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的文化語境下，文學批評似乎更多地扮演著附屬品的角色，而非引領文化思考的力量。眾多批評者更傾向于追逐和關注日常生活中的“熱點”話題，以至被這些“熱點”所營造浮泛化空間所束縛。這種現象不僅限制了文學批評的深度發展，還使其頻繁受到貶斥性的評價。從本質上看，針對某種社會文化現象進行的敏銳觀察，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精神淬煉與靈魂書寫，才是文學批評的本體內涵。諾思羅普·弗萊有言：“文學批評的對象是一種藝術，批評顯而易見地也是一種藝術。”①這就將文學批評提升到藝術性的高度，也在某種程度上回擊了以往學界對于批評的惡意貶低。好的文學批評既要有獨立自覺的批評意識，在普泛性的觀念中生成個人化的沉思；又要通過觀察紛繁多樣的社會文化現象，形成基于精神維度的理性認知。石一寧先生主編《民族文學》多年，以編輯的敏銳眼界長期置身在文學創作與批評的現場，將編輯思想融于文學批評的實踐中，不斷在文學批評現場進行深入開掘。石一寧通過文學編輯工作為當代民族文學發展、文學現象批評以及青年作家的推介等做出了種種實踐和努力。他在2020年出版的《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②即以“在場性”的批評方式，觀察與思考了當前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進程。他的新書《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廣西民族出版社2024年版）又從文體特性的深入剖析、民族性與地域性探討、新時代文學的精神抒發等層面，建構了自覺的批評意識，同時熔鑄了偉大的時代精神，為當前的文學批評實踐提供了極具價值的范本。

一、整體性的審視

文學編輯實際上是文學批評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文學編輯的工作之中編輯工作者的文學史觀、編輯思想、審美價值取向等會直接影響到其作為文學批評者的批評風格與審美取向。石一寧既是一位文學批評家，又是一位作家，同時也是一位資深的文學編輯，多年的編輯生涯，使他有了相當高的閱文水準和經驗，以至在文學現場，石一寧的編輯思想和他的文學批評理論互相印證和補充。他的文學批評和編輯思想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對文學的整體性審視，兼顧多種文體的批評與編輯。在《民族文學》刊物中，既刊登各類文體的文學作品，也有理論批評文章，全方面展示當代民族文學創作成就。《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是石一寧繼《走向文學新天地》《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之后出版的第三部文學評論集，這本書共由五輯構成，包括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文藝評論五種類型，涵蓋了創作與批評范疇中的主要文體。石一寧以文學編輯的審美判斷不斷發現文學的藝術魅力，在文學批評中，他充分考慮到不同文體之間的內在差異，在探討不同類型的作品時均有不同的側重。比如在對小說的觀察中，他將批評的目光投向小說創作的核心要素敘事方式、人物塑造、情感表達等層面。米蘭·昆德拉強調小說在敘事、想象、思考和時間維度上的特性，認為小說具有四種召喚，分別是“游戲的召喚”“夢的召喚”“思想的召喚”與“時間的召喚”③。石一寧在批評小說文體時，與昆德拉的這一觀點不謀而合。他在解讀海飛的《回家》、阿成的《生活簡史》、顧艷的《荻港村》、黃秀萍《中國智造》等長篇小說時④，均指明了敘事具有的重要作用。這些作品將敘事融于時空表達、日常生活、重大題材等因素之中，使敘事本身超出寫作方法的限度，具備更加多元的表現空間。與之相比，石一寧則從人物塑造、性格面貌等方面分析王華的《大婁山》《陳泊水的救贖之路》、劉華的《紅罪》等小說，他充分認識到人物形象與歷史情境之間的互證關系，凸顯出歷史的復雜性與多維性。石一寧對散文作品的評論主要集中在語氣、風格、表達技巧等層面，這些因素正構成散文創作的主體特征。比如他認為丘曉蘭的散文中存在一種“低緩的、平和的語氣”，這種語氣不僅“召喚著交流”，而且能使作者的思想、心靈完全敞開；徐曉華的散文則具備風格層面的自覺體認，幫助他更好地形成個人化的表達方式；水月的散文重視藝術與技巧，據此形成精心的謀篇布局和巧妙的敘述手段。此外，石一寧還探討了散文寫作的多元性，他在評價胡冬林的《山林筆記》時，指出這是一部“蘊含多元意義的作品”。