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版本很多。據我的研究生不完全統計，有數十家出版社，百余種之多。它們大多是以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6月第1版作為底本，該版本依據的是1948年上海觀察社初版本。

今天為什么讀《鄉土中國》？提出這個問題，直接的原因是，2019年秋季開始，北京、上海、天津、山東和遼寧六省市開始啟用的新版統編教材高一語文教材第五單元整本書閱讀為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大致瀏覽下中國知網，此前談論這本幾十年前舊作的文章并不很多，但自《鄉土中國》進入國家教材以后，相關的論文增加了數百倍。顯然，這是國家教材之功。入選國家教材，納入國民教育系統，是好事情，但另外一個可能的結果是，《鄉土中國》從此只是作為高中生應試的“普通知識”，而不是和閱讀者生命成長和國民精神建構相關的一本“書”。所以，希望我們的老師們除了讓學生理解《鄉土中國》的知識和概念，還能引領學生明乎《鄉土中國》是一本有著作者生命體溫的書。

1984年，為《鄉土中國》重刊，費孝通寫作《舊著〈鄉土中國〉重刊序言》，放在全書正文之前。在這篇序言和《鄉土中國》后記，費孝通都談到《鄉土中國》的成書過程?！斑@里收集的是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根據我在西南聯大和云南大學所講‘鄉村社會學’一課的內容，應當時《世紀評論》之約，而寫成分期連載的十四篇文章。”至于全書的中心內容，費孝通也交代得很清楚——暫時撇開他正注意的中國鄉村經濟問題，“專從社會結構本身來發揮”。1948年《鄉土中國》出版后，受到讀者的歡迎。4月，即發行三千冊，不到一個月即銷售一空。6月至11月，平均每月發行兩千冊。北京三聯書店1985年6月第1版印數為11000，1986年12月第2次印刷增加至31000。

時間過去四十年。1985年，是能夠喚起改革開放時代文化和文學記憶的年份。所謂的文化熱和尋根文學的1985年。這一年，《鄉土中國》重刊。1984年12月，中國文化書院籌備委員會成立。1984、85年，賈平凹的《商州又錄》（《長安》1984年第7期）、阿城的《棋王》（《上海文學》1984年第7期）和《文化制約著人類》（《文藝報》1985年7月6日）和王安憶的《小鮑莊》（《中國作家》1985年第2期）、鄭義的《老井》（《當代》1985年第2期）、韓少功的《文學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和《爸爸爸》（《人民文學》1985年第6期）等文論和小說發表。似乎沒有證據證明作家們尋根的“鄉土中國”和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有直接關系。《鄉土中國》和當時“文化熱”的關聯，法學家梁治平1988年發表在《瞭望》的一篇短文提及到過：

《美國與美國人》亦可算是“舊著”，其中《初訪美國》與《美國人的性格》兩篇分別初版于1945年和1947年，今天讀來依舊新鮮。當然，與儲著《英國采風錄》相比，此書的風格與觀察問題的角度是很不相同的。兩年前，三聯書店重印此書的同時還刊行了費先生的另一本“舊著”：《鄉土中國》，這亦是40年代末的作品。40年光陰并未使它變得陳舊，相反，在80年代的“文化熱”中展讀此書，倒另有一番新意?！多l土中國》收短文14篇，統共不過6萬余字，但是其中講傳統中國的某些特質，尤其是有關中國傳統道德格局的幾篇，至今能夠予人以新鮮的感受和啟發。整天被新名詞、新概念、大而無當的宣言以及空而且玄的文化論戰包圍的人，初讀費先生內中不乏真知灼見的大白話，都會覺得耳目一新。其實所謂文化，就在人們日常的衣食住行、言談舉止當中，原是沒什么玄奧的。

1985年前后，文學的“鄉土中國”和費孝通社會學的《鄉土中國》同時在場，他們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值得重新審視。但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且不展開。

一、“必須有一個新的道德力量”

今天讀《鄉土中國》，應該意識到無論是1949年之前，還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費孝通都是一個深度介入現實者。雖然這兩個時期，他介入現實的立場和位置，可能并不一致。作一個也許不恰當的劃分。現代以來，做學問的人，也有十字街頭和象牙塔之分，當然也有能夠從容騰挪在象牙塔和十字街頭的學者。知識分子/學者的斜杠身份，也算五四以來現代學術的重要傳統吧？這不僅僅意味著學問和現場之間的關系，而且指做學問和公共生活、公共空間的關系。今天的許多學問，不要說和公共空間，可能和研究對象之現場也很隔膜。近幾年，AI對人文社會科學、AI對文學的影響，幾乎成為顯學。其實，人文社會科學和文學脫離了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間，不要說AI的挑戰，自己早已經“AI化”了。過度依賴知網等資源和工具等的學術生產，不會比ChatGPT和Deepseek還高級吧？

