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上海街頭，空氣中彌漫著悶熱的氣息。前一天下午，作家劉亮程從新疆來到上海，這個城市正逢今年梅雨季的最后一場瓢潑大雨。

“這樣的雨要是下在我們那兒，農作物就有福了。”劉亮程說道，這個季節，在他居住的村莊，正是地里麥子灌漿、抽穗的時候。

短短幾句話，眼前的這位新疆作家，就和《一個人的村莊》里的“我”重疊了。

這一次來上海，劉亮程是參加新作《長命》在《收獲》的首發活動。這部作品是劉亮程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寫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即將由譯林出版社推出單行本。

上海和新疆有著兩個小時的時差。抵達的頭一晚，他還是按新疆的時間去睡覺，但早上又得按上海的時間醒來。“沒辦法，天亮了，你得跟著它走。”他略顯疲憊，接下來的話明顯歡快了一點，“但我只是在這住兩天就回去了。我還得回到村里面去生活。”

劉亮程在上海朵云書院戲劇店接受澎湃新聞·文學花邊獨家專訪。攝影：周澤洋

“我只記住那些高興的事”

1962年，劉亮程在新疆古爾班通古特沙漠邊緣的一個小村莊出生。30歲那年，他辭去沙灣縣城郊鄉農機管理員的工作，孤身一人來到烏魯木齊打工。

那時候的劉亮程，困惑，迷茫，不知道未來在哪里。當時農機站只有三個人，他是會計，站長只比他年長幾歲。他算了算，這樣工作下去，得熬到60歲才可能當上站長。他索性出來了，去烏魯木齊的一家報社打工，閑暇時寫寫散文。他是用給報紙拉廣告的提成，在烏魯木齊買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在40歲之前，他寫出了成名作《一個人的村莊》，這本散文引起了很大的轟動。“但對于我來說，寫完就完了。仿佛那一本書把我一輩子的散文都寫完了。”劉亮程告訴我，他開始寫小說，但是也處在恍惚期，“因為寫作本身不能養活你，至少在那個年代不能，我還要干別的。”

他想到了創業，做生意。2003年，他用《一個人的村莊》帶來的六萬塊稿費和一群朋友合開了間酒吧，取名就叫“一個人的村莊”。這個酒吧才開了半年就倒閉了。說起這段鮮少提及的往事，劉亮程自己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我經常會把人生中的失敗忘掉，只記住那些高興的事。”

能讓劉亮程高興的事有不少：打牌、喝酒、游玩，還有勞動。在村里，打鐵、鋸木、壘墻、編織……那些手藝人的活，他都會干。因為父親是中醫，他兒時還懵懵懂懂地學會了把脈，不時翻翻家里的老醫書。他覺得，那些書里藏著他遲早會得的病和遲早會用的方子。

“所以寫作于我不是職業，它是階段性的事情。”他說，但大半輩子下來，干了這么多活，寫作也從沒被放棄，“如果一件事這么多年你都沒停下來，那它就是你必須去做的事，是吧。”

“現實中的一棵樹”

50歲時，劉亮程又從城市回到了鄉村。

他在新疆木壘英格堡鄉遇到了村莊菜籽溝。這個村莊給他的第一眼感覺，就像到了時間盡頭——那些人把所有房子住舊，房子也把人住老。但他喜歡這個村莊的“老”和“舊”。他帶著母親、夫人和兄弟在這安家，還把村里一所六七十年的老學校做成了木壘書院。書院院子很大，但不安燈，到了晚上，漫天都是繁星。

他喜歡這個地方。如果寫作絆住了，他會停下來，回到現實中。他會拿起鋸子去鋸木頭，或者在一棵樹下乘涼。他會想到自己寫的那些樹在文字中生長，但現實中也有一棵樹可以讓他靠著。它讓一個作家不至于太虛無。

就是在這個地方，劉亮程寫出了于他而言意義非常的三部長篇小說：《捎話》、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本巴》，以及新作《長命》。

“我在這個地方，讓自己的小說變得成熟起來了。”劉亮程說，如果住在城市，他可能更多會關注眼前的、身邊的，但住在村里，他會關注遙遠的、過去的。

新作《長命》的故事原型也是他在菜籽溝獲得的。“我一般不跟村里面的人交往，但是我夫人喜歡。她和同齡的村里婦女經常聚在一起拍抖音。女人愛講故事，她們說起話來，能把家里的事兒說個底朝天。”劉亮程笑道，“有一次她回來說，說有家人早幾年祖墳被水沖了，沖出了一本家譜。看了家譜才知道他們老家在130多年前被滅族，只有一個母親帶著一個小男孩逃出來。他們逃到我們這個地方，經過了一百多年，又繁衍成一個家族。”

這樣的故事聽起來就驚心動魄，但它對于劉亮程來說也僅僅是一個家族故事。他把它在心里放著，慢慢去養，直到有一天，他腦海中出現了一個能看見靈魂世界的神婆。他知道這個小說養成了。

“我理解的人世有兩層的。一層是我們活著的人。一層是已經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但依然以某種方式活著的人。他們支撐著我們，他們叫：祖先。”

“老家惦記著她的每一個兒子”

