50歲。但人們只能推測他在哪天以及為什么，決定向自己的腦袋射出一發子彈。人們發現他的死如此之遲，以至于尸體無法辨認被編為9號，而身體的輪廓留在地板上，抵抗下一任房客竭力將它抹去。

我曾試圖把布勞提根的謎樣人生隔絕在他的文本之外，這么讀“大煙盒”的起初幾本是順利的，布勞提根有種根本的吸引力，不去合理化（同時也不追求）人類（或他自己）經歷的損失和痛苦。或許這是他從70年代在日本到最近幾年在我們中間流行的原因，舊金山故事通常不會這樣直率冷靜。《夢回巴比倫》是一個私家偵探接案的故事，“這回我一定要轉運了，我要走上坡路了。” 雖然不知道客戶的任何信息，但“一個人要是窮成我這個樣子，就不會覺得這有什么不合理的。”一個失敗者對失敗毫無遮掩，你就不好說他輸了。不斷與主線故事互相穿插、拖延情節制造懸念的夢境巴比倫——夢這一元素本身——預示了小說兜兜轉轉回到原點的循環時間觀。在這個循環里，發生了許多意外、沖突，也給了私家偵探充沛的時間，來豐富巴比倫這個睡夢中的世界。《去蒂華納做手術》則是一部結局圓滿的浪漫史，以至于我不禁想問我們的生活到底是怎么了，不敢相信這個故事“將是漫長的一天，但幸運的是我們將一分一秒地到達終點”。一個奇特圖書館管理員遇見一位完美的女性維達，再與她一起去蒂華納墮胎。明明自懷孕后還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明明這期間的感受那么真實：“事態如此緊急，我們卻沒有那么緊張，反而進入一種平靜的震驚中。……這感覺多么奇怪啊，當遇到困境，生活中那些簡單普通的小事仍是按部就班地進行著。”“‘你感覺怎么樣？’我說。‘我希望一切已經結束。’維達說。”這些描寫都在誘惑我相信，曲折的、充滿細節的步驟中總有一步要出錯，而一切竟都按最理想的預設發生了，他們甚至離開了圖書館，再次和計劃一樣，成為了新領地的英雄。

直到《天上掉下個大草帽》，又一次雙線敘事中，不僅設定中的“幽默作家”變得非常傷心，他的打字機里的故事也同步變得非常失控。就算這場由一頂神秘草帽引發的大開殺戒要歸因為故事有了意志，它多少投射著“幽默作家”以及背后那個人的意志。要知道，和其他作品中失敗者的形象不同，幽默作家的心傷得像墜機，讀完整個故事我甚至沒有發笑過，只感到人類真正被生活擊敗了。我很想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實上，似乎只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當時離開了他。但鑒于布勞提根的創作幾乎建立在他的日常之上，蓄意忽視文本之外的東西去讀他并非完全行得通。

看看“在美國釣鱒魚”吧——這既是一個短篇，也是一部更長的小說，是一張小說的封面，也是一個人的名字，后來成為更多人崇拜的隱喻……這個主要令我感到困惑的故事，原來成形于他與妻子弗吉尼亞·埃爾德、女兒伊恩1961年夏天在愛達荷州、斯坦利湖區的野營——僅是多知道這一點，整部小說就清晰起來了——銀溪及附近溪流名稱串起了整個旅程和整部小說。而對童年的回憶結構也由鱒魚展開。一切濫觴于布勞提根模糊的童年。他的某任繼父在他腦中植入了“在美國釣鱒魚”這件事，并把鱒魚“描述得像一種珍稀的、智慧的金屬”。后來還在童年的布勞提根發現了一座瀑布，并為它精心準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要去釣人生中的第一條鱒魚。當他終于走進那條瀑布，發現瀑布“不過是條白色的木梯”。伴隨震驚而來的瀑布般的失落滾落到他面前，此時章節名“敲木頭”的用意也顯影了。布勞提根寫道：“然后我敲了敲我的小溪，聽見了木頭的聲音。” 他沒有就此放棄這份悵然，隔開一個空行是“在美國釣鱒魚”的回信，他也有過相似的遭遇，把一個老婦人看成一條有鱒魚的小溪。至此，這一節才舍得結束。事情就是這樣，現在的布勞提根安慰了過去的布勞提根。

就是這種悵然，《草坪的復仇》這本薄薄的短篇集子里也藏了巨大的悵然。《太平洋收音機火災》里，“很絕望”“不知道余生要怎么過”的兩個人開船去太平洋，就著五分之二瓶波特酒點著了收音機，火焰影響了音樂榜單，第一名一下子掉到了第十三名，合唱情歌的第九名變成了第二十七名。它們熱度大跌，然后，都沒救了。還有那杯附帶親密關系、就像人生的《咖啡》，講“我”昨天早上和今天凌晨去兩個姑娘家，獨自在廚房喝到了一杯速溶咖啡，以及不想再去廚房獨自喝一杯速溶咖啡的故事。兩個姑娘用相似的冷漠，接受和拒絕了“我”。當“我”在第一個姑娘家的廚房獨自等一鍋水開時，“我知道這水等上一年也燒不開。現在是十月。”倒掉一半水后“只需六個月就能燒開。房子很安靜。”在“我”試圖通過觀察她的垃圾來推理她的生活的過程中，“現在是三月份了。水終于開始沸騰。”最后我拿著咖啡離開了，咖啡握在“我”手里安穩得像埋在墳墓里。《咖啡》里有一種典型的布勞提根形象，孤身一人忙著想。盡管在同一座房子里，他卻和別人在不同的房間。盡管在對話，他卻更常在自言自語。