現代知識分子的知識和傳統、形象和心靈等曾經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到新世紀初的重要議題，這些年討論得明顯少了。就這些討論的成果，也比較多的集中在過渡時期，比如晚清到五四、1949年前后以及八九十年代之交，或者現代知識分子生態和命運非正常的時刻。因此，對費孝通這樣的學者，對類似《鄉土中國》這樣的作品，還是放到現代學術史人和文的關系上去對讀。在對讀中，我們也許可以發現他們和今天的我們作人和為文的不同。

晚清以來，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社會結構變化、人口流動以及新知識分子群體崛起等，所謂的王綱解紐，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大衛·阿古什在他的《費孝通傳》開篇即指出費孝通處身的大變局時代：

以其有關中國農民的著作聞名于世的費孝通，并沒有農民的經歷。他出身于一般稱之為小士紳的家庭，不是在農村而是在小城市長大。他的父親是教師，曾東渡日本留學。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即1910年出生，那時科舉制度已取消好幾年了。他在出國留學以前，主要是在美國教會創辦的學校和大學讀書，受的是西方的教育。

他在以后的寫作中提出“社會浸蝕”，即地主士紳像水土流失那樣遷出農村。他的雙親在本世紀初也從小集鎮遷到縣城，以后又遷到蘇州。而他與他的哥哥及堂兄弟們，則分別遷到北京、上?；蛘邍?。他的家庭成員，都是變賣土地以后，從農村遷到城市，后來去國外留學，接受西方思想，謀得現代化職業。從他以及他的親屬的生活，可以看出中國現代史具有偉大意義的演變過程：舊的地方士紳遷到城市，接受西方思想后轉變為現代化知識分子，從而脫離構成大部分中國的農村社會。

阿古什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人生道路的描述，大致沒錯。但需要強調的是，“到世界去”的他們，即便沒有再回到生命出發的鄉鎮，卻往往學以致用、知行合一，以自己的方式來作反哺和回饋。費孝通的父親費璞安(1879—1969)一直從事著和鄉村教育相關的工作，而費孝通一生中的兩次“學術生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和1978年之后）所做的工作都圍繞著“鄉土重建”和“志在富民”。

費璞安是晚清到五四時期過渡時代的知識分子。他在科舉考試中取得生員資格。1905年東渡日本留學?！皬娜毡玖魧W回來，第一件事業是在本鄉辦一個中學”。他也曾應張謇之邀，到南通當教師。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費璞安被選為吳江縣議長；后任江蘇省教育廳視學。費孝通談起父親的一生，這樣評價：“他一貫的事業中心是在本鄉，在地方上，教育、政治、經濟?！辟M孝通的母親楊紉蘭，是當時婦女界的先進人物。楊紉蘭婚后才進入上海務本女塾求學。在新式學堂，她接受民主共和、男女平等、崇尚教育等新思想。畢業后，回到家鄉。1911年，她以全新的兒童觀念與教育理念創辦了私立吳江縣第一蒙養院。

對于費孝通父母親這一代從舊時代脫胎而出的知識分子，陳萬雄在其《《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有過細致的觀察和描述：“他們大都有‘書香門第’的家庭背景，少受嚴格和良好的教育。粗略地說，他們在約20歲前，大都受過典型和嚴格的傳統教育，蔡元培、陳獨秀等人更擁傳統科舉功名。他們邃于國學，有所專精，甚至不乏是某方面國學上的著名學者。另一方面，他們也適逢其會，處于1900年前后，沿襲下來六百年的科舉和傳統教育日漸廢棄，新式學堂和近代教育日益勃興的時期。他們也是率先進讀新式學堂的一代，在接受傳統學問同時，也比較系統地學習外語和西學。近代中國留學潮也開始于1900年以后，他們也是其中的先行者，有親履目睹異國的機會，不少受過完整的近代大學或更高學位的教育。由于這樣的歷史條件和機會，他們是歷史上罕有的新舊學問、中外知識相對均衡于一身的一代知識分子?！?/p>

和父母親這一代過渡期的現代知識分子不同，生于辛亥革命前夕的費孝通是20世紀成長起來的新人。我們熟悉的巴金、沈從文、錢學森等，也都生于20世紀之初。從蒙養院，而不是私塾，費孝通接受的就是完整的新式教育。六歲，入吳江初等第一小學，后轉入振華女校就讀。振華女校的校長是獲得伊利諾伊大學植物學學士的王季玉女士。她是費孝通母親的朋友。1923年，費孝通從振華女校高小畢業，進入該校附中，后轉入東吳大學第一附屬中學。中學時，費孝通開始思考社會，并在《少年》雜志發表作品。