眾所周知，筆記體的散文并不是簡單地記錄生活，而是一種藝術的創作。胡冬林真正把筆記寫成了散文。同時，他還關注到生態文學是行動的文學，“生態文學作家的另一重身份是戰士”，胡冬林的散文中翔實地記錄了他和盜獵分子的斗爭，顯示出石一寧對作家作品寫作內容與藝術特征的全面了解。在評論新詩作品時，石一寧重點分析的是語言、技法、體式、美學機制等，這些內容不僅是早期新詩的著力之處，而且在當下的新詩中依然作為本體元素。他指出帕男的詩歌具有開闊的詩心與自由的詩體形式，乃至表現出新詩散文化的表達沖動，這使其與早期新詩散文化探索的重要代表——沈尹默《三弦》——構成對話關系。而在為姚瑤的長詩《燭照苗鄉》作序時，石一寧重點指明了該詩具有“敘事與抒情融為一體”的特征，有力地推動了主人公事跡的記敘與詩人情感的抒發。“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教傳統博厚悠遠。”《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對詩歌創作的評論是本書的精華所在。中國詩歌不僅具有審美價值，而且承載著教化功能和現實主義品格。石一寧在為王久辛長詩《狂雪》再版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長詩《狂雪》巨大的影響力，其副標題即“為被日寇屠殺的30多萬南京軍民招魂”。長詩以現實主義藝術的表達方式再現了侵略者的兇殘和野蠻，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和現實性。對報告文學的解讀成為《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一書的特別貢獻。相較于小說、散文、詩歌等廣受歡迎的文學形式，報告文學在大眾閱讀中的普及度并不高。然而它蘊含的科學精神和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以及對當代社會重大議題的敏銳捕捉和深刻書寫，使其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因此，石一寧對報告文學這一文體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和深入的研究。在評論何建明的《詩在遠方——“閩寧經驗”紀事》、肖亦農的《尋找毛烏素——綠色烏審啟示錄》、李朝全的《夢想照亮生活——盲人穆孟杰和他的特教學校》等作品時，石一寧關注到獨特的題材對于報告文學的重要性。眾所周知，題材是否重大、是否能夠反映當下的社會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報告文學作品的影響力。石一寧在此前提下還探討了報告文學題材的獨特性對報告文學成功與否的重要作用。而在觀察《新時代的青春之歌——黃文秀》《幸福的旋律——西藏脫貧交響曲》等報告文學作品時，石一寧重點剖析了其中所呈現的真實情感，這種真實情感不僅構成報告文學的生命，而且往往蘊含著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意識。該書第五輯主要是關于文藝評論集的批評以及對當下文學思潮的新探索，石一寧選用寫作立場、人文批判等角度，訴說出作品所傳達的獨特觀念。比如他認為范詠戈的《化蛹為蝶》以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作為理論源頭，并在吸收人文精神的過程中形成復雜的文藝美學觀，表現出對文學藝術、人類精神創造的獨到體會。論文集《“文學臺獨”批判》匯聚了海峽兩岸文學界與學術界的專家學者之力，其作者群體不僅秉持鮮明且正確的寫作立場，更展現出深厚的歷史責任感與崇高的文學操守。書中對“文學臺獨”現象所體現的歷史認知扭曲與國家民族認同混淆進行了深刻而犀利的剖析，這種批判不僅具有學術深度，更凸顯出其在當下社會背景下的重要現實意義和警示作用。除對文體特性的深入挖掘外，石一寧還通過強調不同學科的特性呈現文學創作與批評的重要價值。比如在文學與歷史學的認識上，石一寧提出這樣的觀點：“文學家之眼不同于史學家之眼，文學家對于良善之弱者與失敗者從來都是充滿了同情與悲憫”“文學與歷史學的不同，在于歷史學關注的是歷史事件，而文學關注的是歷史中的人”……這即從書寫視角、敘述方式、人物塑造等方面觀察到文學與歷史學的區別，并由之建構出獨立自覺的批評意識。石一寧對文學批評和文學編輯的整體性審視，不僅表現在對各類文體的全面掃描，還在于對文學新人和女作家的特別關注。《民族文學》多年來始終兼顧老中青三代及女作家的創作，注重刊發女作家和青年作家的作品，對青年作家和文學新人持續扶持。一直到2015年，每年的第3期和第5期編發以青年作家為主的“女作家專號”和“80后90后作家專號”。2016年起，還開辟“本刊新人”欄目，不斷推出小說、散文和詩歌創作方面的新作者。2017年第10期推出“90后作品專輯”等專號或欄目，培養了一批批少數民族文學新人。