我該如何去想象布勞提根呢。他離開家鄉塔科馬去了加州，但陳汐在譯后記里說他盡量不用嬉皮描繪60年代的畫面去聯想《在美國釣鱒魚》。“垮掉派”與布勞提根互不認可，盡管也是格羅夫出版社的作家，他的名字并沒有出現在1992至1993年《巴黎評論》與格羅夫出版社巴尼·羅塞特的對話里（《巴黎評論·出版人訪談》）——確切地說只在談到第三十三期《常青評論》時，由采訪人肯·喬丹提到這一期內容還有《在美國釣鱒魚》的節選——更不會出現在喬丹事先列出的、羅塞特建立起的令人印象深刻、如今被視為文化核心的人物清單里。“天才的編輯們”有天賦對值得出版的書做出決斷，作家會說，他要我把這一頁刪了，他是對的。而讀布勞提根——尤其在得知與作品呈現的樣貌相反，他有嚴謹的寫作習慣后——我不由認真思索，如何確定寫下的內容是必要的。布勞提根花費不少篇幅如實列舉食譜、書名、人名、數字……它們是維持船體穩固的卯釘數量，或像《霍克林之妖》里總在數數的卡梅倫所說，“一切需要被數個清楚的事情，我敢說我都會數到的。”布勞提根的目光始終落在別的地方。《去蒂華納做手術》之前，他待在只收集不公開出版但人人都可以寫書的圖書館；《在西瓜糖里》“我”總在談論自己要寫的書；《天上掉下個大草帽》里，那個人躲在打字機后面；《夢回巴比倫》是夢境；就連消滅《霍克林之妖》的地方，也是一座跋山涉水才能到達的冰雕城堡。他在現實中名噪一時，但他的作品對待任何一種情緒都認真得漫不經心。浸染在作品中的人，更符合那個“長舌者之夜”活動中不朗誦詩歌就雙手插袋、好像躲著其他人那樣走來走去的形象。

有一種混沌的、濕漉漉的傷感包裹著他——同樣成長于湖區的英格蘭小說家薩拉·霍爾說，她從《草坪的復仇》里感受到加州的時髦迷幻疊加下、一場醞釀自童年的心理上的雨，既包括散步在荒野水道養成的胡思亂想的習慣，也包括環境氣候對他小說精神的占有——形成他小說里的引力，當萬物落在萬物上，布勞提根以萬物給萬物命名。《在西瓜糖里》“我”沒有固定的名字。“如果你在想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有人問你一個問題，你卻回答不了。/ 那就是我的名字。/ 也許那時候雨下得很大。/ 那就是我的名字。……”“我”看著弗雷德從口袋里取出來一個我們都沒見過的東西，“我”不知道該怎么拿著它。“我試圖用你同時拿著一朵花和一塊石頭的方式拿它。”整部小說也在給死亡命名，或反之以死亡命名，小說分三部分寫了三種人，用后兩種人的葬禮結尾，而第一種人的家園也是西瓜糖里的核心場所，是一個叫“我的死（iDeath）”的據點。葬禮那天將會沒有聲音，東西掉在地上也不會發出聲音，河流也是寂靜的。葬禮之后習慣舉行舞會。舞會要等有了聲音才開始，這樣樂器才能奏響。“喜”和“哀”就這樣以令人驚奇的方式交替命名著，死就是甜的。

布勞提根被他的詩意糾纏著，以至于必須把其中一些安置在空白中。如果說詩歌、散文詩、小說或某些難以定義的文體——比如屈指幾行的小說或小說章節——都是布勞提根這座建筑的不同部分，那么空白也是。《霍克林之妖》的“貢普維爾（一個虛構的地名）”一節中，最后一段文字與前面的內容隔了幾乎一頁，這和他哪怕是小說也具備的、像條多刺的魚的目錄，形成有趣的反差。何不將他所有的標題都看作詩題，他將許多意義澆注其中。《從大蘇爾來的聯邦將軍》在故事正式開始以前有兩個小節，分別是 “流失是一首甜蜜的老歌 ”與“我說，除了當聯邦將軍你還干過什么呢？”前者列出了戰爭中人員流失的數字清單，后者則省略了任何說明文字，僅列出各種職業的從事人數，就有據地回答了詩題，且有一種令人莞爾一笑的幽默感。《天上掉下個大草帽》中的一節描述大草帽的溫度不斷上升，只有四句話，從“零下6度還在上升”到“零下3度還在上升”，詩題是“肯尼迪角”。肖水在《布勞提根詩選》的譯后記中寫道，布勞提根借助詩題與其他內容“形成的空間感或互文關系，而產生的強大詩意”，這是他一切創作的內核。當然，他也想寫不同的類型小說賣給好萊塢，可惜失戀的人從一根前任的頭發中得到的戰栗無法改編，但飽含了我們今天仍能感受到的脆弱的善意。

這兩天我在想，這篇文章起什么標題好。“這時候正適合幻想！”“讓你的靈魂到骨髓外走走。”“我不是很開心，/但我能看到/一切如此/遙遠。”這些都很適合的句子，似乎做他的墓志銘也很合適。這是因為他總在以生活經驗支配敘述嗎？這兩天，我比往常嗜睡。書正攤開著，我就停在某個句子邊緣，沉下去開始發夢。醒來時突然理解了《夢回巴比倫》，因為從夢中脫身時，我也感到一絲憂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