1928年，費孝通高中畢業，升入東吳大學，攻醫預科。后中斷東吳大學醫學預科的學習，北上燕京大學。因許世濂先生的影響選擇了社會學系，得以和吳文藻先生相識。當此時，吳文藻先生正力倡“社會學本土化”以建立“中國的社會學”。費孝通的社會學研究基本上是沿著吳文藻先生開創的方向。

多年以后，對棄醫從社會學的人生志業選擇，費孝通在接受美國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人類學教授巴博德的訪談時曾經說過：“兩年以后我對國家的關心又復活了。我不再滿足于僅僅幫助個人，治療身體上的疾病的這個目標。人們的病痛不僅來自身體，來自社會的病痛更加重要。所以我決心不去學醫為一個一個人治病，而要學社會科學去治療社會的疾病?！辟M孝通在青年時期關鍵的人生抉擇時刻，自覺到“學社會科學去治療社會的疾病”——將個人事業納入到改造社會的宏大理想中去，這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傳統留給我們的重要精神遺產。魯迅先生青年時期也做了棄醫從文的選擇，其內在動因和費孝通是一樣的。費孝通整個學術道路的開辟可以從這里找到源與流，就像有學者總結的：“《江村經濟》與《鄉土中國》之關系這條線索，貫穿了費孝通大半生對社會改革的種種設想。”因此，改造社會的人生理想作為一條隱含的精神線索，是我們理解《鄉土中國》的重要背景。

從研究方法上，費孝通得益于應邀應邀來燕京大學講學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帕克教授，他注重實地調查的社區研究。

正是社區研究使費孝通有可能建立起社會學和中國現實社會，尤其是中國鄉村之間的生命聯系。

本科畢業后，經吳文藻力薦，費孝通進入清華，師從人類學家史祿國攻讀研究生。1935年，費孝通獲得清華研究院社會學人類學碩士學位，準備赴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攻讀博士學位。他接受導師史祿國教授的建議，先行赴少數民族地區做一年調查，然后再攻讀博士學位。1936年秋，費孝通抵英。作為馬林諾斯基的學生，于1938年取得博士學業。1999年，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舉辦“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為題的系列講座。第一講主講人費孝通有一個發言提綱。提綱中寫到：

中國進入二十世紀初期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定位。帝國主義列強爭奪東亞這片大陸的最后階段。在國內是軍閥混戰、經濟衰落、民不聊生的時期。社會學開始提出中國化的要求,我們想以五四時提出的科學方法來認識中國的社會。吳文藻、派克、布朗在燕京的提倡用人類學實地調査方法來識認中國農民的企圖。

我1933年在清華社會學·人類學系作研究生。1935年去瑤山調查。1936年在江蘇家鄉進行嘗試。1938年寫成江村經濟的論文?？箲饡r期在昆明繼續內地農村調查，出版“云南三村”。

抗戰勝利,我從昆明回到北平,一直到解放,這段時期我主要是寫作和教課,出版了《鄉土中國》、《生育制度》、《鄉土重建》等書。農村調查告一結束。

這一時期針對中國農民生活的研究作出了探索和打下了基礎。

“以五四時提出的科學方法來認識中國的社會”，費孝通的這個提綱可以看作他對自己1949年之前的人生道路和學術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的“大綱”。費孝通回憶昆明“魁閣”社會學研究站工作的情景，他談到西南聯大精神，認為：“體現了知識分子的一片真情，一股勁頭，一種‘正氣’”。因此，今天，我們談論“某某學本土化”或者“中國的某某學”，可以首先重溫現代知識分子意義的學問，重建當代知識人的“道德”形象，以期“有一個新的道德力量”。

二、“一個公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

《鄉土中國》不是一個孤立的作品，是費孝通整個農村調查和中國農民生活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閱讀《鄉土中國》，應當盡可能地通讀費孝通的這一時期的《江村經濟》《祿村農田》《生育制度》等作品，尤其是同一時期撰寫的《鄉土重建》。《鄉土重建》和《鄉土中國》，這兩部作品之間本來就是一個整體。不僅僅是農村調查和中國農民生活研究的系列作品。如果可能，應該把《初訪美國》《重訪英倫》《美國人的性格》等費孝通的域外觀察和研究列入閱讀書目。