二、民族性的建構

作為民族文學領域的耕耘者，石一寧在漫長的寫作生涯和編輯工作中始終密切關注民族文學創作，其文學批評也注重揭示作品鮮明的民族性與地域性。《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一書發掘了少數民族文學表達與地域文化書寫特征，并借助深刻的主體性表達展現其中蘊含的時代精神。在為《〈民族文學〉精品選（2011—2017）》撰寫的前言中，他深情寫道：“一大批少數民族文學名家大家，正是從《民族文學》起步，走向全國乃至世界。因為《民族文學》的存在，我國55個少數民族全部告別了口頭文學的時代，全部擁有了作家文學。《民族文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寫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格局，使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變得更為豐富和多樣。《民族文學》以其獨具特色的辦刊定位，顯示著中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文化風貌，也標志著中國文學作為多民族文學的存在特征。”少數民族文學無疑是當代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批評則有助于推動學界全面系統地認知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狀況。石一寧在探究少數民族文學作品時通常以民族性與地域性為核心，亦不時匯入兒童眼光、生態意識等寫作視角，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現了少數民族文學的豐富內涵與多樣表達。比如他指出鮑爾吉·原野的長篇小說《烏蘭牧騎的孩子》將少數民族視域與兒童視角結合起來，實現了純真的兒童與民族文化傳統之間的有機融通，促進了兒童獨特民族精神的培育。他還重點分析了小說中“草原”這一特殊文化符號，認為草原不僅代表著美麗的自然景觀，更承載著蒙古族所具有的民族性格和傳統美德。而在分析海勒根那的小說時，石一寧同樣關注到“草原”的文化符號，只不過與鮑爾吉·原野筆下的景觀書寫相比，海勒根那更側重于將草原視為“小說之根”，因此“無論是浪漫還是現實，都是草原所孕育的，都打著草原的烙印”。石一寧采用以民族文化符號為核心載體的批評策略，通過深入剖析這些符號的起源、表現形式及其與文學創作的內在聯系，他能夠穿透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表面，深入其創作內核，進而揭示民族文化符號如何承載并反映時代精神，實現了對少數民族文學深刻而獨到的解讀。他的《展現散文的生態向度——關于葉梅散文集〈福道〉》一文則聚焦于葉梅散文所運用的生態視角之上，指出作者十分關注少數民族生活與文化中的生態意識，據此形成正確的生態觀與價值觀——“她不孤立地表現自然，不因為熱愛自然而走向另一個極端……她尤其注意到，生態的改善，自然的保護，是因為人，離不開人。是人的覺醒、人的覺悟和人的主觀能動性使人與自然重新和解，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分析維吾爾族女作家帕蒂古麗的散文集《蘊情的土地》時，他直言其散文具有的鮮明民族色彩與濃厚民族氣息，并思考了這種民族氣質形成的原因——源于作者對維吾爾族和回族生活、歷史、文化所懷有的“尋根探究的熾熱之情”。《行走在追逐美與夢的路上——七位中國少數民族女詩人的詩意》一文則旨在探討當前少數民族女詩人詩歌中的7位重要代表，指出她們的詩歌是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重要構成部分。石一寧在群體觀察的過程中并未掩蓋詩人的個性，而是分別立足于7位少數民族女詩人的詩歌作品，深入探察了其中包含的個人化創作特質——她們的詩歌或具有深沉濃郁的民族歷史文化色彩、或表現出抒情或敘事的自然特質、或把目光集中在本民族女性之上、或從多重視角演繹著理想主義者在現實中的困境與突圍……形式多元的表達視角以及形態各異的寫作風格共同塑造出當下中國少數民族女性詩歌對于美和夢的追逐。