祖先，是劉亮程對生命的理解。

1960年，他的父母因為饑荒從甘肅來到新疆，后來父親早逝，被埋在了瑪納斯河邊上。劉亮程一直以為甘肅的老家就是父親的老家，和他自己沒多大關系，直到2000年，他陪著母親回了趟甘肅老家。

“那是我母親離開甘肅40多年后，第一次回去。”劉亮程回憶道，那次他在叔叔的引導下給劉氏先祖上香、磕頭。印象最深的是給祖先上墳時，叔叔指著爺爺的墳說，這是你爺爺的，后面是你父親的，你爺爺就你父親一個獨子，逃荒把命丟在新疆，但墳還是給他起了。接著叔叔指著父親墳堆后面的空地說，這塊地就是留給你們的。

聽到這句話，劉亮程的頭發瞬間豎了起來。“老家用這種方式，比如祖墳，比如家譜，惦記著她的每一個兒子。它從根上把人的生命跟祖先的生命和子孫的生命連接在一起。”

“當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劉亮程也注意到，現在的年輕人對祖先、宗族已然淡漠，“但至少我這一代人和紙上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它是一種活法。這種活法就是子孫萬代的活法。傳宗接代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在他看來，“我從哪來，到哪去”是西方的哲學問題，中國人沒有這樣的問題，因為中國人從來都知道自己來自祖先，還歸入祖先。那么中間還有一個問題——“我是誰”。“我是我爺爺的孫子，是我父親的兒子，是我兒子的父親，是我孫子的爺爺。在這樣一個生命鏈條中，我們的文化把我們的今生來世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劉亮程告訴我，年輕時他對生兒育女也沒有執念，只有一個女兒。女兒考上大學，很早就出去了，如今在北京生活，有時會把外孫女送到外公外婆這來。

“我對我外孫女特別有耐心，可能也是把對女兒欠缺的陪伴補償到外孫女這了。”

“到了60歲才知道命是什么”

和其他村莊相似，菜籽溝也是老人多。村里仿佛只有喪事，沒有喜事，老人走著走著，就走到后山坡去。

我問劉亮程，在這樣的環境里，會不會覺得變老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他說不會，因為他60歲，村里還有老人80歲、90歲。他的母親今年86歲，身體硬朗，還會畫畫。“你看到這些80歲的人還在干活，你就覺得你的生命是有希望的。”

他反倒是年輕時對年齡有一種恐懼感，害怕自己活不到老年，“因為我父親37歲時不在了，他沒有老年。我活著活著，活得比我父親大了，我成了我的父親，我有這種感覺。”

他說，每一年，每一天，其實對生命來說都是安全島。一個人活到30歲，就證明生命安全地到達了30歲，還有望活到40歲。“我現在看到那些80歲老人，都覺得替他們感到幸福。不管他們過著怎樣的生活，但是他們活到了80歲，這多不容易，多幸福。生命并不是一個越老越可怕的過程，它是一個越老越幸福的過程。”

那么，現在的他，會有恐懼的事嗎？

“住在鄉下的大院子，半夜偶爾醒來，聽到外面有動靜，也會想象著誰來了。”他說，小時候聽這些聲音，覺得聲音中藏著人。后來長大了，知道這些聲音就是風吹樹葉，貓狗走動。但老了，他又會漸漸相信，早年聽到那些聲音中，確實有東西藏在其中。

這樣的聲音，被他寫進了《長命》。

劉亮程告訴我，《長命》是他想寫也必將寫出的一本書，也是他只有在60歲這個年齡才能寫出來的作品。“到了這個年齡，你才知道命是什么。你才能感到有些東西在迫近了。你會隱隱約約會聽到鐘聲，聽到召喚。這種召喚來自生命深處，來自祖先，來自我們千百年來建立的生命文化。”

“文學面對的是消失的世界”

這些年，劉亮程的寫作總有一個主題——夢。

從小到大，他經常夢到被人追逐，他經常在夢中感到害怕。而他筆下的文字，也在營造著一場又一場夢。

“我一直說文學寫作是做夢的藝術。當一種生活遠去，眼看就要變成夢的時候，文學寫作就開始了。”他告訴我，文學面對的是消失的世界，是人類的往事，“那個世界，一片一片的生活遠去了，沉寂了，悄無聲息了，就要被塵埃埋沒了。一個寫作者孤身回去，去把曾經世界上有的和沒有的全部喚起，重新再活一遍。”

當他寫作時，他走進了一個空的世界，他賦予了那些人物靈魂、命運。當然，所有生命在他的文字中都被工工整整地供奉著。“我不會隨隨便便地去處理他們，你復活一個人物，你要給他命運，給他尊嚴，讓他莊重地去渡自己的身，去赴自己的死。”

他想文學與現實可能是這樣一種關系：不甘于讓生活“就這樣”，文學要“再來一次”。他想在自己還活著，還有激情、有想象的時候，給自己和眾生創作一條道路，回去的道路，再生的道路，永生的道路。

“所以文學是在給現實續命。”劉亮程說，“當然，作家寫的所有東西都是為自己寫的。心中有驚恐，他的文字便有驚恐。心中有溫暖，他的文字就春暖花開。心中有寒冷，這種寒冷也會在他的文字中結出一層寒霜來。寫到極致處，文字的樣子就是靈魂的模樣，這是無法修飾的，也不必修飾。”