這中間，《江村經濟》是費孝通社區研究的經典之作。該書原稿是費孝通1938年向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提交的博士論文《Peasant Life in China》。1939年，由英國Routledge書局出版，扉頁有《江村經濟》中文書名。該書中譯本由戴可景翻譯，198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江村經濟》除了保留“中國農民的生活”作為副標題，另有副標題“長江流域農村生活的實地調查”。

費孝通的導師馬林諾斯基為英文版的《Peasant Life in China》撰寫的序言認為本書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作者并不是一個外來人，在異國的土地上獵奇而寫作的，本書的內容包含著一個公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這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成果?！边@個公民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禮，在世界學術最前沿的公民。

“江村”是費孝通姐姐費達生幫助農民建立生絲精制運銷合作社的吳江廟港開弦弓村。1935年，費孝通偕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廣西大瑤山實地調查。因迷路失事，王同惠不幸遇難，費孝通亦受傷。費孝通返鄉休養期間，受姐姐邀請，在開弦弓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

《江村經濟》的主題雖然是關于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中國鄉村經濟問題，但“為他的理論思考如差序格局、村落共同體、紳權與皇權等提供了主要的經驗來源”。作為《江村經濟》姊妹篇，《祿村農田》是費孝通英國留學回國以后，主持云南大學和燕京大學聯合成立的社會學研究室，所謂的“魁閣“時期的學術代表作。從東南沿海的江村到云南內地的祿村，費孝通提出了考察的主題是“現代工商業發達過程中農村社區所發生的變遷”。

2021年版《費孝通作品精選》之《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的《出版后記》將費孝通1949年之前的學術工作分為兩期。第一期是“實地的社區研究”，包括《花藍瑤社會組織研究》《江村經濟》《祿村農田》等；第二期是1944年從美國回來之后，開始探索中國文化的整體形態，有志于恢復中國文化的自主性。第一期實地的社區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畫出一地方人民所賴以生活的社會結構”。實地的社區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費孝通自己意識到：

有人就批評我，中國這么大，你怎么能用一個村子的材料講整個中國呢?批評得對?？墒俏艺f，我開始沒有要用一個村子的材料來講全中國農民的生活。中國的農民有幾億呀，我怎么能夠用一個村子的材料來講全中國呢?可是，這里看到的江村這樣一個村子的農民生活，也是中國農民生活的一部分。

一定意義上，第二期的代表性成果《鄉土中國》則是克服第一期實地社區研究的局限，或者說是在第一期的基礎上的深化。它不單單是一時一地“中國農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費孝通在《舊著〈鄉土中國〉重刊序言》中所指出的：“這本小冊子和我所寫的《江村經濟》、《祿村農田》等調查報告性質不同。它不是一個具體社會的描寫，而是從具體社會里提煉出的一些概念。這里講的鄉土中國，并不是具體的中國社會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體系同樣影響著中國的社會，那些影響同樣可以在中國的基層社會里發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謂鄉土社會這個概念，就可以幫助我們去理解具體的中國社會。”

江村和祿村農民生活是中國農民生活的“一部分”，“鄉土中國”只是這些概念中的“一個”，也只是特具的體系之“一種”，這一點是我們研讀《鄉土中國》時需要特別注意的。

《鄉土中國》，以《鄉土本色》開篇，而《鄉土本色》第一段第一句以“從基層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毕逻@樣一個判斷，作者已經考慮到“從這基層上曾長出一層比較上和鄉土基層不完全相同的社會，而且近百年來更是在東西方接觸邊緣上發生了一種很特殊的社會?！边@意味著兩層意思：中國傳統基層社會也有可能不是“鄉土性”的；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無論是不是鄉土性的，其社會結構都發生了現代的轉型。比如《再論文字下鄉》的最后，費孝通就這樣回應“中國如果是鄉土社會，怎么會有文字的呢？”這個問題。“我的回答是中國社會從基層上看去是鄉土性，中國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層上個發生的。最早的文字是廟堂性的，一直到目前還不是我們鄉下人的東西。”“如果中國社會鄉土性的基層發生了變化，也只有發生了變化之后，文字才能下鄉。”同樣的，在討論“差序格局”，《鄉土中國》也明確指出：“中國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是一種我所謂‘差序格局’，是一個‘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倍紡娬{討論的對象是中國鄉土基層社會?；鶎由鐣饽?？可以作拓展和反思性的思考。