此外，石一寧還將批評的筆墨探觸到桂學研究、廣西世居民族文化等方面，體現了其對廣西多民族文化的一種自覺探索。《拓展桂學研究的多民族視野》一文系統地梳理了桂學的定義內涵、表達對象、寫作路徑、價值意義，推動了桂學研究的新思考。在他看來，桂學研究具有浩瀚的對象與多元的路徑，這是構成其藝術追求的根基，而要真正追求大境界、大格局、大氣象，就要拓展已有的研究視野，尤其是匯入多民族的研究視域，這不僅是一種方法論命題，更是直抵桂學研究核心的本體論命題。《八桂文化撲面來——讀“廣西世居民族文化”叢書》一文則通過分析“廣西世居民族文化”叢書，揭示“八桂文化”的強烈沖擊力、誘惑力與吸引力。石一寧認為該叢書具備跨學科的性質，表現出濃郁的文學性，這些都為叢書本身及其所書寫的“八桂文化”的傳播接受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三、時代性的追尋

石一寧是一位具有開拓精神的編輯工作者，他不僅是時代的追隨者，而且始終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他主編《民族文學》時，注重刊發少數民族作家對時代生活的真實感受，集中了各民族優秀的作者隊伍。這一思想也體現在他的文學批評中。在《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一書中，石一寧不僅深入探討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和反映時代主題的文學作品，還細致地分析了這些作品如何緊密地契合了時代精神，從而揭示了文學作品與時代背景的緊密聯系。他以對話性與比較性視野探討了絲路文學、海外華文文學、中亞文學等文學類型的精神內質，為如何講好中國故事、鑄造新時代文學精神展現了一種批評范式與風貌。石一寧早在《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中就系統論述過絲路文學的重要紐帶作用，這種認識在近著《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里表現得更加全面。《“一帶一路”語境下中外文學的交流》一文即以宏觀的視角論述了“一帶一路”的概念、內涵和影響，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創造出新時代的文化語境，為當下文學建立更加開放與多元的文化觀念奠定了基礎，并深刻地促進了中外文學之間的溝通與交流。與此同時，他還在“一帶一路”的文化語境中開啟對未來文學創作的展望，通過分析吉狄馬加的長詩《我，雪豹……》，認識到外向的、開放的、追求世界影響的寫作方式為文學創作帶來廣闊的前景。《“漂鳥”飛出人生的深廣——簡論加拿大華文女作家創作》一文立足于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大背景，深入觀察了加拿大女作家這一創作群落。石一寧認為她們的寫作表達了理想主義的訴求，以及移民生活與中國傳統之間的沖突。而站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時代語境之中，加拿大的女作家群落的創作正與中國女作家的創作之間形成積極的對話關系，使中加兩國的交流與聯系變得更加緊密。另外，在為楊建軍的《絲綢之路上的華裔文學奇葩：中亞東干文學》作序時，石一寧重點強調了該著在探索東干文學與中國文化的發生時運用了多元視角，以及該著關于華裔文學對中國本土文學發展作用的論述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文學編輯要編發具有時代特征的文學作品和評論文章，增強人們對時代的認識，這也決定了石一寧的文學批評的時代性追尋。石一寧以一定美學理想和文藝理論為依托，緊貼時代發展，反映時代精神，也體現了文學批評的時代性要求。除以世界文學的眼光審視中國本土文學發展狀況之外，石一寧還把批評視野投向中國文學創作中的重大現實題材類作品，從中發掘出深厚的文化脈絡與堅韌的時代精神。在眾多現實題材類之中，石一寧表現出對扶貧脫貧題材的獨特興趣，尤以對報告文學作品的觀察最為突出。脫貧攻堅作為近年來現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深刻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所以能夠成為具備特殊意義的題材，也能夠獲得更廣泛的讀者群體。在諸如《歷史性與時代性的展拓——關于長篇報告文學〈獨龍春風〉》《淵博深厚別具一格——關于哲夫長篇報告文學〈愛的禮物〉》《歷史的見證時代的心聲》《傾情摹寫雪域高原的壯麗樂章——關于吉米平階紀實文學〈幸福的旋律——西藏脫貧交響曲〉》等文章中，石一寧重點分析了當前扶貧脫貧題材報告文學作品，既表現出對社會發展進程的執著關注，又充分揭示與反映了偉大的時代精神。