從社會學研究范式而言，《鄉土中國》是從“實地的社區研究”到社區分析的第二步“比較研究”的結果?！氨容^研究”，可以在江村和祿村等中國鄉村之間進行。除了這些基于學術研究有意選擇的中國社會樣本，我相信費孝通少年時代的鄉土記憶和地方志閱讀等也在潛移默化中作比較。費孝通在很多回憶文章中都提到他小學四年級“鄉土志”的課程，他也說過“《江村經濟》，它實際上是一本開弦弓村的鄉土志?！薄多l土中國》第一篇《鄉土本色》講“土”是鄉下人的命根，講土地最高地位的神，最近于人性的神，舉到的例子是“我初次出國，我的奶媽偷偷的把一包用紅紙裹著的東西，塞在我箱子底下”，“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從這種意義上說，《鄉土中國》也是費孝通的返鄉。不僅是知識和學術，也是回歸生命的所來之處，這應該作為研讀《鄉土中國》的重要題中之義。

但是，《鄉土中國》的比較研究，更多的是在鄉土中國和西洋、鄉土中國和城市、鄉土中國和現代社會之間開展的。《鄉土中國》所提煉的中國基層社會不變動的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禮治秩序、長老政治等對應著的是西洋、現代或者城市流動的陌生人社會、團體格局、法治秩序和公民參與政治，這些比較并不是為了作簡單的褒與貶、進步與落后的評判，而是澄清和凸顯鄉土中國的“特具的體系”。

進而言之，考慮到費孝通的教育背景、知識構成、精神圖譜和思想方式等，體現在《鄉土中國》的“比較研究”就不僅僅具有社會學的方法論意義，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看到一個獲得了現代意識和世界視野的知識分子如何思考中國問題，如何在世界看鄉土中國，如何前瞻鄉土重建。

三、“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這一部分說一點和高中語文教育相關的?！多l土中國》分期連載于《世紀評論》?！妒兰o評論》1947年1月創刊，1948年11月停刊，共出92期。雖然《世紀評論》是一份以知識分子讀者為主的周刊，但畢竟不是專業學術刊物，這使得《鄉土中國》有著和一般學術著作不同的當下性和可讀性。費孝通同一時期的《鄉土重建》等也有著類似的特點。費孝通曾經談到這種寫作方式：“我回頭看我所發表的作品，除了幾本調查報告外，沒有寫過大部頭的書。即使像《生育制度》、《鄉土中國》這類需要較長篇幅才能把自己思想發揮清楚的書，我也是長篇短寫，分成許多小題目，一篇一篇地寫成的，有點像現在電視里流行的連續劇。”所以，研討《鄉土中國》固然需要考慮十四個“小題目”之間的邏輯關系，它們的構成畢竟不是一個個沒有關聯性的“短劇”，而是“電視里流行的連續劇”。但“電視里流行的連續劇”又說明彼此之間的關聯并不像大部頭的學術著作那樣邏輯縝密，且“流行”也暗合了“分期連載”的可讀性。

事實上，如果對照十四個小題目在《世紀評論》分期連載的順序，和成書后的《鄉土中國》并不完全一致。顯然，《世紀評論》和《鄉土中國》的讀者有著不同的閱讀順序。不少《鄉土中國》的“導讀”往往刻意強調其內在嚴密的邏輯性。就我的理解而言，鄉土中國的概念和特具的體系是十四個小題目討論的不同主題建構起來的，與其花時間讓學生預先搭建《鄉土中國》“整本書”的邏輯框架，不如首先讓學生逐個理解十四個小題目所討論的主題。

這些主題包括：鄉土社會（《鄉土本色》《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基層社會結構（《差序格局》）、道德體系（《系維著私人的道德》）、基本社群（《家族》《男女有別》）、社會秩序（《禮治秩序》《無訟》）、權力結構（《無為政治》《長老統治》）、鄉土社會的變遷（《血緣和地緣》《名實的分離》《從欲望到需要》）。

看這些主題。十四篇中，前十一篇講中國鄉土社會的“?！?，最后三篇講中國鄉土社會的“變”。首篇《鄉土本色》是鄉土中國的整體印象，其它則是擇其要者，分而論之。這就是《鄉土中國》大的、整體的結構。

具體而言，《鄉土本色》首先指出“土頭土腦的鄉下人”，“他們才是中國社會的基層。”在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啟蒙視野，這曾經被描述為一個庸眾、看客和愚弱的國民群體。費孝通選擇棄醫從社會學的青年時期，應該也是這么看待的。現在，經過了他中國基層社會的實地調查，經過了英美等國的教育和游歷，在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關注到的“鄉下人”是怎么的呢？雖然對中學生而言，理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道路，理解40年代中國社會的現實，理解現實和知識分子的處境以及觀察中國的立場等問題，有相當的難度，但這些問題必須提醒學生注意到。

《鄉土中國》整本書，《鄉土本色》不是一般邏輯意義上的“總說”，而是在時間上和空間中，在人和人、人和地（自然、宇宙等）、人和物、人和神等關系，給鄉下人定位。土生土長，在一個地方生根的土氣。聚村而居，村和村相對孤立和隔膜的鄉氣?？臻g上，很少流動的中國鄉土社會，從時間上，每個人通過“習”的陶煉建立起熟人、熟地、熟物社會。這個時間上的熟習，是文化傳承意義上的。研讀中，會發現《鄉土中國》涉及的基層社會結構、道德體系、基本社群、社會秩序和權力結構等都是從人和人的倫理關系展開討論的。那么，與人和人關系相配適的人和地（自然、宇宙等）、人和物、人和神等關系是怎樣的？《鄉土中國》第一篇《鄉土本色》預留了我們研讀和討論的拓展空間。嚴格意義上，閱讀《鄉土中國》，僅僅為了體會中國社會的鄉土性，認知中國鄉土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難度并不大，根據學生情況，可以在一些可拓展空間上展開研究性和反思性學習。

《鄉土中國》十四篇小題目，有兩個小題目是關于文字下鄉的。沒有這兩篇關于文字下鄉的篇目，直接從鄉土本色進入到差序格局，從文氣上，也是自然無隔的。但如果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倡導和實踐的鄉村建設稍微做一點了解，會清楚文字下鄉是鄉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阿古什認為：“費孝通的農村調查是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小說家、改良派、政治活動家把注意力轉向農村的同時進行的?！边@一點應該沒有疑問。但他同時又認為：“在本世紀的前二十五年，在那些接受了西方的科學與民主、進化論、民族主義、文學革命等觀念的人的著作中，還看不出對農村的興趣。”這個結論可能有問題。20世紀30年代，知識分子“到農村去”確實變得頻繁?！耙痪湃哪耆珖鴱氖锣l村建設運動的團體達六百多個，建設的實驗點、試驗區有一千多處?！钡R分子對農村的興趣具體文學上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時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魯迅及其受魯迅影響的鄉土小說。費孝通不是在靜止的、傳統的、過去的舊鄉村研究中國農民生活和中國生活結構。

而且，費孝通的鄉村調查和鄉土生活研究應該放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到農村去”的思潮中去思考。之所以這樣說，可以從《鄉土中國》找到線索。在《文字下鄉》一開始，費孝通寫到：“鄉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我們當然記得不少提倡鄉村工作的朋友們，把愚和病貧聯結起來去作為中國鄉村的癥候。”而在《差序格局》，同樣是一開始，這樣寫：“在鄉村工作者看來，中國鄉下老最大的毛病是‘私’?！憋@然，這里的愚和私是有所指的。20世紀30年代，晏陽初根據定縣研究的結果，認為農村問題可以用四個字來代表它，“所謂愚、貧、弱、私”。進而，提出“謀解決愚的問題”，需要“從文字及藝術教育著手，使人民認識基本文字，得到求知識的工具，以為接受一切建設事務的準備?！辟M孝通在《鄉土中國》連續兩篇《文字下鄉》和《再論文字下鄉》，表面上討論的是在中國鄉村熟人社會，文字下鄉的可行性，但更重要的是，費孝通在思考大變革時代中國農村問題的癥結、中國農民的出路和中國的未來，是有具體的問題意識和現實指向。

1948年，費孝通發表《評晏陽初〈開發民力建設鄉村〉》，寫到：“并不是否認晏先生的千字課的價值，更不是否定了文字下鄉。而是說，農民并不是從千字課中得到自覺，而是自覺之后才需要識字，才喜歡晏先生的千字課。這個分別很重要，因為農民已經自覺的不單是要識幾個字，他們還要靠自己來糾正這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在這自救運動中他們才需要文字教育?！百M孝通不是一個書齋里的學者，這不僅僅是由社會學學科屬性使然，是研究現實之學問使然。什么是他寫作《鄉土中國》時的中國農村現實？可以通過閱讀他的《鄉土重建》去看費孝通的觀察和認識。關于《鄉土重建》和《鄉土中國》兩本書的關系，費孝通在《鄉土重建》的后記說得很清楚：