具體而言，他從歷史與時代的交融、少數民族的精神品格、人類當代重大議題、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等角度，深入探究了中華民族能夠創造人類歷史奇跡，以及中國能夠完成脫貧攻堅艱巨任務的力量源泉，也為新時代每一位奮斗者個體提供了極大的精神激勵。石一寧還把關注點放在張桂梅、黃文秀等時代楷模身上，重點贊頌她們所具有的奮進姿態與主體力量。他認為報告文學《張桂梅》表現了主人公的奮斗人生、奉獻精神以及卓越的教育理念和實踐方式；《新時代的青春之歌——黃文秀》則以寫實主義的筆法和姿態，深度呈現了黃文秀在脫貧攻堅一線的奮斗歷程。石一寧關注文學作品在新時代的語境中如何表現偉大的時代精神，同時兼顧了對文學發展歷史的回望。比如他在分析蔡遠方詩歌《追夢》時，首先回顧了政治抒情詩的發展歷程——主要包括1930年代帶有鼓動性與諷刺性的大眾詩歌，以及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政治抒情詩——為解讀《追夢》提供了歷史化的視角。他還將該詩與蔣光慈《新夢》連接起來，從中呈現新時代語境下詩人創作的獨特性，認為“蔡遠方和前人的不同，是他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站在了新時代的高度上。他的信心、激情與自豪，具有新時代的新內涵”。所以，《追夢》“表現出了比前輩政治抒情詩作者更充分的信心、更火熱的激情與更強烈的自豪感”。據此來說，石一寧的批評既包含了對政治抒情詩之發展歷史的梳理，又有對其精神內涵的全新理解。而在解讀王華發表于《民族文學》的系列小說時，石一寧借助張麗軍、吳義勤等人⑤關于現實主義的認識，深入觀察了現實主義創作潮流在新時代語境下發生的一系列變化，指出“新的生活、新的矛盾、新的人物和新的情感”成為當下現實主義書寫的客觀對象。還需強調的是，無論在解讀文學作品還是在探討文學研究著作時，石一寧均表現出全面的批評觀念。這種“全面”意味著他并非一味地去談論作品本身的成就，還有著對其中表現出的寫作問題的糾偏。孟繁華曾不無深刻地指出：“讓批評發出真正有力的聲音，讓批評有是非觀、價值觀和立場，是糾正當下批評的最好手段，也是維護批評最高正義的惟一途徑。”⑥石一寧提出的諸如“枝蔓較多，精練不足”“語言準確性仍需打磨”“相對固定的題材容易造成寫作風格的固化”“人物描寫缺少均衡感”等認識，不僅為年輕的創作者提供了針對性的建議，幫助他們更好地調整自己的寫作姿勢，而且更重要的是為糾正當前批評中出現的同質化、人情化等弊病，為建設良好的文學批評生態創造有利的環境，提供了一個頗有啟發意義和參考價值的批評范本。

【注釋】

①諾思羅普·弗萊：《批評的剖析》，陳慧、袁憲軍、吳偉仁譯，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第2頁。②石一寧：《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作家出版社，2020。③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孟湄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第14-15頁。④如無特別說明，本文所引作品與文字均出自石一寧的文學評論集《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廣西民族出版社2024版）。⑤參見張麗軍：《新時代中國現實主義文學力作面面觀》，《文藝報》2019年11月4日；吳義勤：《通向現實主義的路到底有多遠？》，載付秀瑩主編《新時代與現實主義》，作家出版社，2019，第10-15頁。⑥孟繁華：《怎樣評價這個時代的文藝批評》，《文藝研究》2008年第2期。（鐘世華，南寧師范大學旅游與文化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實施文藝作品質量提升工程的導向引領、制度設計與實踐創新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21AZD054；廣西文藝評論家協會專項課題“廣西當代壯族詩歌與中華文化認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202303；石一寧文學批評與編輯思想研究系列論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