這本《鄉土重建》繼續《鄉土中國》，加入《觀察》社的《觀察叢書》。這兩本集子雖則是同時寫的，但性質上卻屬于兩個層次。在《鄉土中國》里，我想勾出一些中國基層社會結構的原則，接下去應當是更具體地把這結構，從各部分的配搭中，描畫出一個棱角。關于這工作，我也在嘗試。就是我在《觀察》周刊所發表過的從“社會結構看中國”那一套，但是牽涉太廣，一時還不能整理出一個樣子。這里所做的其實是第三步工作，就是把這傳統結構配入當前的處境里去看出我們現在身受的種種問題的癥結，然后再提出一些積極性的主張來，希望有助于當前各種問題的解決。

還有一個問題，如果學生有余力，可以提出思考。費孝通《鄉土中國》討論中國社會結構往往參證儒家之說。儒家之說是中國社會本鄉本土生長出的思想，儒家思想和中國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在費孝通看來：

我常覺得我們這位“萬世師表”所企圖的是在規劃出一個社會結構，在這結構中有著各種身份（君臣父子之類），每個人在某種身份中應當怎樣想，怎樣做。社會結構本是人造的，人造的東西都可以是一種藝術。社會也可以是一種藝術。身份安排定當，大家安分地生活下去，人生的興趣就在其中——“吾與點也”。

人生的鵠的若在“游于藝”的話，我們似乎必須有一套社會結構。這結構的創立固然需要合于藝術的原則，大同之境，而人也必須要有安分的精神。這精神就是“禮”。

因此，認識中國鄉村社會結構，除了到中國鄉村去實地調查、研究和提煉，另外一條很重要的路徑就是對中國本鄉本土生長出的思想的“熟習”，當然這種“熟習”不僅僅指類似儒家之說的典籍，還因包括那些自傳統而來沿襲至今，依然在起作用的生活方式、儀式等等。中國現代進程已經經歷了一百余年，今天我們研讀《鄉土中國》，理解也許已經作為傳統的中國鄉土社會，其意義是在建立生命個體和傳統的精神聯系，也就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反復提到的“習”。

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地區發展不平衡，客觀上存在著現代化進程的時間差。費孝通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意識到江村和祿村的地方性差異，今天依然存在。《鄉土中國》的中國社會結構，在一些都市和大城市早已經過去的，在有些偏遠和現代化程度不高的地區，可能是正在經驗到、正在起作用的。因此，不同地區，城市和鄉村的學生閱讀《鄉土中國》感受是有差異的。也正因為如此，指導學生研讀《鄉土中國》應該有不同的進入路徑。生活在都市和大城市的學生，“城”是《鄉土中國》的“鄉”的對比項，閱讀《鄉土中國》是以城觀鄉。而生活在鄉鎮的學生，有的可能，在鄉讀鄉；有的則可能，正在經歷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指導生活在鄉鎮的學生研讀《鄉土中國》，可以結合類似費孝通少年時代“鄉土志”的校本課程的建設。無論怎么教怎么讀，最終都是“文化自覺”。這種“文化自覺”，在費孝通看來：“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堅守傳統’?！币虼?，今天我們讀《鄉土中國》不是簡單地為了知識增量，而是文化自覺。而當《鄉土中國》出現在高中國家教材，則意味著少年文化自覺的期許。

四、“未經‘國定’的一冊公民讀本”

1924年，費孝通在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少年》雜志的《少年文藝》發表作品，后來還寫過一些童話，如其所言：“雖沒有走上文藝這條路，但早年的寫作卻養成了我寫雜文的愛好。”20世紀40年代是費孝通學術生涯的黃金期，他的重要作品《祿村農田》《生育制度》《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美國人的性格》等均出版于這一時期。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他大量撰寫和發表時評、政論和隨筆，并在《生活導報》《觀察》《大公報》《世紀評論》等報刊連載“旅美寄言”、“從社會結構看中國”、“鄉土復員論”、“爐邊天下”和“雜話鄉土社會”等系列。其中，《鄉土中國》就是由“雜話鄉土社會”整理成書出版。

自《新青年》“隨感錄”開始，報刊不但開拓了現代知識分子的思想空間，也發育出知識分子與普通讀者交流和對話的新文體。這種新文體，我們將它命名為隨感、雜感、雜文、隨筆和小品文等，也包括費孝通的“雜話”。但是，無論如何命名，借助現代報刊等傳媒，面向普通讀者交際和傳播的公共性是這類文字的共同屬性。它既區別傳統的文章、散文和小品文，也不完全是現代意義的文學性散文。研討《鄉土中國》的文體不能離開其《世紀評論》連續刊載所具有的傳媒屬性和公共性。具體到“雜話”，不獨費孝通，現代以來，“雜話”在文題上使用也很普遍，比如梁啟超的《治國學雜話》、梁遇春的《文藝雜話》、阿英的《〈金瓶梅〉雜話》、周作人的《歌謠雜話》《文藝批評雜話》、范長江的《港戰雜話》等等。研究這些以“雜話”來命名的文字，雖然談的往往是專門或者嚴肅的話題，但“雜”在不拘一格的自由言說。

因此，從文體角度的看，“雜話”的“雜”，和散文的“散”、隨筆的“隨”、雜文的“雜”，應該是一個意思，都是強調寫作態度和文體的自由。也有“雜話”而成書的，比如就在《雜話鄉土社會》連載的1947年，12月，朱自清談新詩的《新詩雜話》正式出版?！缎略婋s話》的體量和《鄉土中國》差不多，一共十五篇。朱自清在《新詩雜話》的序里稱：“本書里雖然每篇可以自成一單元，但就全書而論，也不是系統的著作。因為原來只打算寫一些隨筆?！薄安皇窍到y的著作”是朱自清的謙虛之言。時至今日，《新詩雜話》仍然不是為中國現代談新詩的代表著作?！半s話”是文體的文學屬性，并不影響雜話經過編輯而成為“系統的著作”。從《世紀評論》連載的“雜話鄉土社會”到《鄉土中國》，就是這種編輯的結果，但具體十四篇的每一篇雜話而言，卻保留了其隨筆式“雜話”的文學性。

“雜話”式的學術著作，拆開來見諸于報刊，面向大眾讀者。因此，我傾向于認為費孝通《鄉土中國》的“雜話”從文體歸屬上是棲生在現代報刊的隨感、雜感、雜文、隨筆和小品文等。曹聚仁《文壇五十年》也是將費孝通放在小品散文論，他認為：

若以內容為主，而采取散文小品形式來寫成的，則有王昆侖（太愚）的《紅樓夢人物論》，馮友蘭的《新世訓》，和費孝通的《民主、憲法、人權》，從內容說，這都是傳世之作，從形式說，也可說是有了蒙旦散文的風格。其間，我們可以說：馮氏的散文謹嚴，王氏的散文暢達，費氏的散文“深入淺出，意遠言簡，匠心別見，趣味盎然”。都為其他文藝作家所不能及的，雖說他們都不以文藝作家見稱。

《民主、憲法、人權》，1946年由生活書店出版，也是先在報刊發表，然后結集出版。曹聚仁這里對費孝通的評價來自潘光旦《民主、憲法、人權》所作的序言。潘光旦稱這本書是“未經‘國定’的一冊公民讀本”?！多l土中國》又何嘗不是這樣的“公民讀本”？

現代人談這種報刊文字，從思想、筆法和表達等方面論之：“思想在小品文里面一向是占很重要的位置”；（梁遇春：《〈小品文續讀〉序》）“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周作人：《〈燕知草〉跋》）取法英國隨筆，寫法“漂亮和縝密”；（魯迅：《小品文的危機》）“態度的親切和談話的風趣”。（朱自清：《〈談美〉序》從上面這些指標來衡量，《鄉土中國》這樣的“雜話”，在知識、趣味、思想、筆法等方面確實是這個現代小品文脈傳統的經典之作。費孝通也許沒有刻意要成為一個文體家，但做怎么的學術文章，費孝通有自己的理解，他說過：

我從青年時代就愛好寫作，并養成了以文字率直表達自己思想的習慣和風格。實質上我并不打算劃清學術和生活的界線。

由于我對學術論文和帶一點散文性的筆記，甚至社會來往中所寫的便條和書信等等都不加以嚴格區別和分類，我總是隨筆成記，順思成文。

費孝通下面的這段話，對于反思今天的學術論文標準也許是有啟示的，費孝通說：

其實懷疑我那些作品能不能進學術廟堂的，并非今日始有。原因是像我這樣“做學問”的人在中國歷來是不多的。一不善于引經據典，排列數字，二沒有深奧難懂的行話專詞，三不說教立說。我主張要寫看得到的事實，多想想這些事實的意義，有什么體會就說什么體會。所以我下筆不講求形式，也不愿受格律限制。這些使道貌岸然的學者看不入眼是可以理解的。

看今天的學術界，有多少學術著作可作“公民讀本”？無論哪個學科，能寫費孝通“雜話”的人越來越少，接納“雜話”作為學術論文的學術空間也越來越逼仄。如果看費孝通同時代的學者，卻是大多數都能夠這樣“隨筆成記，順思成文”。這不只是一種文風，更意味學術研究的自由思想和表達。這才是最值得珍惜的學術遺產。這或許是今天我們讀《鄉土中國》最重要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